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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

更新时间:2012-05-26 11:16:10
作者: 李放春  

  

  摘要:青年毛泽东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本文要考察的就是北方土改中的“翻心”实践。一方面,“翻心”固然是革命政党为了运动的“轰轰烈烈”而运用的动员策略;另一方面,“翻心”也可谓是一次面向普通农民的革命教化(以启发个体“自觉”为宗旨)实践。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分析上是可区分的,而后者的历史意义则更为深远,也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方面。

  

  一、引子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一封信》(1917年)

  通常人们认为,1946年至1948年间北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为“北方土改”)是内战环境下共产党与农民(特别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贫雇农”)之间的利益交换过程,即土改让广大贫苦农民获得经济利益(土地、房屋、浮财等),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他们的政治支持,并最终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种观点有相当的经验基础。共产党在理念上明确认为闹革命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而在土改中阶级斗争的经济“果实”(或所谓革命的“油水”)也是运动的领导者与参与者共同关注的实质性问题。

  作为一种历史因果假说,利益交换论在逻辑上简洁明了而又似乎很有说服力。实际上,此类看法土改运动初期时就已在解放区的地主中流传。1946年陕甘宁边区试办公债征购土地,陕北就有地主议论:“内战非打不可了,共产党分配土地是为了收买农民,支持战争。”① 当时,国统区的知识阶层中也有不少人持类似看法。相比而言,晚近仍持此论的研究者在学术修辞上虽有所完善,分析上也更为深入,但在基本认识上则无实质不同。

  然而,历史地来看,土改期间共产党与农民的互动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政治过程,往往并不像利益论者想当然认为的那样简单。一方面,中共各级领导层的确强调满足贫雇农的经济要求,但在战略上也始终对土改的政治与思想“果实”高度重视。这正是共产党放弃“和平土改”而要开展“阶级斗争”(不等于是无原则地鼓动暴力土改)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从农民(让我们暂时忽略其内部构成的复杂性)这方面来看,物质利益也只是参与“阶级斗争”的必要前提,而远未构成充分条件。事实上,不少普通农民对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方案一度不支持乃至相当排斥,土改中频繁出现的农民拒绝要地或退地的举动就是明证。风险顾虑(当时叫“变天”思想)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②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的公开报道或内部报告也不时地传出诸如“翻身是亏良心”之类的历史“杂音”,而它们的制造者——即那些在阶级斗争中一度表现消极的农民——则常被描述为思想“顽固”、“落后”。③ 例如,1947年夏,一位中共高级官员曾在讲话中针对晋西北老区土改的情况抱怨道:“政府将土地给予农民是很简单的事,但有些思想顽固的农民就拒绝接受分给他的土地。”④ 看来,土改的过程并非“收买”二字能言明。在经济利益与政治拥护之间,还隔着一层不容忽视的“心”事。

  “翻身了吗?”——韩丁关于晋东南一个村庄土改的经典叙述中提到,土地等斗争“果实”分配完毕后,这一新的问候语一度取代了人们见面时挂在嘴边的客套话“吃了吗?”。⑤ 北方土改也被称为“翻身”运动。“翻身”并不仅指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物质利益(土地等生产及生活资料),而且意味着他们“进入一个新世界”。然而,农民的“良心”(及“命由天定”等)思想却构成了“翻身”的“障碍”。如果置放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来看,可以说“翻身”并非一个“利”到渠成的简单交换过程,而也是一个关乎“义”(亦即农民看重的“理”)的复杂沟通过程。革命需要一种新的“义利之说”来证成自身,教化民众。⑥ 新的世界观能否真正为广大贫苦民众接受,影响到他们能否积极地进入“新世界”,可谓是攸关革命成败的大事。正因如此,土改中如何启发与提高群众“觉悟”就成了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的重要一环。围绕这个焦点而展开的言说及权力实践正是本文所要考察的问题。

