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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答记者问:重估重庆模式

更新时间:2012-05-05 13:13:37
作者: 杨帆  

  

  2012年4月中下旬杨帆就重估重庆模式问题接受英美日澳和香港诸多媒体采访,现综合发表如下:

  

  记者:你对重庆问题的演变感觉如何?是你想到的那样?

  杨帆:我认为重庆要出事,最早是在2011年4月,我到重庆,李庄二审刚撤诉。我重庆那些朋友都认为不应该抓李庄,但检察院的人称薄原不知,后发现新的证据,就撤诉了,说明薄英明。我的感觉却不是这样。

  5月我在共识网发表重庆模式讲演,直接批评重庆不应抓李庄。我认为不是偶然错误。有些边缘知识分子,把薄捧为神仙,到2011年底还说,二次审李庄薄不知道,一旦知道马上纠正了。当时我非常吃惊,怎么就迷信到这种程度?我当时说,肯定知道,就是薄王亲自策划的,当时以为是他们主动放的。后来据李庄说,是中央领导让重庆放的,还不是重庆主动放的。我当时就认为他们会继续犯错误。

  记者:那你为什么在当时就能做出这个结论?

  杨帆:我认识问题比较超前,有敏感性。我曾经预测对过很多事情。比如1994年预测人民币升值,提前了12年。我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是:一个人如果太顺利了,就经受不起挫折。一个小错误纠正了,还会犯更大错误。像1988年的抢购风,第二年就出64,是最著名的例子,改革派太顺利了,不能经受挫折。加上我对薄性格判断,此人之能够当一把手,不能听人劝的,因此我认为他会继续犯错误,在2011年下半年我对他批评更多。你可看我新浪博客。越来越严厉。

  记者:点名的批评?

  杨帆:对啊,我开了很多会,在微博上写很多东西,去年年底整理出来叫做《我在2011年是怎么批评极左的》,好几万字,很长。我认为他在2011犯了左的错误。

  记者:那为什么极左派没有看清楚?极左也是马克思主义背景,乌有之乡同情工人农民等边缘化群体,那李庄案他们怎么没看出来?

  杨帆:极左民粹思潮从来不相信法治,也不同情律师。它是感性的思潮,不讲道理,不是欢呼就是骂街。我曾经说:右派没良心,左派没逻辑。右翼经济学是“理性人”假设,极左是道德人假设,假设人有道德,至少精英有道德,要用各种方法改造人,把自私心去掉。这是典型的文化革命实践。我年轻经历过十年改造,当时毛泽东就是想改变人性,用各种方法把人从自私的人改造成有觉悟有道德的人。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实际上在我们天真的想象背后,他们已结成宗派集团。2.6王出事后,3.15.薄出事后,极左知识分子都出来保护,这绝对不止于思想联系。否则他们不可能这样顽固,有的朋友不可能反反复复。

  极左派作为一种思潮,一个宗派集团,已彻底失败,具体时期就是这几天,4月底政府再一次清查谣言的时候。因为上边在薄的问题上已取得一致,下边才彻底没有了底气。

  记者:他们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几十个人搞一些网站,发表一些极端的言论,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力量支持?

  杨帆:他们是边缘化知识分子。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国家采取鼓励下海政策,这批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下海失败者,没有发财,你看到的那部分发财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大部分人都没能发财,我两个朋友都60多岁了,原来都当了很大的企业家,后来因小事被判刑,以后没有工作。做点股票,做点小买卖,挺悲惨的。

  美国次贷以后我们才知道美国有“三无”人员:无工作,无收入,无保障,但是也能住大房子。中国边缘化知识分子,是无工作,无家庭,无保障。有文化。这样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他们痛恨邓小平和市场经济。这部分人是薄王的社会基础。

  记者:薄是怎么看待他们?

  杨帆:利用他们。王联系的知识分子是江湖类,江湖术士,依靠算卦。黄奇帆依靠的是贩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薄曾经很着急,说最大的欠缺就是没理论,于是就回归毛泽东。精神病学有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绑架者有时会依恋于绑架者。我倒是相信薄回归毛泽东有几分真心。至少和“野心论”在假设上是等价的。

  记者:如果我是党的领导人,我有这么一个愿望,进入最高的领导阶层,政治局常委吧,那么利用一个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什么用呢?

