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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什科维奇:社会转型中的冲突、社会协定与民主发展

更新时间:2012-05-18 14:15:34
作者: 格雷什科维奇  

  

  分析家们试图对正出现于东欧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提出一种完整的概念性分析。在转型过程的动力机制及结果方面,他们面临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已被某些研究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学者充分表达出来,而他们中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的是邦斯和乔纳迪。

  更多地了解未完成和未巩固的民主化进程的方法之一是观察和研究民主体制下的活动因子。他们在全球性的制度化政治体系中展开活动、进行争斗并相互竟争。在一些特殊时刻—比如选举或者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时期,事件与行动的烈度增强,政治舞台上的争夺白热化,而且参与者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与日常显而易见的情形相比,在这样的时期,他们的反应可以更多地显示出他们的目的、资源和战略,以及体制本身的适应性、弹性和可持久性。毫无疑问,社会协定的达成就构成了上面所说的那种有意义的时期。

  为说明实际运作中的匈牙利民主体制,我决定去研究1992年的社会协定。我的研究部分地受到悉尼•塔洛下述这一说法的启发:“东欧最近一轮的运动尚未结束,但已存在着这样的危险:随着运动的领袖们开始拥有实际的经验,运动将失去其宝贵的活动手段,而且短暂的群众性政治行动也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或者有选择的回忆之中。东欧最近的运动给研究集体行动的专家提出一个重要的挑战。”

  我开始时将考察政府在1992年秋天选择采取紧缩措施时的经济形势与政策环境。之后,我将分析因紧缩措施而产生的困难局面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冲突。基于我在第五章中所提出的框架,我发现了对拟议中改革的几种不同威胁—即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试图用以阻止或改变调整政策的经济和政治手段。我也将介绍领导抗议的组织并评估它们的势力与政治能量。

  下面我描述一下由政府、劳工与企业在1992年11月21日所达成的三方协定。分析的重点在于,发现谈判中所提出的不同利益要求,以及由此而达成的协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改变了原有政策和补偿方案的。在解释谁得到了补偿以及补偿采取何种形式时,我是以第八章所详细介绍的分析框架为基础的。我接着对协定的后果给予评估,并集中关注其受益者和受损者在此之后的反应与策略。

  最后,我会研究有关社会协定的国际文献中的一些资料。我将以所提到的案例为根据,并将特别注意匈牙利民主体制的一些独有特征。基于此,我还会考察由卡洛斯•I•阿库尼亚和威廉•史密斯针对拉丁美洲的情况而提出的有关民主体制的分类学,并研究它是否促进了人们对匈牙利民主化事业的理解。反过来,我也会评估作为例证的匈牙利是如何验证这一分类学并因此而丰富它的经验内容的。

  

  经济形势与政策环境

  

  1992年在匈牙利后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史上是最糟糕的年份之一。它是宏观经济指标显示经济受到毁灭性打击的连续第三个年头。持续存在的深度衰退已经造成了创纪录的预算赤字。高企的通货膨胀、下滑的投资、急剧增多的失业以及快速的贫困化都是与转型式衰退相关的社会危害的标志。甚至更为糟糕的是,人们依然看不到经济表现的改善。匈牙利的经济远远不是“在喘一口气”,而是在与结构性危机所立即导致的严重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搏斗。

  政治紧张气氛也很浓重。伊什特万,丘尔卡是当时一个主要的联盟政党—匈牙利民主论坛的副主席。从他在1992年8月发布一份政治小册子开始,匈牙利民主论坛内部的日渐扩大的分歧就显现出来。在9月和11月,下述事态都表明政治环境处于白热化状态:右翼及社会一自由派的群众性示威、极端分子与政府对被指控为是支持反对派的大众媒体的不停攻击以及针对匈牙利总统的法西斯式煽动宣传。另外,丘尔卡及其追随者以越来越前后一致的言辞呼吁对政府政策进行根本的改变。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敦促解除与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家金融黑帮”“勾结的内部代理人”的权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指在最近几年强制推行了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致使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匈牙利民主论坛内的极端分子日益公开地威胁围绕在财政部长米哈伊•库保周围的改革派技术官僚。

