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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文: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论生产要素从引进、释放到培育的战略升级

更新时间:2012-04-26 09:43:30
作者: 张幼文  

  而且也日益扩大到服务业。”⑤

  改革提高效率的经济学原理在于其消除了国内市场中的扭曲,特别是要素价格的扭曲。发展战略的选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世界性课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进行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道路的探索。除了国内经济制度选择外,就对外经济关系而言,这一探索集中到一点,就是走开放型道路还是封闭型道路。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的竞争力低,因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只能是进口替代,即在贸易保护下的发展。这使许多国家采用了封闭式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有限的发展成果。但是,另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却利用世界市场,通过出口产业的逐步提升拉动了国内增长,取得了更好的发展成就。事实上,战略选择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世界经济特点和机遇的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为落后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包括出口市场和资金供给。这使更多利用这些外部条件的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

  开放对改革和国内市场机制的形成在于其有利于消除国内要素价格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大量事实证明,开放经济比封闭经济的发展成效更为显著。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起许多研究就证明,开放的发展比封闭的发展更少扭曲,所以发展成效更好。以巴格瓦蒂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证明开放有利于消除对外扭曲,从而国家能够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中得益。⑥ 90年代Sachs的研究证明在1965年到1990年期间,40个始终不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和8个始终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年增长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原因在于扭曲的消除。[8](pp.1-118)这一期间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有利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和管理规则,而采取相反措施的国家只是极少数例外。这些引资政策广泛涉及放宽对FDI的限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放宽对外资投资比例和产业进入的限制,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给外资提供更优惠的担保,都对扭曲的消除起了作用。⑦ 2002年SebastianEdwards分析了经济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控制资本的流动,包括流入流出会导致更高的资本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不开放下的市场扭曲不利于经济增长。[9](pp.261-270)这类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吸引全球要素集聚的基础

  Jeffrey Sachs等1995年分析了各国经济改革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说明了国内市场化与参与全球化的关系。他指出,原计划经济国家以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为其战略目标。一体化不仅增加了基于市场的贸易和金融流动,而且在制度的融合上还广泛涉及到贸易政策、法律法规、税收制度、产权形式和其他各种调节制度。在这些领域的政策改革中国际规范常常发挥了巨大的决定性作用。[8](pp.1-118)

  对中国来说,营造吸引外国高级生产要素流入的经济环境,是开放的根本任务;而实现这一任务的根本手段,则是改革,即创造一个对外资有吸引力的和熟悉规范的市场环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改革与开放的紧密关系:开放是战略的取向,而改革是实现这一战略的条件。改革的一大主题是将一个封闭型经济改造成为一个开放型经济,而开放又是促进国内市场化改革的巨大动力。通过改革实现了开放,又通过开放推进了改革,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所走过的路。⑧

  开放政策是以改革的方式起步的。1978年经济特区的建立是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一大改革。从直接关系看,是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特殊权力,但是从内容上看,这些权力的核心则是地方政府在所管辖区域内拥有给予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的权力,拥有对外贸易管理的权力以及人员出入管理权力等,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自由贸易区意义上的各种权力。而这种改革就使特区从旧体制中脱离出来,形成了外资流入的引力,即要素的集聚。正是要素的集聚,使特区迅速发展起来。从特区扩大到沿海城市,从南方延伸到东部,中国整个沿海地区的大发展就是外部要素流入从而要素集聚的结果。这种集聚不仅包括外资的流入,而且包括由此而带来的加工贸易即国际市场渠道要素的流入,新产品生产即技术、品牌、生产工艺等的流入,新企业被纳入全球生产经营体系即全球生产网络要素的流入,高级经营管理与技术人才要素的流入。构建这种巨大引力的是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廉价的低级要素供给,以及逐步规范透明高效的生产经营环境。

  投资的市场准入和产品的市场开放都属于开放问题,然而二者都要求国内的改革来推动。一些部门长期处于产业保护和行政垄断下发展,效率低下,投资的市场准入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引进竞争,以竞争促发展。国内市场对外资企业开放在扩大吸收外资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也是引进竞争促进发展的改革。

  C.F.伯格斯坦等认为,30年来,中国的令人震惊的增长有五个关键因素:一是拥抱了市场的力量,二是经济开放发展贸易和引进直接投资,三是高水平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四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五是对基础教育的投资。⑨ 这一分析所说明的正是开放市场的机制及其所形成的要素引进与释放。

  (三)开放推动下改革的滞后及其对持续增长的约束

  开放同样也加快了国内的要素培育。外资企业的大量引进为中国优秀人才提供了高端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成为其扩大知识提高技能的重要平台。中国的优秀人才为外资企业服务也是一种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配置模式,外资在中国经营正是为了获得中国的这部分高端优秀人才。这种要素结合方式使中国人才迅速成长,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具有潜在的贡献。一旦中国资本实力提升,企业家队伍扩大,投资机制成熟,知识型人才自主创业,那么中国就可能形成由自己的资本和人才主导的发展。然而,这毕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和间接的过程,而现在中国人才的相对短缺也制约了中国企业获得高端人才。与此相似的还有技术等高级要素。中国企业不能吸引高端人才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企业制度等。总之,改革释放了闲置要素,但却尚未真正形成培育和使用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的体制机制。问题还在于,如果我们不改变中国人才资源短缺的基本局面,不改变投资和技术进步对外资依赖、产品销售对外部市场依赖的基本局面,那么中国在全球化要素合作中的分工地位将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由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部市场,国内市场的开发相对滞后,即相对于经济增长相对滞后,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改革也未能在内需市场的开发上发挥足够大的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使民众对未来担忧增加,从而减少了当前消费。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扩大了贫富差距,低收入群体的相对收入下降,使消费率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因此,开发国内市场成为实现新发展的关键。事实上,这些滞后改革的一个共同点恰恰是忽略了中国劳动者的提升,忽略了中国自身高级要素的培育,而把发展的战略重心长期放在廉价劳动力这一低级要素之上。