  杨帆:太有用了,只要想上,无论是为公为私,都一定要利用最极端的群体和思潮。他们年轻时是文化革命三种人,以后是市场经济失败者,经两次挫折已是强弩之末,在网络上骂街来发泄仇恨。薄利用他们,在2011年下半年形成互相呼应,进一步形成了宗派集团。除去乌有之乡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死保的小集团。

  记者:除非这些知识分子有社会基础,否则薄不会利用他们,你说他们是边缘化的,实际上,他们有基础。

  杨帆:他们没有社会基础。就是他们自己。

  中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左代表了弱势群体,工人农民。由于中国长期限制民主,压制中左中右,放纵极左极右。本来极左和极右没有什么社会基础,却能横行霸道。弱势群体利益被极左所歪曲代表。是极左把大家对社会的不满引上暴力之路。上边限制民主发展,必定造成极左和极右循环,作为思潮他们都是反对民主的,这是核心问题。极左是歪曲代表弱势群体利益。极左发展起来,清除之后就发展极右,再过几年极右起来清除了,之后再发展极左。政治思想社会不能稳定。就是不民主的体制造成的。

  记者:发现乌有之乡经常有文章说薄是中国的普京

  杨帆:我2011年5月认为,薄是中国的左派叶利钦。这话比他们的说法深刻多了。我新浪博客上有文《极左和中左的区别》,第一项是坚决反对文化革命,第二,不能用阶级斗争为纲,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解释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极左解释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目前问题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把改革开放给全盘否定了。

  90年代新自由主义极其背后的权贵资本主义成为主流,是主要危险。大家一起反对他们,在左派中是分中左和极左的,相当多朋友有左根,就是骨子里左,思想思维方式概念左。开始我们和平共处,在2005年左翼取得重大胜利后就分化,极左依靠骂街绑架左翼,2011年在重庆模式刺激下形成特大极左思潮和宗派集团,非常危险。

  记者:这个思潮有什么影响?引起国家的重视吗?

  杨帆:当然影响了,薄搞民粹主义模式局限于重庆地区也是可以的,而且必须要即使转变。但是在2011下半年想推到全国。三左派都起到不良作用,不是规劝而是吹捧,把重庆模式进行极左包装。乌有之乡2012年元旦开了3天千人大会。

  记者:就是纪念毛泽东?

  杨帆:张宏良政治报告。多次提到“我们毛派共产党”如何如何。是不是实际组党,就差没有注册了?

  毛泽东1962年以阶级斗争为纲,说过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用这句话整知识分子,说那些写剧本写小说的都是在反党。现在我说:利用网站组党也是一大发明。

  记者:毛泽东的旗帜网?

  杨帆:旗帜网是老左派。真正有威胁的是乌有之乡。主要是中年边缘化知识分子,他们搞抓汉奸运动,是典型的文化革命模式。张宏良精通文化革命语言风格。他的知识结构一直就没有改变。在民族大学是搞成人教育的,一直是边缘化的知识结构。他们在5月份搞“人民公诉茅于轼”,是小型的文化革命发动。他们本事也够大,敢在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下,发动小文革,胆子很大呀。

  记者:薄或者他的支持者是不是愿意看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他们最积极的支持者同时也是最极端的。

  杨帆:抓李庄以后,许多人对薄不放心,有钱人往外跑。这可能是后面出事的深层次原因。

  7月份我的一位老左派朋友,在乌有之乡发表长篇文章,说薄和平接班已不可能,要发动群众造成社会事件,逼中央分裂,口号是“共富为纲领,西来当总理”。我说是极左害了薄,有什么不对?这是历史事实。

  王出事以后,我不感到突然,即劝告左派朋友要划清界限,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居然及其顽固,用一系列方法封我的嘴,进行无耻的咒骂,从语言暴力到行为暴力,乌有之乡已经组织了行动队,专门砸场子。

  有的猖狂到敢用真名谩骂,如南风窗的李北方,他帮助张宏良对我破口大骂数十次,一句像样的话也没有说。这是继孔庆东以后,第二个在网络上赤裸裸用真名,用极端肮脏语言进行咒骂的人。我已致函南风窗杂志和广东主管部门。如果他们不管,就诉诸法律。不仅是理论观点错误。通过连续无耻漫骂使语言暴力合法化,败坏学术界新闻界作风,也是这两年极左一大祸害。必须坚决制止,目的就是进一步造成行为暴力的土壤。

  记者:以前曾封掉《真理的追求》,控制极左。另一方面还是要保留一些空间,所以这些网站就保留到现在。

  杨帆:2000年以后中国极右思潮猖狂,提出纲领,把国有资产按照权力分配给当官的。2004年是我策划展开争论,极右大败。中共16大后两年,有两个中心,最容易出事。

  记者:极右的代表?