  而且,到1992年初秋,匈牙利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在面临一项有政治风险的事业。高额的预算赤字必须根据国际金融组织批准的指导原则予以削减,以维持该国的信誉以及匈牙利政府作为坚定的改革者的形象。在财政部长于1992年夏季从华盛顿回国后,他宣布将否决任何可能致使1993年预算严重失衡的要求或压力。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催促下,匈牙利财政部详细提出一套紧缩方案,该方案集中关注预算的收人方面,并以增值税改革作为其核心内容。

  根据使匈牙利的体制符合欧共体做法的需要,改革的焦点在于引入一个两级增值税体系:将增值税率合理地定在8%和25%,并以此替换以前的税率。计划中的税务改革也将取消许多税收减免措施,比如对房屋建设与改造的税收减免,并同时提高某些消费税。与用以增加税收收入的调整连带进行的还有数额相对较小但敏感的支出削减:将公共机构的运营和工资成本全面冻结在1992年的水平;大幅减少对就业计划的财政资助;对匈牙利铁路部门的劳动成本进行紧急调整—这意味着要解雇两万名员丁并削减铁路部门提供给其员工的社会服务;以及将给予小孩的家庭补贴冻结在1992年的水平。

  毫无疑义的是,政策制定者将必须回答这一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谁应该承担这些政策的负担。因而,从一开始的时候,改革方案就提出一整套的补偿措施,以避免针对调整措施的社会性后果的潜在政治抗议。该计划提供了在下面几种措施中做出选择的机会:增加对有孩子家庭的个人所得税补贴;根据不同的预算来源,直接按照小孩的数量提高家庭补贴;维持支持住宅建造与改造的税收补贴;或者将上述措施与其他补偿措施合理地结合在一起。

  

  抗议的形式

  

  尽管有这些补偿承诺,在紧缩计划宜布之后还是发生了广泛的抗议浪潮。在与财政部的谈判于1992年10月22日失败后,一群人开始在省会城市比奇凯进行绝食罢工。罢工的协调者是一个叫做“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联盟”的公民组织。六个最初的罢工绝食者要求撤销增值税改革计划,并要求基本食品、药品和家用能源继续免于税负。

  从一开始,抗议就得到几个公民组织的支持,像群众代表独立联盟、保护失业者利益联盟、法律保护联盟、社会议院和罗马议会。许多其他的公民一与政治组织随后也加人支持者与同情者的队伍,包括匈牙利工会全国联合会之领取养老金人士分部、独立工会民主联盟在鲍索德一阿鲍吉一热目普伦县的机构、匈牙利工会全国联合会之钢铁工人分部、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自由公民联盟—创业人士党、匈牙利纳税人协会以及匈牙利社会主义党。

  绝食罢工很快传遍全国。同时绝食罢工的人以及准备在必要时加人或取代他们的人迅速增加到几十,然后到几百。受绝食罢工运动影响的地区越来越多,包括首都以及乡间大大小小的城镇和村落。随着运动的发展,其要求也更加具体。绝食罢工者找出二十种基本的食品种类,并要求在1993年对这些食品征收的增值税为零。另外,他们多次要求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以及对他们运动的更准确且没有歪曲的报道。开始的时候,媒体对绝食罢工的处理很谨慎,而某些印刷媒体甚至对其有敌意。’

  抗议的声势也变得更大了。在谈到某些部门与地方工会组织的充满同情的声明时,绝食罢工者威胁政府可能会发生食物骚乱,而与骚乱相连的还有战略性工业部门同时举行的示威和罢工。绝食罢工者在独立与左倾的印刷媒体中获得更多的同情。

  对匈牙利公民社会最近情况的简要介绍可能有助于对绝食罢工的组织者和支持者的说明。就在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前后,公民社团和组织的数量与类型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大部分这类组织的合法性与代表性都令人怀疑,而且政府、政党和工会都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它们(工会自己也在与因它们自身转型而产生的类似问题斗争)。许多支持1992年民众抗议行动的组织也有同样的合法性与支持度不足的问题,而这种不足是整个民间社会的特征。就此来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联盟”也不是完全例外的,但是有一点除外,即他们的下述做法显示他们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策划和发动绝食罢工、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协调罢工、在部分地抱有敌意的媒体中为绝食罢工赢得公众的注意。

