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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冰锋:我国台湾地区文书提出命令制度探讨

——兼论与日本相关制度比较

更新时间:2012-05-08 10:13:19
作者: 包冰锋  

  

  (二)“新法”修正部分的评析

  1.引用文书

  “新法”将原先“旧法”中“该当事人于准备书状内或言词辩论时曾经引用者”的规定修正为“该当事人于诉讼程序中曾经引用者”。有学者认为“旧法”中的引用文书“既经当事人于准备书状内或言词辩论时所引用,即无秘密之可言,自应负提出之义务。至其系为证据而引用,抑系阐明其主张而引用,在所不问。虽其后会撤销其引用,或舍弃该证据,该当事人仍有提出之义务。”{11}由于原本规定将引用文书限制于准备书状[1]内或言词辩论[2]时所引用的文书,其文书提出义务范围过于狭窄,因而“新法”将其扩张为“该当事人于诉讼程序中曾经引用者”。从条文文义上看,“诉讼程序”的范围自然更宽,其不仅仅包括原有规定的“准备书状”和“ 言词辩论”,还包括了准备程序[3]和证据调查程序[4]。

  2.与本件诉讼有关事项所作的文书

  该文书的前身就是“旧法”中就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所作的文书。有学者认为原本规定的法律关系“并不以现时有效成立为必要,又该文书不限于单独举证全体法律关系,只须其所证之事实属于法律关系之要件已足,如收据、帐单、借券、存折及一切契约证书,皆属此类。”后“新法”将其修正为与本件诉讼有关事项所作的文书。就文义上而言,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已经不限于就“当事人间法律关系所作”的文书,而扩张到“与本件诉讼有关之事项所作”的文书。究其立法意旨,以求因应以现代型诉讼为典型所产生的证据偏向存在问题,而将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扩张至实体及程序上的法律关系、争点、攻击或防御方法等与本案诉讼有关的事项所作的文书。

  (三)小结

  但是,上述文书提出义务范围的扩张,可否认为已经达到与证人作证义务相同的一般义务,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现有规定仅仅是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稍微有所扩大,尚未达到与证人作证义务相同的一般义务。也有学者从立法原由、规范意旨、条文解释等进行分析以及以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的规定意旨为佐证,认为现有规定的文书提出义务已经采用采取一般义务。笔者认为,以解决证据偏向存在问题为契机,为了实现当事人之间的武器平等及发现真实,并给予当事人应有的程序保障,有必要扩张文书提出义务的范围,甚至可以将文书提出义务一般化。但是,单纯从条文来看,似乎难以直接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对于文书提出义务的规定已经采用一般义务。因为如果采用一般义务,那么其应当规定无论何种文书,当事人均有提出义务。然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44条的规范方式是:“下列各款文书,当事人有提出之义务……”。从反面解释,如果不是该条所列的文书,则不负提出义务。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的文书都属于提出义务的范围,所以难以认定文书提出义务为一般义务。但是从实际的诉讼运作来看,只要是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人向法院申请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文书,似乎均可解释为与本件诉讼有关事项所制作的文书。只要法院认为申请文书属于与本件诉讼有关事项所制作的文书,文书持有人均有提出的义务。因此,在实际的诉讼中,文书提出义务已经与一般义务无异。

  

  四、文书提出义务拒绝权

  

  首先,如果被申请提出文书人为第三人,则对于第三人持有的商业帐簿,除非其是依法律规定应交付或阅览的文书、利益文书或法律关系文书,否则第三人并不当然负有提出义务。此项规定是因为第三人并非诉讼当事人,不负诉讼上真实及完全陈述义务,应当保护其商业秘密。同时,为兼顾其他应予保护的社会价值,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06条至第308条和第348条亦规定有关证言拒绝权的规定准用于第三人提出文书情形,赋予第三人文书提出拒绝权,使负有秘密义务的第三人可以免除其提出义务。{12}

  其次,对于当事人拒绝提出文书的正当理由也予以具体化。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44条第2项规定,前项第5款的文书内容涉及当事人或第三人的隐私或业务秘密,如公开会导致该当事人或第三人遭受重大损害可能的,当事人可以拒绝提出该文书。详言之,仅仅是第5款所规定的文书(就与本件诉讼有关事项所作的文书)的内容涉及当事人或第三人隐私或业务秘密的,当事人才可以拒绝提出。如果是第1款至第4款的文书,即使其内容涉及当事人或第三人的隐私或业务秘密,当事人仍然不得拒绝提出。换言之,第1款至第4款的文书负有无条件的提出义务,而第5款的文书规定有拒绝提出的事由,而并非是无条件的提出义务。如此理解,是否妥当?

