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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建林: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回归与制度完善

更新时间:2012-04-23 21:19:07
作者: 卞建林  

  [14]与此同时,承认预防性羁押的国家和地区大都会在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要件方面相较其他强制措施作出更为严格的规定,如限定为可能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且对可能再犯的罪名予以详细列明,以尽可能限制其适用,此当为我国所借鉴。

  概而言之,惩罚教育功能和刑罚预支功能实属于强制措施功能异化的情形,是将强制措施这一程序性保障措施予以实体化适用的错误做法。证据发现功能和犯罪预防功能则是强制措施功能泛化的表现:证据发现在本质上从属于诉讼保障功能,且不能与侦查行为的证据发现功能相混淆;犯罪预防是基于特殊利益保护而附加给强制措施的例外功能,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三、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修改

  

  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历来为立法者所关注和重视。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就以较大篇幅对强制措施制度进行了修正,使得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得到显著进步。时至今日,《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已近十五年,其间执法环境以及犯罪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宪法》先后历经两次重要修正,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强化人权保障成为时代主题,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亦稳步推进并成效显著。在此背景之下,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近日初步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修正案(草案)》的主要亮点之一就是对刑事强制措施再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以满足司法实践的切实需要、因应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具体修改内容简要分述如下。

  (一)完善监视居住措施

  虽然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都是用以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二者限制自由的程度却并不相同,立法原本也是意欲通过这种强制程度的差异性来体现出强制措施的层次性。但是,现行刑诉法对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规定了相同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仅仅是在遵守义务以及执行场所上有所区别,且具体选择何种场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执行监视居住随意性较大,这就造成了实践中适用监视居住的“两难”境地:若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置于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囿于执行机关人力、财力以及条件的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上很难得到严格有效的监控;若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置于指定的居所执行监视居住,由于“指定的居所”其具体含义并不明确,监视居住易于被办案机关异化为变相羁押,考虑到监视居住的期间较长等因素,其实际强制效果较拘留甚至逮捕而言更重。

  鉴于上述监视居住的适用困境,《修正案(草案)》对监视居住制度进行厂以下修改:第一,将监视居住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并规定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即监视居住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而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以及羁押期限届满但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情形;第二,将监视居住同时作为取保候审的补充措施,即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能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第三,为保证监视居住的效果能够顺利实现,规定执行机关可以采取电子监控、通信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被监视居住人进行监督,并增设被监视居住人应当将身份证件、旅行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资格限制规定;第四,对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进行细化,即监视居住原则上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处进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进行,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且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监视居住;第五,考虑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限制较大,规定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并明确被监视居住人的委托辩护权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义务。

  (二)完善逮捕要件和审查逮捕程序

  准确把握逮捕要件是正确适用逮捕措施的前提和基础。长期以来,司法实务机关围绕逮捕要件特别是逮捕必要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并取得了不少成效。根据现行刑诉法的规定,逮捕要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证据要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二是刑罚要件,即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三是必要性要件,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在这三个要件中,最难为司法实务机关所掌握也最容易引起混乱的当属逮捕必要性。何谓“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要件标准过松会导致逮捕羁押率的居高不下以及司法资源的较大浪费,要件标准过严又易于使得强制措施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既有目的无法实现。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对于逮捕要件理解和适用混乱的问题,《修正案(草案)》细化规定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可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此外,《修正案(草案)》还将特定重罪以及特定被追诉人列入了逮捕事由,即对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逮捕。

  规范审查逮捕程序是正确适用逮捕措施的重要环节。针对审查逮捕程序在现行立法中较为薄弱以及在司法实践中操作混乱的现象,《修正案(草案)》对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予以了明确和细化,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并听取律师的意见,如果出现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或者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形则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如果辩护律师提出要求则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同时,为防止不必要羁押和超期羁押,《修正案(草案)》还规定了检察机关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义务,要求检察机关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三)完善强制措施制度的其他内容

  除上述修改以外,《修正案(草案)》还对强制措施的其他内容予以了完善,以满足公安司法机关的办案需要,同时注意对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第一,适当延长拘传时间,在原则不得超过12小时的基础上增加规定案情重大、复杂且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不得超过24小时;第二,丰富了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增加被取保候审人应当在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时予以及时报告的义务,增加可以要求被取保候审人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不得与特定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不得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限制规定以及将旅行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的资格限制规定;第三,将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第四,规定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其必要的饮食和休息时间;第五,规范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不予通知家属的情形,将“有碍侦查”的情形限定只适用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