  “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联盟”成立于1991年8月底。由于其最为知名的领袖费伦茨•范伦斯克,它被当作是“聚集失望的匈牙利民主论坛成员”的组织。这些人中包括匈牙利民主论坛的一名前议员,他认为全国性的领袖们对社会缺乏敏感。因此,“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联盟”的任务就是解决匈牙利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匈牙利红十字会为该机构提供了一个办公室。它虽然既不要求缴纳会员费,也不提高会员卡,却宣称拥有一个注册会员群。可是,在绝食罢工之前,“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联盟”偶尔的行动是以很小的一群核心活动者为基础的。它主要从事制作与分发有关匈牙利贫困状况的印刷资料和小册子,并试图从企业界募集资金—可以想见,不会有什么成效。在绝食罢工后,未支付的电话账单高达十万福林(约一千美元),这说明“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联盟”欠下一笔令人震惊的债务。

  “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联盟”的历史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它有能力组织全国性的抗议行动。

  在绝食罢工运动蔓延的同时,许多罢工警告显示劳工们对计划中的紧缩措施的不满。教育和保健部门的工会威胁采取协调的抗议行动,包括收集签名、示威和罢工。代表钢铁与铁路工人及矿工的工会也加人进来,一起威胁如果不修正紧缩措施就举行罢工。

  对匈牙利后共产主义时期工会地位的简单评述也会有助于评估罢工威胁的背景及意义。匈牙利工会部门的现有结构到1990年夏季时已经成型。工会化水平从1980年代的占劳动力人口的约90%急速降低到1990年代早期的约30%。目前工会会员的数量估计可能在150万左右。在1989-1990年狂飘突进的岁月之后,工会运动也已经变得多元化。人们可以看到三类工会。

  虽然匈牙利工会全国联合会只继承了共产主义工会联盟的一小部分成员,但却获得了后者的许多基础的组成部分以及财产和整个领导团队及官僚系统,并以前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山多尔•纳吉为主席。匈牙利工会全国联合会一直都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党的紧密盟友,而后者是匈牙利共产党组织的承继者。

  第二类工会包括从共产主义工会联盟中分裂出来的组织:知识工人,工会群体、自主工会联合会和工会协调论坛。匈牙利工会全国联合会连同从其分裂出来的组织的会员占有组织劳工的压倒性多数。

  构成第三类工会的是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三个新工会:独立工会民主联盟、团结工人联盟以及工人理事会。由于新工会在转型初期阶段的很长时间内缺乏匈牙利工会全国联合会的基础条件、组织资源和附属机构,并且政府与大多数政党对一会主义本身持一种冷淡(如果不是敌意的话)的态度,它们一直都受到很大的约束。工人们继续由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联合会所主导。虽然多元主义是一种全国性的特征—比如体现在整个国家所具有的三党结构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产业及工厂层面只存在着一个工会。

  总的情况是,工会运动在衰落,并且力量的分布不均匀。由匈牙利工会全国联合会主导的运动似乎在下述这些方面相当无力:会员发展、动员能力、参与范围、活动能力以及对工厂日常劳动关系的影响。不过,工会的能量在宏观的层面上更为突出—在许多机构和委员会中,有经验的领导团队与官僚机构的相对优势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益。工会还通过下列方式获得丰富的政治经验:内部的争斗、为争夺非劳工团体(指一般意义上的大众部门,尤其是领养老金者)的代表权而与政党和公民组织展开的竞争以及有时因针对他们的严厉经济措施或歧视性手段而发出的带有政治色彩的罢工警告。

  即便如此,在匈牙利转型的整个初期阶段,工会的威胁依然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停工现象偶尔才发生,并且一般而言都是地方性的。地区性或者全国性的罢工号召很少,而实际的罢工甚至更少。

  匈牙利的民主体制似乎以相当快的速度稳定下来,不过这其中的重要代价是其某些本质性特征(如参与性以及自由化成分)受到一些损害。就此而言,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拉丁美洲的“双重民主体制”相似。少数的几次总罢工号召—总是由匈牙利工会全国联合会最初发起的—通常都以失败告终。罢工警告的频率相对较低,而且与波兰和民主德国不同而与斯洛伐克类似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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