  在开放促进下的改革释放了国内闲置要素,激活了要素生产率,同时又以持续扩大的外部市场吸纳了不断增加的产出。但是,中国经济的这一巨大的外部循环却遇到新的障碍。一方面,中国制造迅速扩大,国际市场容量有限,发达国家低端产业的调整受到抵制;另一方面,一大批新兴国家相继崛起,同样走上低端制造出口拉动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的巨大制造能力不能长期主要依靠外部市场,特别是不能依赖于外部市场的扩展速度与中国的发展速度相适应,而必须同时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之上。因此,国内市场的开发成为国内改革的新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外部市场的约束形成了开发国内市场的倒逼机制。在激活要素和要素生产率激活产出的外循环机制后,当前中国迫切需要激活产出的内循环机制,这就需要改革宏观调控和微观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三、扩大内需:培育高级要素的发展战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部市场的显著收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世界经济增长波动本身来看,这一动荡只是短期的,一般预期到2009年末世界经济将走出衰退。但是,由于中国受到重大影响的内在原因深刻地存在于长期发展战略之中,因而应对这一危机所需要的却应当是一种长期的、发展战略性质意义上的重大调整。

  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完成了快速发展所要求的规模扩张第一阶段的任务,新阶段需要在规模继续扩张的同时更加注重实现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内涵式的发展。这一阶段性的推进是发展阶段本身逻辑的要求,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要求。30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今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30年,特别是由这些变化带来的对中国不利的外部因素,包括长期的历史性变化与短期的金融冲击和经济衰退,都要求我们考虑对要素集聚与释放战略的调整。就开放以利用经济全球化而言,实现发展的道路不再只限于要素的集聚,而具有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更广泛的新的含义。

  (一)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及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质疑

  众所周知,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的次级房贷。同时,过度的金融创新、缺乏必要有效的金融监管以及信用评级制度的缺失等都具有重大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危机的原因。然而,美国也有少数人将本次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提出中国的高储蓄导致美国的金融泡沫是这场危机的原因。⑩

  这在逻辑上是荒唐的。毫无疑问,次级债的设计、过度的金融创新、无效的监管和缺失的评级等等这些都是美国金融制度自身的问题,无论怎么说都与中国无关。惟一需要稍加理论分析的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究竟是谁的责任。

  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上,中美之间表现为“双赤字”与“双顺差”的关系,或者说是中国以贸易盈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又借给美国,向美国出口收入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消费信贷是美国拉动经济的法宝之一。消费信贷产生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这是美国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内在缺陷。为弥补这一内在缺陷而创造的超前消费模式(以及美国的消费文化),利用次级债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才是金融泡沫的根源。消费信贷产生之时中美之间甚至连贸易都还很小,更谈不上什么中国对美国的国债投资,即使现在中国买的美国国债也只是储备资产中的一小部分。至于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则与美国复杂的国内外政策相关,特别是与美国推行国际霸权而需要的巨大支出相关,同样与中国无关。

  中国的巨额贸易盈余与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相关,也与国内消费投资不足相关,二者都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为发展初期,中国缺乏国内增长动力,需要外部市场,这是惟一的选择。由于国内市场不成熟,企业发展有限,投资不足;改革滞后,分配差距扩大,消费不足。这些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难以避免的发展中的问题。即使中国实现了贸易平衡,也不会改变美国的双赤字模式。众所周知,美国的贸易逆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直至导致70年代美元黄金本位制的垮台,而当时中国还很少对美贸易。

  两国的这些差别导致了中国发展利益的不足和流失,而美国的发展利益却在增加。因为美国不仅廉价享用了中国创造的物质财富,而且廉价使用了中国积累的金融资源,还同时要中国一起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危机的“中国责任论”将两个在表面上看来对称的“赤字”和“盈余”现象解释为两国的共同责任,这种理论显然是肤浅的。

  (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开放型发展战略的调整

  然而,面对严重的危机,中国仍然必须考虑防范危机冲击的对策,同时也要从根本上思考减少此类冲击的长期战略。这就是扩大内需战略。

  从危机本身的波动性质来看,金融危机使出口市场收缩,扩大内需似乎是一项短期应对之策,从长期来看中国仍然可以坚持现有的开放模式。事实并非如此。危机是一种短期波动,但是,从中国自身来看,受到影响较大却也与现行的开放模式与改革进程相关。

  现行开放模式对外部市场存在着较高的依赖性。以2007年为例,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12549亿美元,占对外贸易进出口的57.7%,中国2007年GDP为32801亿美元,出口总额12178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为37.1%。(11)

  国内市场开发不足与改革的进程相关,也与开放的结构相关。开放起步于沿海,也因为沿海的特殊条件易于开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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