  

  四、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若干建议

  

  总体而言,《修正案(草案)》的修改强化了我国强制措施体系的层次性和系统性,明确和细化了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与程序,丰富了强制措施的内容,总体上体现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立法指导思想。但同时应该看到,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和法治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相比,《修正案(草案)》对强制措施的修改亦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商榷之处,有些修改甚至可谓不合理、不科学。囿于篇幅限制,本文择其要者论述如下:

  (一)完善强制措施制度的整体思路

  完善强制措施制度应当具备“三种视野”:一是宪政视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根本上均涉及到宪法有关公权力行使和私权利保护的规定,只有坚持以宪法为根据来探讨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与完善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也易于获得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普遍认可;二是实践视野。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必须正视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尤其是侦查实践的真实状况和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开展对策化研究,分析原因,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三是国际视野。刑事强制措施作为与公民基本权利密切相关的一项制度,已为许多国际重要人权条约所明确规范并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必须努力与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接轨与呼应。

  以实现强制措施的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双重功能为主线,在秉持宪政视野、实践视野和国际视野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完善的方向和目标为:第一,健全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以强化其层次性,形成一套强制力轻重有别、选择性丰富多元并且能够适用于不同案件需要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第二,将强制措施从整体上区分为羁押措施和非羁押措施,明确“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强制措施适用原则,丰富羁押替代措施的种类并实行权利化改造,优化羁押措施和羁押替代措施之间的衔接与变更;第三,严格并限制羁押措施的适用,确立程序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和令状原则,建立完整的司法审查与救济制度。

  (二)设置独立的羁押程序

  我国实行“捕押合一”的模式,羁押成为逮捕的必然后果,逮捕的实施即意味着相对人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剥夺人身自由,而羁押则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以及单独的适用程序。虽然《修正案(草案)》试图在审查批准逮捕程序中引入犯罪嫌疑人、证人、辩护律师等多方诉讼参与人以保证逮捕措施的审慎适用,但逮捕和羁押混同这一问题的症结仍未能得到彻底改变。笔者主张,应当从根本上对我国的逮捕制度进行改革,逮捕和羁押是不同的强制措施,具有不同的法律后果,适用不同的诉讼情形,应当对逮捕与羁押明确加以区分,实现逮捕和羁押相分离,将逮捕定位于羁押的前置程序,实行“逮捕前置主义”,继而设置独立的羁押程序,以控制羁押的适用。这种以逮捕为前置的羁押制度,一方面能够适当放宽逮捕的适用条件,以满足侦查机关侦查犯罪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能够严格羁押的适用条件和程序,通过强化羁押的司法审查来规范和控制羁押措施的适用。

  1.羁押的审查

  基于逮捕和羁押相分离的设想,羁押的审查与批准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对逮捕的审查批准。检察机关在收到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之后,应当对被追诉人是否符合逮捕要件进行严格的书面审查。经审查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应当签发逮捕令状并交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的令状应当明确被逮捕人、逮捕事由和执行时间等。

  其次,逮捕后对被逮捕人是否予以羁押的审查。公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认为需要对其予以羁押的,应当在逮捕之后的法定时间内(例如24小时)向检察机关提出羁押申请。检察机关应当对羁押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羁押审查应当以聆讯的方式进行,检察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事实以及罪名,告知其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审查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其辩护律师的意见,可以要求办理案件的侦查人员到场说明情况,陈述羁押的理由与必要性。检察机关经审查后,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批准羁押、不批准羁押或者予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决定。

  最后,羁押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检察机关批准羁押之后,仍应当定期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因情况变化而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解除羁押措施;需要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亦应作出相应决定。

  2.羁押的期限

  检察机关批准羁押的,应当签发羁押证并载明羁押期限。羁押期限即将届至,公安机关认为有继续羁押之必要,需要延长羁押期限的,应当在期限届满的七日前向检察机关提交延长羁押的申请,检察机关按照羁押审查程序作出是否延长羁押的决定,决定延长羁押的同样应当载明延长期限。如果羁押期限届满且公安机关没有向检察机关申请延长羁押或者申请未被检察机关批准的,应当及时解除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

  超期羁押是羁押的一个突出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纠正超期羁押主要采取侦查监督的方式进行,即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存在超期羁押的,不能直接作出决定或采取解除措施,而是通过侦查监督的方式来要求公安机关予以纠正。这种做法与宪法与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并不符合,甚至可以说偏离了宪法和法律关于逮捕的权力配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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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犯罪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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