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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文: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论生产要素从引进、释放到培育的战略升级

更新时间:2012-04-26 09:43:30
作者: 张幼文  

  内地劳动力通过向沿海流动共同获得了开放的机遇,但却因为工资较低且只是个人获得,开放的成果更多体现在沿海,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更大了,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农村地区发展是滞后的,从而需求是很低的。沿海的客观地理条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惟一的决定因素。如果国家的整体政策能够从以往对外偏向型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内地和农村会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就可能缩小这种差距,从而中国整体的内需也将能得到显著的扩大。在这里,投资与消费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向内地更多的投资实现的更快的发展将会形成更大的消费需求,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扩大内需不但需要国内政策的调整,而且需要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从应对危机的短期来看,我们需要一定力度的出口鼓励以维护出口市场,包括不得以地维持低工资优势,维持低汇率水平。但是从长期来看,强烈的出口激励和低工资低汇率就是系统的对外偏向型政策,导致国内生产销售不如对外生产销售,从而不能激励国内投资。因此,在当前短期应对危机政策之后,中国需要适度调整对外偏向的经济政策体系,以鼓励国内投资,激活国内市场。在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条件下这一政策调整是完全可能的。

  (三)扩大内需、要素培育与增长动力的再造

  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是中国增长动力的再造,是增长外部拉动模式的升级。外贸出口与外资流入两大动力在30年的增长中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即使再过30年我们也不能说二者会完成历史使命,相反会更加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首先将来自于进口。外贸将长期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在外贸整体规模继续扩大的同时,需要减少顺差,以减少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外贸的基本平衡将使出口更多转化为进口能力,从而进口的技术、装备等为自主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是发展的作用而不只是GDP增长的作用。这一点与主要通过外资引进技术不同。同时贸易总量的扩大也将使中国更多从比较优势的实现中获得国民福利的提高,而不只是单纯就业利益。

  巨额外汇储备为中国的战略转型提供的良好的条件。对中国来说,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也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一个国家的初级发展阶段上,需要为工业化和信息化进行资本积累,因而储蓄大于投资是必要的,出口顺差是高储蓄的表现,外资流入是资本积累的需要。当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一个国家外汇储备长期持续上升是不合理的,这是外汇资源的浪费。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真正实现储蓄向资本形成的转换,即把由贸易赢得的外汇用于合理的资本装备和高技术进口,只有这样,才是中国自主发展新阶段最必要的资本形成,为长期发展创造基础。这进而涉及国内企业投资能力的提高及其机制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将来自于内需。政策结构的整体调整将不再单纯地鼓励外资,内资也将得到相同的鼓励。当然国内投资能力的提高还取决于更多的条件,包括企业家的培育、资本市场的成长、国有企业的再造、本国民营企业的成长等等。随着国内投资机制的逐步成熟,过高储蓄率的现象将会逐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状况也将得到改变。在短期内内需扩大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但从长期看投资需要靠企业所进行的产业投资,只有这样经济才会有持续的内在增长动力。内需的扩大也取决于消费,需要通过消除消费者对长期安全感的担忧扩大当前消费。更重要的还在于启动农村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消费能力,这在短期内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和消费补贴来实现,而从长期看只能通过这些地区的增长来实现。因此,内需市场的开发关键在于鼓励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产业投资,以生产拉动收入,以工代赈,以收入增长实现消费增长。在把外资引向内地困难的客观情况下,应当注重国内投资的形成。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从要素的视角看,扩大内需政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是一项要素培育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进意味着中国从要素引进、要素释放的发展模式提升到要素培育的发展模式。从近来中央政府推出的扩大内需各项政策来看,其主旨体现了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二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开发;三是改善民生。在这里,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是经济运行和长期增长发展的生产要素,是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经济要素。注重科技创新和人才开发表明,中国正在从抵御危机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即推动创新以培育稀缺的技术要素,加强教育以培育稀缺的人才要素。重要的是,这不仅是抵御危机的短期政策,也是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进,意味着中国最终走上一条以培育高级要素为重点的增长与发展道路,这将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至于民生的改善,在表面上看它并非增长的要素,但却是增长与发展目标的体现。从经济学上讲,正确处理民生问题不仅将改变过去一个时期中分配不合理的现象,而且还将营造巨大的内需动力,改变消费率偏低的国民收入结构。

  (四)扩大内需与坚持对外开放

  扩大内需与开发国内市场的战略不是开放战略的中止,恰恰相反是开放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内需是多重意义上的,包括居民的最终消费,也包括基础设施、重大产业建设、科技研发、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投资,30年的发展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中国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尚待继续开发的市场。一方面,巨大的内需市场具有对外资流入的持续吸引力,因而可能成为中国继“引进外资—扩大出口—拉动发展”发展模式后的一种新模式:即“内需开发—吸引外资—拉动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扩大内需是形成国内高级要素的有效途径。利用过去30年积累起来的资金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新兴产业的培育、科技研发的投入和教育培训的加强,将会形成一批属于中国自己的高级生产要素,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低级要素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格局。

  扩大内需战略绝不否定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恰恰相反,提高开放水平需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而其中的关键正是“全球销售网络”要素的培育。近年来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国际大公司廉价收购中国出口产品,而以高价在国外市场销售,中国只获得了劳动者的辛苦费。事实上,这种利益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全球销售网络”这一当代全球化生产经营的高级要素,这种要素往往掌控在世界大跨国公司手中。扩大开放和提高开放水平的重点在于建立中国的跨国生产与经营网络,使中国的制造优势真正体现为中国的出口利益。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中国企业要特别关注通过国际并购形成自己的全球生产经营网络。

  就这一方面来说,似乎也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问题:中国经济是否需要从目前的高开放度逐步转变为低开放度。答案并不是简单的。事实上,就过度依赖外资流入与产品净出口来说,中国开放度并不低,需要降低。但是,就体制而言,对外资流入来说,中国的开放度并不高;就国内市场规范性来说,或者就贸易方式过度偏向于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来说,开放度也并不高。特别是就开放模式上讲的开放水平而言,中国的开放水平也不高。因此,中国依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开放度和开放水平。

  但是,就一个经30年改革开放发展、国内地区禀赋差别显著的大国而言,中国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地区差别深化国内分工,利用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实现发展,如果说这一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开放度,那么这一变化是有利的,因为这进一步开发了大国的特别是高度二元化大国的内在潜力。在资本利用上也是这样。如果改革与政策调整导致更高的国内资本形成,从而降低了外资在全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那么这样的发展也同样是有利的。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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