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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甦:法律修改时条文序号整理模式分析

更新时间:2012-05-03 22:25:47
作者: 陈甦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具体法律规范的名称。全部条文重排模式运用的实际效果,就是在每次法律修改时,就对所修改法律的大部分条文进行改名。当有的法律经多次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来整理条文序号,就是不停地反复为具体法律规范改名。

  直接用法律条文序号指代该条规定的内容,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习惯,其一可以减少表述时的累赘,节约信息传递成本;其二可增强表述的清晰度,实现文字或口头表述的紧凑连贯。随着法学科研实践或法律实务活动的持续,对于重要法律的重要条文或常用条文的序号,逐渐会转化为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共同的表达方式相辅相成,有助于强化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因此,强化法律条文序号与所指代法律规范之间联系的稳固性,有助于强化法律共同体对法律规范及其表达方式的集体记忆。但是,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却使同样的条文内容在法律修改前是一个序号,在法律修改后又是另一个序号,无疑毫无必要地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阻碍法律研究者或法律工作者对法律条文的方便检索和顺畅表达。

  (四)容易妨碍对既有法学文献的顺畅阅读

  与扰乱法律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同出一辙,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也容易妨碍对既有法学文献的顺畅阅读。因为在法学著述中,许多撰写者习惯以法律条文序号指代条文内容,并且有机地将其融入论述体系中。在法律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会导致修改后法律的条文序号与此前相关著述中引用的条文序号失去对应关系,表现为同一规范内容的条文序号不相一致,或者同一条文序号指代的规范内容不相一致。例如,邹海林于1998年出版的《保险法》在论述保险人承担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时,将法律有关规定注释为保险法第49条,[9]但几经修改的保险法第49条现在规定的却是保险标的转让的效力。再如,王保树在一篇论文中有一个注释,注明有关公司设立责任的规定见公司法第25、28、91、97条,[10]但修订后公司法相应序号条文现在规定的完全是其他事项。笔者曾于1994年写了一篇关于公司法第130条、131条释评的论文,[11]现在这两条已经调整为公司法第127条、128条。

  可以说,采取全部条文重排模式,每次法律修改都会导致对以前相关法学著述的阅读障碍,因为法学著述中引用的法律条文序号已经与现行法律的条文对不上了。尤其是在著述正文中以条文序号指代规范内容时,如果不注明法律的修改版本(其实很少有作者这样注明),在法律几经修改后,就不易检索到该条文序号指代的规范内容,甚至会出现对以往法学文献的个别部分看不懂的情形。如法学著述中经常有这样的表述,“根据法律某某条的规定,应当如何如何”,当该条序号已经变更时,认真的读者就无法简明理解该论述的法律依据和论证逻辑。法学著述是法学研究的智力结晶,其中蕴含的法学研究者智慧与心血应当被持久的尊重和利用。法律的实质内容被修改,法学研究应当顺势进展,但仅仅因某一法律的全部条文序号重排就使既往法学文献成为“残废”,显然是得不偿失的举措。当然,如果是专著、教科书或其他专业书籍,可以通过再版解决条文序号一致性问题。但是对于以往的法学论文,却因不易再版处理而失去条文序号调整的机会,无疑是法学成果利用上的巨大损失。

  

  三、法律修改时应选用适当的条文序号调整模式

  

  既然在法律修改时将全部条文序号重排会产生以上弊端,却在立法工作中沿袭至今而不改弦易辙,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在我国的法律修改实践中,经常有对法律进行全面修订的情形,如1997年对刑法的修订,1998年对土地管理法的修订,2005年对公司法、证券法的修订,2009年对保险法的修订等。在发生法律全面修订时,将其全部条文序号进行重排,具有方便法律阅读和使用的合理性。其二,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急速发展变化,即使只对法律部分条文进行修正,也仍然会有条文所规定事项相同但具体内容差异较大的情形。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8条第四款规定“合营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向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2001年将该条款修改为“合营企业的各项保险应向中国境内的保险公司投保”,虽然只添加了“境内”两字,但实质内容已全然不同。在条文内容发生较大实质变化时,维持条文序号固定的实用意义就有所减损。其三,在法律修改时将全部条文序号重排,已经成为立法活动的习惯做法。其四,或许喜欢团圆全新的传统文化心理也在发挥潜隐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立法技术的选择。

