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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红生: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发展与国际法治

更新时间:2012-05-08 10:08:32
作者: 盛红生  

  ”[18]由于传统国际法缺乏制裁,因而其法律性质经常引起质疑。从国际刑法产生之日起,国际法的形象出现了变化,除了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主权国家实施单独和集体制裁以及国际组织采取的制裁之外,刑事处分被引入国际法的执行机制,国际法的威慑力和实效显著增强。

  第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司法实践进一步促进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扩展了国际刑法的适用空间,并在审判实践中使国际刑法得到逐渐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的战争法仅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但是《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将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战争法规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即内战),发展和补充了《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而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94年11月8日第955(S/RES 955)(1994)号决议成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应对1994年1月1日至1994年12月31日之间卢旺达境内灭绝种族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负责的人和应对卢旺达邻国境内灭绝种族和其他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也是第一个将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Common Article Three)和《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的行为纳入其管辖权范围的法庭。[19]将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纳入国际刑法调整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法律真空”。在另一方面,有国内学者指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第一初审分庭对‘弗科瓦尔医院案’的裁定是近来承认一个犯罪者的单个行为可构成反人类罪的实例。”[20]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仅管辖与战争有关的犯罪,但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都把“灭绝种族罪”列入其管辖范围,这就充分说明了国际刑法在保障国际人权法的实施方面出现了重大突破。

  第三,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司法实践为促进人权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国际人权法影响,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基本文件在废除“报复”色彩颇浓的生命刑之外,还突出了财产刑,既凸显对被告人的惩罚和威慑功能,在对潜在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形成威力强大的法律震慑的同时,又加强了对被告人的保护功能,还通过对被害人的经济救济来实现安抚被害人的目的。而这些都是保护人权和实现国际法治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

  

  三、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发展面临的局限性

  

  从近20年的司法实践和社会效果来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确在促进实现国际正义和国际法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受国际政治等因素制约,国际刑事司法中仍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仍受到质疑。德国学者认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措施这个标题下,创设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作为自己的“辅助性机构”。这两个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律基础与纽伦堡特设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律基础不同,它们不是依国际条约设立的,而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为基础作出的一项决议。[21]两个特设国际刑事法庭从成立至今,争议一直就未曾平息。问题主要集中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的执行机构,却通过决议成立国际司法机构,是否有“违反宪章”和“越权”之嫌?与特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不同,通过各国外交大会缔结国际公约(《罗马规约》)方式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就不存在“出身”(合法性)问题。但是,国际刑事法院在管辖权问题上仍然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它在管辖权上舍弃了以往某些国际特设刑事司法机构规定“与国内法院同时享有并行管辖权,但是遇管辖权冲突时国际刑事法庭优先”的做法,明确将自身地位定为各国国内法院的“补充”,只有在国家“不能”或者“不愿”管辖时,它才行使管辖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各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担心,使缔约国数量增多,增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如何使国际刑法成为类似国内刑法那样最具有法律震慑力的部门法,仍然有赖于各国政府和政治家拿出积极合作的意愿。

  第二,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性仍不够充分。2010年6月12日,各国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通过《罗马规约》关于侵略罪的修正案,规定了侵略罪的定义,并在广受关注的“侵略罪”认定权问题上赋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首要责任。但是与会的5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却认为,侵略罪的认定应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专属权利。会议决定授权检察官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做出认定的情况下自行或根据缔约国的要求启动调查。在启动调查前,检察官必须取得法院预审庭的授权。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对于在非缔约国领土上或由非缔约国国民实施的侵略罪,以及涉及已宣布不接受法院对侵略罪管辖权的缔约国的侵略罪,检察官不能调查。虽然迄今有116个国家参加了《罗马规约》,但是对于当下全球近200个国家而言,仍未形成绝对多数,而且大国对于通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惩治所谓“核心罪行”仍有保留,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迄今仍没有参加国际刑事法院,这极大地削弱了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性和权威性。美国还以十分粗暴和霸道的方式强行要求国际刑事法院给予其武装力量的成员以刑事管辖豁免,否则就不再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俨然成了只享有权利却不承担义务的“法外之国”(outlaw States),这种做法是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而无法“普遍”实现的“国际法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治。

  第三,受政治因素制约,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仍然存在局限性,突出表现在“选择性司法”(Selective Justice)问题上。“选择性司法”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对“当事国”的选择、[22]对“属事”的选择、[23]对“属人”的选择、[24]对“证人”的选择[25]和对“罪名”[26]及“属时管辖”的选择,[27]上述这些严重问题如果长期存在下去无法得到解决,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以及国际刑法本身的“合法性”都势必受到国际社会各国的质疑。