  在现代革命话语中,“阶级觉悟”是“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关键。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这个“自在阶级”,其主体则是常被认为“觉悟很差”的广大农民;而“良心”、“天”、“命”等思想正是农民缺乏“觉悟”的具体表现。于是,政党在共产革命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活跃的启蒙者、领导者的角色。一方面,共产党人抱持群众自求解放的革命信条;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一味“消极等待”,而是竭尽所能“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积极引导与启发广大农民的“历史自觉”。

  1946年初,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社论认为,上年秋冬以来,各解放区发动群众的工作有相当收获。特别是华北、华中广大新区,群众针对汉奸、特务的控诉清算运动先后展开。然而,解放区的群众运动“无论从规模或深度来看,都还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与群众的要求”。社论特别指出:

  要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唯有脚踏实地,从群众的当前的最迫切的要求出发,耐心地克服群众中的各种疑虑,启发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帮助群众对政策的了解,培养群众积极分子,经过民主方式成立和巩固群众自己的组织,用群众力量来解决群众自己的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运动。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标准,不单看群众得到多少经济利益,而主要的要看群众在争取这些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已经产生了主人翁的自觉,是否相信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是否产生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群众自己的领袖。⑦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段指示将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主要标准设定在“主人翁的自觉”,而非物质利益的满足。社论中提到的克服疑虑、启发情绪、提高觉悟等一系列关键词也表明,共产党人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对所谓“精神的东西”高度重视。⑧

  在北方土改期间,围绕“觉悟”(或“主人翁的自觉”)问题,曾出现过一个生动的说法:“翻心”。这个与“翻身”对应的历史性表述,可谓一语道出了革命之“心”事。它非常明了地传达出中国革命试图彻底重构普通民众心灵世界的意味。“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青年毛泽东写下的这句豪言(其时尚未接触马克思主义),已清晰地预示了后来由他领导的共产革命的一个重大趋向。北方土改就是一场“动天下之心”的运动,亦可谓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⑨ 在贯彻执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过程中,不时传出“欲翻身必先翻心”、“刨树要刨根,翻身要翻心”的领导号召或群众要求。⑩ 不难看出,诸如此类的革命言说中贯穿的仍是儒家传统的身心观(所谓“心者,身之所主也”)。无论是正心(而修身)还是翻心(而翻身),都明白无误地凸显着“心”的重要。就此而言,以激进的反传统面目出现的中国革命,其话语结构的深层却仍旧延承着传统的“心学”义理。

  本文要考察的就是北方土改中的“翻心”实践。一方面,“翻心”固然是革命政党为了运动的“轰轰烈烈”而运用的动员策略;另一方面,“翻心”也可谓是一次面向普通农民的革命教化(以启发个体“自觉”为宗旨)实践。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在分析上是可区分的,而后者的历史意义则更为深远,也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方面。

  “翻心”实践把我们引向了利益交换之外的革命教化问题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复杂权力实践。本文的主要研究意图不是为了否证利益交换论,而是试图探讨一些被此种视角遮蔽了的重要问题:在中共治下解放区的这场社会革命中,围绕“心”(或“思想”)而展开的教化性权力是怎样运作的?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的具体途径又是什么?它采用了什么策略?它造成了怎样的自我效果?等等。此外,在何种意义上而言,“翻心”实践的内在文化逻辑是“中国特色的”?关于“翻心”的话语—历史考察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革命现代性之内涵有何意义?

  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首先介绍“翻心”的来历、言说及地方实践,然后从考察“翻心”所针对的农民“思想障碍”入手,引出以思想发动与思想领导为内容的权力实践。接下来,以“苦”这一生活体验——革命话语与教化权力的主要着力点——为轴心,本文着重考察权力行使的两种重要方式:即“诉苦”(与“解苦”)实践及其造成的自我效果;“访苦”(与“引苦”)实践及其展示的权力特征。最后,在考察“翻心”实践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些重要特征进行简短的探讨。

  

  二、“心”上的革命

  

  刨树要刨根,翻身要翻心。——(晋西北)临县南庄农民(1947年)