  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建成,我国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日渐成熟,既有法律条文内容的稳定性逐渐提高,继续使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其利愈小而其弊愈大。因此,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全部条文重排模式严重弊端的时候了,相应地,需要在今后的法律修改活动中,认真考虑扩大固化序号删加模式的使用范围。法律修改包括修订和修正两种方式。对于将法律全面修改的法律修订,可以继续使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对于将法律部分条文修改的法律修正,理应采用固化序号删加模式。但考虑到使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已经成为立法习惯甚至积淀成法律文化,因此在修正法律时可以视具体情形,或者使用固化序号删加模式,或者继续使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

  在法律修正时究竟应当采用哪一种条文序号整理模式,这里提出一个“条文删加率”的概念作为判断标准。所谓“条文删加率”,是指在法律修改时删除及增加条文的数量之和与原法律条文数量的百分比。例如,票据法在2004年修改之前共有111个法律条文,2004年修改时只删除了一个条文,没有增加的条文,因此2004年票据法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仅为0.9%。所以,在票据法修改时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显然是极不适当的。再如,像公司法在2005年的全面修订,其条文删加率就达到37.8%,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就是适当的。

  由此可以推演出一个结论:法律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越低,就越应当采用固化序号删加式作为条文整理模式。因为法律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越低,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的负面效应就越大,其正面效应就越小;而采用固化序号删加模式的负面效应就越小,其正面效应就越大。反过来,如果法律修改时,条文删加率越高,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的正面效应就越大,其负面效应就越小;而采用固化序号删加模式的正面效应就越小,其负面效应就越大。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只是说明在条文删加率或高或低时,全部条文重排式与固化序号删加式的利弊效应变动方向,并不意味着两个模式之间具有等值的利弊互补关系。总得来说,固化序号删加模式在整体效益上要远优于全部条文重排模式,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我国许多法律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通常都是很低的,在仅对法律做部分修正时尤其如此。例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只有1.4%,商业银行法2003年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为6.6%,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修改时的条文删加率为6.7%。就是民事诉讼法于2007年的修改,也不过增加6条、删除8条,其条文删加率只是5.2%,完全不必要采用全部条文重排模式。特别是,修改民事诉讼法时所删除的8条是整章删除的,是整个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12]在此情况下,采用固化序号删加模式更容易调整处理。如果民事诉讼法在2007年修改时采用固化序号删加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就不必颁布“调整引用条文序号的决定”,就不必因一个法律的修改去调整32个司法解释等文件。因此,在这里提出一个可供试行的立法技术建议:今后在修改法律时,凡是条文删加率不足10%的,应当一律采用固化序号删加式的条文整理模式;然后再根据法律修改的实践经验和固化序号删加模式的使用效果评估,逐步扩大固化条文删加模式的应用范围。

  

  陈甦,1957年12月生,辽宁省大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国际法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兼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和国际法所副所长。

  

  【注释】

  [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的决定》(2004年8月28日)。

  [2]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的决定》(2003年12月27日)。

  [3]见[日]《六法全书》三省堂1995年版,第1122页以下。

  [4]见《韩国商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5]在法律原条文序号之后新增加一条时,日本、韩国是以“之二”起始标识,我国则是以“之一”起始标识,我国台湾地区亦是以“之一”起始标识。两种起始方式缘于对条文层次划分的逻辑思维不同和文字表述习惯不同,其条文标识效果却并无不同。

  [6]参见李林:《立法理论与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7]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的决定》(2007年8月30日)。

  [8]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的决定》(2003年12月27日)。

  [9]见邹海林:《保险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10]见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公司法面临的转变》,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1]见陈甦:《公司法对股票发行价格的规制》,《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12]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的决定》(2007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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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杂志》2012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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