  笔者认为应当就各款情形分别讨论之。就第1款的引用文书而言,如果其内容涉及文书持有人个人秘密的,引用文书既然经文书持有人引用,可以认为文书持有人已无保密的意思,文书持有人不得拒绝提出;如果其内容涉及第三人的秘密,而文书持有人对该第三人负有保密义务的,即使该文书经文书持有人所引用,仍然不能因此解释为第三人无保密的意思,文书持有人仍然可以拒绝提出。就第2款的阅览、交付文书而言,如果其内容涉及文书持有人个人秘密,既然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人在实体法上具有请求交付、阅览的权利,那么文书持有人自无主张保密的余地;如果文书的内容涉及第三人秘密,而该文书属于申请人可以请求第三人交付或阅览的,基于相同理由,第三人也没有主张保密的余地,从而文书持有人不得拒绝提出。就第3款的利益文书和第4款的商业帐簿而言,如果其内容涉及文书持有人个人的秘密,法院应当就文书的记载内容对于申请人具有的重要利益与文书持有人的秘密保护加以比较衡量,因不提出文书对于申请人造成的不利益较因提出所导致文书持有人的不利益为高,那么持有人仍然应当提出文书;如果其内容涉及第三人秘密的,那么应当优先考量第三人的秘密保护,文书持有人可以拒绝提出。就第5款的诉讼关系文书而言,因为即使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人与文书之间不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文书持有人仍然负有一般的文书提出义务,因此造成侵害文书持有人或第三人隐私或业务秘密的危险性更高,因此有必要保障文书持有人或第三人的隐私或业务秘密,而应允许文书持有人可以拒绝提出该文书。

  再次,对于文书内容涉及公务员职务上应守秘密的事项时,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48条、第350条和第306条明确规定,无论法院依申请命第三人提出的文书,或依职权调取机关保管或公务员掌管的文书,其内容涉及职务上的秘密时,与以公务员或曾为公务员为证人而就其职务上应守秘密的事项进行询问的情形相同,均应征得该监督长官的同意,且除释明提出文书有妨害国家利益外,不得拒绝提出。为防止监督长官滥权,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50条规定法院为判断有无拒绝提出的正当理由,在必要时可以命其提出文书,直接阅览文书记载内容。此项规定与日本相关制度相比,在尊重监督长官对于公务秘密判断的同时,仍维护了法院对于公务秘密文书的司法审查权,限制了公务秘密的拒绝权。

  

  五、违反文书提出命令的制裁

  

  (一)对当事人的制裁

  依据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45条第1款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不服从法院所发出的文书提出命令而不提出相关文书时,可能受到法院认定对方当事人关于该文书的主张为真实或法院认定对方当事人依该文书应证的事实为真实两种不同程度的制裁。所谓法院认定对方当事人关于该文书的主张,是指法院认定对方当事人关于文书的性质、内容的主张,以及文书有无形式的证据力的主张为真实。传统上就关于以该文书应证事实的主张,则不被关于文书的主张所涵盖,不在法院可以认定为真实的法定证据规则适用之列,而应当依法院的自由心证判断。在一般案件类型下,对于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的制裁效果,仅需达成与提出文书相同的状态即为必要且充分。因此,就文书持有人所不提出的文书,由法院认定申请人关于该文书的主张为真实,即足以形成与提出文书相同的状态。至于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人就该文书的主张,是否足以证明应证事实的真伪,仍然由法院依自由心证进行判断。如果法院在此种情况下直接认定该文书应证的事实为真实,反而过当,并且有侵越自由心证主义之嫌。