  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庄户主还没有翻心啦!”——当暖水屯的农民在地主婆姨的眼泪前不要地契了,丁玲笔下的村党支部书记张裕民如此评论道。(11) 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丁玲赴晋察冀边区参加土改,并创作了展现土改中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翻心”正是在这一期间逐渐流行开来的新名词。(12)

  (一)“翻心”小考

  就笔者目前接触到的史料所示,“翻心”可能是晋察冀边区的冀中等地流传出的说法。

  1946年10月下旬,《冀中导报》刊登了冀中九分区十个示范村土改的经验介绍。九地委指出:“因耕者有其田是一新的工作,群、干对此多很模糊,……故工作一开始,首先要打破群众思想上的障碍,启发阶级觉悟,让其翻心”。(13) 不久,冀中区党委在关于土改第一阶段的经验介绍中更为明确地提出:“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14) 区党委还指出:“发动群众的标志,是群众不仅从经济上得到利益,而且要有主人翁的自觉。反对单纯经济观点,认为得了土地就行。”

  除冀中以外,冀晋分区也有类似说法。例如,《晋察冀日报》介绍阜平五区沙窊村土改时提到,1946年成立的冬学中进行了土改教育,使农民了解“被恶霸地主欺压剥削的道理”。通过反省与回忆,农民“觉醒了”,“翻了心”。(15)

  1947年3月21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深入贯彻土地改革》,响应中央此前刚刚传达的毛泽东关于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指示,批评地方上土改进行地尚不彻底。不过,该社论将“不彻底”表述为“没有翻透”,而且把“翻透心”提升为问题的关键。

  “翻心”的说法在晋察冀以外的其它地区也流传开来。当然,“翻心”的实践未必始自晋察冀。只不过,各解放区先后出现的类似实践往往冠以带有地区风格的名称,如“思想翻身”(太行)、“回忆反省”(晋绥)、“刷脑筋”(冀鲁)、“交心”(辽吉)等等。

  (二)“心”与“思想”

  就本文而言,值得关注的还有从“翻身”衍生出来的“思想翻身”这一说法。古人言“心”,而不谈“思想”。进入20世纪后,“思想”这一晚出的范畴则逐步取代了“心”的言说地位。在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中,“思想”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范畴。显然,“思想翻身”是革命在北方乡村扎根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今、古结合的说法。此外,围绕“思想”还形成了“思想发动”、“思想领导”、“思想解放”等重要表述。不过,相对于兼具“情”、“理”的“心”而言,“思想”的现代内涵似乎专重于认知层面,而剔除了情感的成分。就此而言,“思想翻身”这一表述较之“翻心”少了一层“情”的意味。然而,恰如“道始于情”之古训所言,思想的“觉悟”实际上往往必须建立在“情”动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在后文将考察的访苦、诉苦等实践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另外,在广大农村地区,“心”无疑是远比“思想”更为贴近生活的范畴。与“翻身”相对应,“翻心”较之“思想翻身”似乎也更为简洁明了。在申明以上两点的前提下,本文在分析中循史料而兼采“心”与“思想”两个范畴,不做刻意区分。

  不论是冠以“翻心”还是“思想翻身”,其实践都突出了“心”或“思想”对于革命行动的重要性。

  在这方面,晋冀鲁豫边区是一个突出的典型。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前夕,晋冀鲁豫中央局总结了边区一年来的土改情况以及经验教训。其中着重强调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把围绕“思想”的政治工作摆在首要位置。而在该区一年多来的土改进程中,也始终注意了“翻身同时翻心”、“思想翻身换脑筋”。(16)

  (三)“思想翻身”:太行经验

  晋冀鲁豫经验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早在减租减息时期,太行分区等地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注重“思想”的运动经验。

  1942年,太行开展了“双减”运动。嗣后经过调查,发现解决减租“不彻底”。由于未注重对农民的思想发动,结果普遍出现明减暗不减、地主以各种方式退佃等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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