  杨帆:一大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冰棍论,说国有企业是大热天的冰棍,反正也要化掉,还不如分给私人。分给私人也不是分给老百姓,就是分给当官的。这样成本低。有吐痰论,说你要把国有企业搞垮就要向里面吐痰。有腐败有理论,骗出一个新体制论,依靠外国资本技术转移论,反对政府宏观调控论,工资与物价挂钩论,房地产泡沫论,存外汇不存石油黄金论,人民币自由兑换论,赦免原罪论,市场经济等等,以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甚嚣尘上。这与90年代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形成是一致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背后的,权贵资本主义。极右。

  在中国想按权力分国有企业。凭什么给当官的分?怎么分?这么分的话,全国就得打起来。不仅是国有资产还有事业单位好多资产,有这么干的吗?他们居然能提出来,不是一人一张股票平分,干脆按官位大小,谁控制什么,那单位就归他。我到北大讲课问学生,你们不是拥护改革吗?先把你们北大分了。分给现在的校长书记。也应该分给蔡元培吧。右派犯了什么错误?不应去香港告郎咸平,在西山会议上泄露天机,说改革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引起全国舆论大哗。

  大家说我是左派,这帽子到现在摘不掉,我老说我不是左派,他们非说我是,因为我那时确实起到重要作用。右派失败以后开始成熟,排挤左派领袖,吸取左派意见,国家政策注意民生,弱势群体和国家安全,全是我们提出的。左派一些领袖有王明的特点,不会实际操作。2005年胜利之后篡夺胜利果实。把大家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斗争,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斗争。上边扶植马克思主义工程是教条,又特别欣赏外国回来的新左派,搞托派理论。老左派的核心是计划经济,认为所有问题都是资本主义搞的。

  记者:那他们和乌有之乡有什么关系?

  杨帆:乌有之乡是第三派,文革派。

  记者:新左派有什么错误?

  杨帆:新左派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成绩,比老左派有词汇。错误第一,想把“中国模式”作为新的话语系统,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把中国模式解释成脱离世界发展规律的,完全独特的发展道路。我认为普世价值是有的,不过不能归结为西方价值。左右派各执一词都有片面性。

  第三点,明确说不要民主。

  第四条,依附性发展理论。新左派站在西方工人阶级立场来反对世界资本主义。没顾到中国4亿过剩人口,30年对外开放和外国资本结合,做劳动密集型产品,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这是中国农民工打败西方工人。对中国国家民族有利,不是国际主义的。

  第五条,自相矛盾。说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又说依附式发展不好。那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自己体系里自相矛盾。三左派都有合理因素,即使不合理也没大危害,因为他们是非主流,只起制约作用,所以我能够和他们求同存异。

  在2011有了一级政权支撑,重庆为核心,极左迅速集中起来,把薄作为领袖,把左翼中错误因素聚集,迅速形成极左思潮和宗派集团。如我没猜错,他们在发动社会闹事失败以后,可能要推动选举,把薄选上去。极左异军突起,竟然能在民主选举一下子超过自由派,边缘化知识分子一下子有了当议员甚至省委书记的机会,真是历史奇观。我早就说这样不行,要唱历史闹剧。他们为什么不悔改,就是因为有了宗派集团。

  记者:他们可以选中国的任何一个领导,为什么要选薄?实际上薄搞重庆模式,就是建保障房,内容跟科学发展观的道路一致的,没什么不同。

  杨帆:有本质不同,在中国最有资格称得上模式的就是重庆。我的书出来后,薄与黄奇帆都很不喜欢,说重庆没模式,好像我给他们添乱了似的。

  重庆最有资格称为模式。别看他只搞了4年,却是非常独立典型性的,有自己理论政策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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