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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季卫东等:民主政治还是贤能政治?

更新时间:2012-05-08 00:22:28
作者: 萧功秦 (进入专栏)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梁治平 (进入专栏)   刘擎 (进入专栏)    

  

  时间 2011年10月29日-30日

  地点 苏州新区

  王烁(财新传媒主编)Joshua Meltzer(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

  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日前,春秋书院邀请北京、上海和台北三地学者聚会苏州,举行主题为“中国崛起的文明根柢”首届春秋学术论坛,探讨中国崛起与中国文明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其中一场关于中国的政治文明究竟走向平等的民主政治,还是选贤唯能的善治,引发了众学者的热烈争论,现将相关发言择要刊出。

  ——编者

  

  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民主政治与善治,其实是一个没有明言的对比。按照一般的理解,考虑民主政治主要有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追问现代国家的国民权利问题,即民主是不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二个面向探讨采用民主政治作为决策机制,或者说作为政府选举的一套机制,选举出来的政府,其政策是否就是最好的政策?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是权利问题,为什么民主政治是规范上应该要做的事情?其次是效益问题,民主政治是否一定能带来最高的效率和最大的福利?这样看来,如果“善治”想要挑战民主的平等要求,构成另一种选项,它必须同时在权利问题上与效益问题上着手,不能只谈效益问题。无论如何,民主与善治在概念上的确存在某种对比。针对权利问题与效益问题,自由主义和儒家有不同的答案。

  

  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现今有一说法,说中国的近现代史,在先解决了“挨打”、然后是“挨饿”的问题后,现在要考虑解决一个“挨骂”的问题。

  国外有这样一种声音,称崛起后的中国要做两件事:一是富强,二是复仇,这一说法甚至也为很多中国人认同。这是个对于世界、对于中国都很危险的信息。作为一个学哲学的人,我的关心点在于可否从传统文化中为现代社会(包括中国乃至全球)提供一个更积极的文化信息,其中包括对民主政治的修正问题。

  首先要说明,我关心的是一个规范性问题。

  所谓规范性,是指我并不是要描述中国如何发展到今天,而是谈一个理想社会应当怎样。我提出的思想不光是为中国设计一个更好的制度,一如传统的儒家也从未想过仅为中国设计制度,而是放眼天下,去为整个文明世界去勾勒蓝图。回到儒家的基本思想,在先秦儒家经典《孟子》中,有两个基本思想,一是民本思想,即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源自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和革命性的。西方社会直到18世纪才完成从君权神授到人民利益为政权合法性之基础的过渡,而儒家早已有这种思想。原本“天子”的概念是老天将权力赋予统治者,孟子引用《尚书?泰誓》对此重新解释,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天是从“民”的角度去听、去看。齐宣王问,如果儒家支持忠君,为什么歌颂汤武?汤武是革命的,有弑君之名。孟子回答道,桀纣徒有王的头衔,却未做王的事情,应视为“一夫”。儒家反对杀王,却不反对杀独夫民贼。在当代自由民主强势的情况下,某些为儒家辩护的学者因而指出,儒家实际上很早就产生了民主思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主与民本是有区分的。

  民主是让人民做主,而民本是以人民为根本。《孟子》中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儒家认为,社会是有大人和小人、劳心者和劳力者之分的,其认为精英在统治上有更大作用,因而强调精英的重要性。儒家推崇“主权在民,治权在贤”,认为贤者在裁夺民意上应当有更大的决策权,其理想政治是民意加精英的混合政治。民意通过某种渠道反映到高层,而高层的贤者具有裁夺民意的权力。民主是民意上达的方式,精英用以把关和决断上达的民意。

  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儒家的理想制度仍对现代社会有益?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中,有很多人对现有制度不满,进而加以批判和纠正,但是,这种纠正仅是内部的纠正和调整,没有真正触及制度本身。美国哲学家罗尔斯认为,财团在政治选举中影响太大,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蜕化成了一元一票,他因此主张将财团影响在民主选举中排除。