  第四,国际刑法的原则规则与国际法其他部门法原则规则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紧张关系在短期内仍无法消除,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际刑法的作用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面临两难困境。假如不冲破现行国际法上的特权与豁免制度藩篱,国际刑法的效力和实效势必受到严重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如果突破甚至颠覆现行国际法上的特权与豁免制度,接受国际刑法的国家数目恐怕又会有所减少,并最终影响国际刑法的普遍适用性和正当性。[28]多年来,国际法一直深受“碎片化”问题困扰,[29]略显强势的国际刑法司法机构的兴起及其审判实践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而且在短期内恐怕难以协调和解决。

  

  四、结语

  

  从总体上来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上促进了国际法特别是国际刑法的发展,使国际法从类似于“道德说教”和“礼让”层面的规范向包含明显强制力的规则体系嬗变,进而推动国际法从“弱法”向类似于国内法那样的行为规范演变。某些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是在一些国家经历战争之后国际社会为了实现该国或地区长久和平而实施的“和平行动”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审判活动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或者“真相与正义委员会”等其他机制的配合下,为消除民族、种族或者族群仇恨,促进国内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发挥了正面的影响作用。但是,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束缚依然存在,国际刑法也将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各个国际特设、区域性和常设性刑事司法机构,也都在不同层面进行运作,努力实现国际法治。考虑到各个国家和地区法治进展状况呈现出阶段性和差异,因此国际法治也具有层次性,而且各层次法治状态的发展并行不悖,最终或许能实现理念中的国际法治状态。

  有学者指出,“以国际法为主体的叙述无法概括所有的世界治理思想。尽管从格劳秀斯开始,国际法逐渐成为世界治理方法的思维取向。”[30]因此,从理论上讲,国际法治也是多维的,并不仅限于刑法领域,但是我们似乎很难否认国际刑法在实现国际法治过程中的突出重要作用。可以预见,未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各国和各派学者在“国际法治”的形式、实质及实现途径方面的争论恐怕仍将持续下去,但是借助于国际刑事司法手段防止和惩治侵害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和核心利益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各国为实现国际法治做出不懈努力有所裨益。

  今天,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都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发展,国际法上传统的外交特权与豁免制度对于保护人权而言是否已经“过时”,为了结束“有罪无罚”状态是否可以动摇甚至颠覆现行国际法上的特权与豁免制度,这些都是极富挑战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31]黎巴嫩特别法庭建立后,曾经有人担心今后几年之内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数量会急剧增加,实际上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数量上不一定会继续增加,而且目前的几个特设法庭也将完成其历史使命。在这个方面,国际刑事法院的自我定位为其他现存或者未来要设立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起到了示范作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毕竟无法取代主权国家内部的司法机构,最终仍是各国国内法院的“补充”。未来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发展趋势或许会沿着这样一种进路:进一步将国际法的触角伸向国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长期以来受政治因素制约而产生的“有罪无罚”(impunity)现象。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借助于防止和惩治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将促进实现国家和地区层次的和平与稳定,“国际刑法的发展正在朝着成为未来保卫国际和平的工具这个方向迈进。”[32]在努力实现国际正义的同时,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实践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更高的层面上为促进国际法治做出贡献。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指出的那样,“和平与正义密不可分”,[33]国际法治与国际刑法也密不可分,质言之,就现阶段以及未来相当长历史阶段的国际社会现实而言,缺乏刑法保障的国际法治是无法想象的。

  最近20年来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对国际法形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法的性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建立及其审判实践的增多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国际法现象。中国在原则上肯定和支持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中国法官在一些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中国虽然没有参加《罗马规约》但也一直作为观察员国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的有关活动。出于某些特殊原因,目前中国仍对以国际刑事法院为中心的国际刑事司法体系保持审慎和疏离的态度。然而,由于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长期游离于国际刑事司法机制之外未必就对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从长远角度来看,未来在条件成熟时选择接受和参与国际刑事司法机制,借助于国际刑事司法机制,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并为实现中国国家利益提供法律保障,未尝不是一个值得认真深入研究的选项。

  

  盛红生,浙江省高校特聘教授、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

  [1]邵沙平:《国际刑法学——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犯罪的法律控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前注[1],邵沙平书,第7页。

  [3]见《凡尔赛和约》第227—229条。

  [4][德]格哈德·韦勒:《国际刑法学原理》,王世洲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页。

  [5]See Convention on Suppression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December 9,1948,Art.Ⅵ,78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p.277.

  [6]1968年3月16日,美国陆军中尉威廉·卡利指挥的一个排枪杀了越南美莱村150名平民,他因谋杀109名村民在1971年被美国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但是服刑3年后即获得假释。其他参与制造暴行的美国军人未受到刑事处分。

  [7]联合国新闻网2011年6月24日新闻:“突尼斯成为首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北非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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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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