  然而,在具有证据结构性偏向存在特征的诉讼中,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人往往并未参与所申请提出文书的制作,而且该文书不在申请人的支配范围之下,所以申请人通常无法得知该文书的内容,因而无法就该文书的记载进行具体的主张,从而,此时将申请人关于该文书的主张拟制为真实,并无实质的意义。于此情形,对于执有文书的对方当事人而言,反而形成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不提出文书)与服从文书提出命令(提出文书)相比更为有利的不当结果。因而,为了强化对于不提出文书的当事人的制裁,以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公平以及文书提出命令的实效性,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创设了法院“得认他造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的规定。该规定是指法院可以认定以该文书所欲证明的事实,即应证事实(证明主题)本身为真实。换言之,遇有现代型诉讼之类的情形,一旦文书持有人不提出文书,法院即可以认定应证事实为真,进而视情况可以判决不提出文书的文书持有人败诉。例如,在当地居民对于制造污染的工厂请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公害诉讼中,当地居民申请受诉法院对于制造污染的工厂发出工厂设备设计图以及废气排放路径图的文书提出命令;如果工厂拒不提出,法院可以直接认定该工厂有制造污染的侵权行为事实,在本案其他要件也得以证明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作出该工厂败诉的判决。

  (二)对第三人的制裁

  然而,第三人不服从法院的文书提出命令时,其效果并不能准用前述当事人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的规定而拟制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人所主张的事实为真实。因为一方面,认可此种拟制,是对文书提出命令申请人的过度保护,反而是对于无辜的对方当事人的严厉惩罚;另一方面,认可此种拟制,对于持有该文书的第三人而言,实属无关痛痒,无法有效达成令其提出文书的目的。为求令第三人提出文书的实效性,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的第三人,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49条规定了两种制裁方式:其一为法院可以裁定处新台币3万元以下的罚款;其二为有必要时法院可以裁定命为强制处分。其强制处分的内容,是对于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的第三人,由法院以强制的方式取出,相当于“强制执行法”中关于物之交付请求权的执行,并准用该规定。从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就第三人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的制裁,规定有间接强制(罚款)与直接强制(强制处分)两种方式,究竟采取何种方式,由法院自由裁量。第三人不服法院对其进行制裁的裁定,可以提出抗告。但是为求强制处分的实效性并避免第三人应提出的文书被毁灭或隐藏,对于法院强制处分的裁定提出抗告的,在抗告中并不停止执行,所以仅限于对法院罚款的裁定,在抗告中应当停止执行。

  

  包冰锋(1981—),男,浙江玉环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

  

  【注释】

  [1]我国台湾地区的准备书状是指当事人因准备言词辩论的必要,将其拟在言词辩论时欲提出的攻击或防御方法,并对于对方当事人的声明及攻击防御方法,预先以书状方法记载进行陈述,向法院提出而送达于对方当事人的书状。双方当事人利用准备书状的交换,可以获知对方当事人在辩论时将提出的诉讼资料,而预先进行言词辩论的准备,从而当事人双方各自可以进行适当的辩论,法院也可以正确掌握争点调查证据,迅速终结诉讼。参见陈荣宗、林庆苗著:《民事诉讼法》,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457页。

  [2]言词辩论的意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言词辩论指,当事人在法院所定的言词辩论期日,就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或权利所进行攻击或防御的一切辩驳及争论。在司法实务中,由审判长在准备程序终结时,谕令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以言词就该诉讼进行最后的辩驳,言词辩论终结时,审判长即当场谕示该诉讼辩论终结及法院宣判的时间。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条文中所称“本案之言词辩论”或“辩论”是指狭义的言词辩论。广义的言词辩论指,除法院宣示裁判以外,法院、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于期日就该诉讼所进行的一切行为,法院的指挥诉讼、调查证据、当事人的声明陈述、证人或鉴定人的陈述等行为均包括在内。类似于我国大陆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开庭审理。

  [3]准备程序是在采用合议审判的诉讼案件中,法院于必要时使受命法官阐明诉讼关系,或者另命其调查证据而行之准备言词辩论的程序。除了准备书状制度外,设立准备程序也是为准备言词辩论而事先采取的法律对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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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峡法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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