  但是,我认为,民主社会所遇到的问题是根本结构上的问题,不能仅靠内部的修补来解决。为什么?首先,民主政治依赖现在活着的本国人民的意志,这使得有关未来国人的政策(财政赤字、环境问题)和外国人的政策难以得到合理地制定。其次,哪怕是对自己的事务,本国人民也很难得出良好判断。关于这一点,让我们回到最早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古希腊的雅典。雅典的民主制度建立在两个很重要而现今无法实现的事实基础上:

  一是雅典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这就意味着雅典公民可以摆脱日常劳动全方位参与政治,然而现代社会“全民劳动”的事实意味着人民没有闲暇去关心和投入政治事务。

  二是雅典是小国,即使在繁荣时期,20万人口中只有1万公民,意味着仅有1万人有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为什么只有小国才有实现民主的可能?一是大国导致财富易于集中,财富集中后形成的财团利益容易与母国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割裂,一如现今一些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关系,并进而为自身利益操纵民意。二是大国政治事务异常复杂,让人民难以有良好的判断。

  另外,超过100万人口的大国中,一票永远不会改变选举结果,并且,一个选民深思熟虑后的投票结果与他人随性而投的结果等效,因此,有人论述过,一个理性的人是不应该去投票的。支持民主的多数西方理论家也认为,投票之前,选民必须对政治有基本的知情。在全民劳动的大国这一现代社会条件下,人民没有闲暇,知情的需要无法满足。因此,在民意独大的普选制度下,政策易于被短视的人民所操纵,而短视的人民也是易于被愚弄的群体。相信西方民主的人会说:“你可以欺骗人民一次,但你不可以永远欺骗他们下去。”但事实上人民可以继续被欺骗,只是不能用同一个谎言而已。

  比如说如果有人说某位领导人是正直的人,在1万人的小国中,可以通过多方渠道去打听。但在大国条件下,他的情况几乎由传媒操纵,人民就只能被这个或那个媒体、党派所忽悠。在西方过度依赖普选的民主制度下,这是无法解决的困境。这种困难正是由现代国家的根本特征即“全民劳动”和“大国”造成。因此,我们希望能有精英为本国人的真正利益、为将来人和外国人的利益有所考量。

  同时,我们也不想回到由一小撮精英操控政治的时代,因为这样又有它明显的弊病。那么,也许更理想的一套制度是混合政治:既有民意的表达,亦有精英的决断。这种政治理解正好跟儒家的理想政治相吻合。既有民意反映的一方面,又要给精英一定的权力。

  那么,这种混合政治应怎样操作?儒家其实很强调地方自治(这以儒家对封建的维护为表达),并且,按我们上面的考虑,一个小地方的人会对他们切近的地方事务更为清楚。在地方实行自治的基础上,在高层次上给予精英更多权力。

  同时,国家应当为人民的参政议政提供基本的条件,如言论自由、法制保障及教育。现在不少中国人一谈学习西方,就说要先学习民主。但是,这样看来,西方的法治与自由才是更少争议的,而我们关注的一人一票式的民主政治是问题最大的。在后一点上,儒家在先秦时代理想的混合政治,不仅针对当时的问题的解决,对现代问题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无可否认,其中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举两个最大的问题来说,一是有人质疑美国的民主政治亦是精英政治,美国的政客亦是精英。首先,我承认美国的民主政治是一种精英政治,美国国会议员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和百万富翁的比例远远高于人民中的这类人的比例。但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乃诉诸人民平等的政治决策权力,这就决定美国的精英政治必须是最不违反人民情感的精英政治。第二种质疑的声音是中国现在民主都极不完善,何谈民主修正?社会的意识形态固定后,再转化就困难了。尽管我的论证也适用于美国,但是我不认为我的想法在美国有实现的可能,因为美国民粹思想已根深蒂固,难以转变,但是,中国还有不确定性,或者说还来得及形成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如果现在不谈,等生米煮成了熟饭就来不及了。用一句话总结一下,我认为,我们的政治改革,应该是自由、法治先走,混合政治缓行。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我对于当今复兴儒家优秀传统的努力感到非常钦佩,不仅乐观其成,而且心向往之,这是我的基本态度。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怎样使儒家优秀的遗产在现代社会中发生作用?或者说我们怎样推进“创造性再转化”?就政治而言,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有一致的地方,比如说注重地方自治,注重民众利益等等,而“民本”与“民主”似乎也有相互兼容之处。关键的区别在于,“以民为本”常常在实践中表现为“为民做主”,而民主思想在原则上是“人民做主”。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紧张才是问题所在。白彤东刚才表述的一些有说服力、有吸引力的想法。简单来说,他认为“为民做主”实际上比“让人民做主”对人民更有利。因为老百姓未必了解自己真实的、长远的和整体的利益,而且也不一定能很好地表达、汇集和落实自己的利益。那么,让贤能之士来替我们大家判断、谋划和决策,可能会做得更好,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却忽视了民主的一层重要含义。民主不只是工具性的制度安排,在其制度背后有一套理念,包含着某种“内在价值”。现代政治要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根本基础。170多年前,有一个法国贵族托克维尔,他实际上并不喜欢民主,但他看到了,以平等主义原则为规范的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因此,“人民做主”是现代人的根本诉求。在满足这种诉求的意义上民主具有内在价值,不能只从治理效果的工具论意义上考虑其优劣。

  为什么民主有“内在价值”?这和现代人的自我理解有关。比如,现代人不太能接受家长制的政体,为什么?并不是因为家长制必定是坏的。实际上,在效益论或工具论的意义上说,家长制在恰当的条件下有可能是好制度。我们都知道,家长比孩子更知道孩子的真正利益所在,为孩子做主实际上是“以孩子为本”的表现。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接受家长制,因为现代人已经把自己和别人视为平等的自由人,这是根深蒂固的现代人的自我理解。这不只是西方人的观念(古代西方也不是如此),也已经根植于现代中国人的意识之中,这是在历史中建构的非常强的现代观念。

  人民主权是解决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办法。民主制度有多重维度,投票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有些政治学家将投票选举理解为单纯的“选主”,这是简单肤浅的看法,完全忽视了选举作为“人民在场”的象征意义。选举是政治象征仪式,具有重大的符号意义。正如韦伯所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政治生活需要满足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意义。如果不理解选举投票的政治象征意义,而只是从工具角度去讨论投票是不是能选出最好的管理者,那就陷入了对政治肤浅的技术化理解。

  的确,民主选举的结果常常不尽人意,这是民主在工具性价值方面的缺失,需要各种可能的改进。实际上,几乎所有民主理论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提出了各种改良的路径(包括公民教育、审议民主以及制度设计中混合政体)。但是,更重要的是,民主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作为现代人根本的政治理解,这是难以动摇的。“为民做主”能够改变“人民做主”的大趋势吗?托克维尔认为完全不可能。中国和西方的传统不同,那么,现代中国人是否就接受“为民做主”而不需要“人民做主”呢?我很怀疑。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变是:现代中国人也已经将自己理解为平等的自由人。这不是简单的“西方影响”,而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另一个传统——中国革命的传统。这是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不可能就被轻易抹去。总之,即使在工具意义上民主有时不如贤能政治更为“善治”,我们也不得不接受民主的基本框架,更何况还存在让民主变得更为“善治”的许多改良方案,其中也完全可以吸收儒家的政治智慧。

  另一方面,现存的自由民主政体具有许多弊端,还不只是工具论意义上的。民主制度遭到许多不同的批评。有人指责它实际上不够民主,过于精英主义,尤其是经济生活没有得到民主的安排。有人则相反,认为当下的民主政治过于民粹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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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新《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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