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我给耀邦当秘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7 次 更新时间:2012-04-22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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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   何乡  

在胡耀邦就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几个月,1952年4月,高勇进入团中央工作。7年后,1959年3月,高勇成为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此时胡耀邦已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在这之后,因为工作或私人关系,他多次和胡耀邦接触,对其工作和为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文革”后,高勇先后在教育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曾在香港出版《胡耀邦主政团中央》一书。

“他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高勇这样评价胡耀邦。

我给胡耀邦做秘书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反右“运动中,他的一个秘书被打成了右派,由刘崇文接替。又过了一年半,我也成了耀邦的秘书。我们俩有分工,刘崇文负责处理团中央的业务文件、管理图书,我主要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接电话和日常事务的联系与办理。

1957年团中央反右时,耀邦不在,他在国外出访,是另一个领导主持的。胡耀邦当时就不赞成抓那么多“右派”,但他无能为力。他保护了不少人,包括《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张黎群、钟沛璋和陈模,他都力争保护。

1959年的庐山会议,胡耀邦也参加了。我跟随在他身边,我们是7月29日晚上到的庐山,这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批判彭德怀很多天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并不积极,但是作为中央委员,参加会议不能不表态啊。大会不发言,小会也得发言,他就是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发的言。他是表态性的发言,比如“拥护毛主席讲话”、“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类。他发言时,我不在现场。但因为他对发言记录不满意,有些主要的话可能没记,有些不主要的话可能还记了,他就让我和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发言记录。他私下里没有和我说对彭德怀的看法。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所有人都是洞察的,别人发言批判彭德怀都是蛮厉害的,而你胡耀邦发一次言就再不吭气了。耀邦观察到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几年后他说,“庐山会议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

我没听过耀邦对“反右”的直接评价。但他说过,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后,还应该起用。1964年,团中央要召开九大,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他让钟沛璋起草。钟沛璋此前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没被定为右派,当时争论很大,耀邦顶着,但没顶住,1958年又把钟补成了右派。但钟沛璋比较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九大的开幕式,钟沛璋也去旁听了。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得很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揭发了这件事。一位杨姓领导开始查这件事,但最后怎么处理的我忘记了。

耀邦和我谈起过这事,他说,摘了右派帽子就不能把他当右派了,你总得给他个工作干吧,以前在延安有些同志犯了很大错误,毛泽东不是还使用他嘛。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时,大跃进刚开始不久。1959年5月,耀邦带我们几个人去河北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那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了,群众生活已很困难,我们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那时基层干部被上级的高指标压得喘不过气,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干部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十分紧张。群众对基层干部意见很大,而基层干部也感到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难受”,怨气冲天。耀邦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说有一些强迫命令是上边压下来的,责任不在村干部身上。耀邦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争那个“红旗”嘛,饿死人。那时他对大跃进有看法,但他一般不散布消极情绪,一般是鼓劲的。

大跃进他是拥护的,他在经济建设上也是主张“快”,他一直是这样,有点急于求成。但是一开始,对各地“放卫星”,他并不太相信。因为他是农村出身,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稻子。但是后来各地的“卫星”越放越多,耀邦就相信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跟上了。当然他也不是完全相信,其实那时大家对这事也弄不太清楚。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在这个情况下,从庐山会议下来以后,耀邦在大跃进誓师大会上讲话还是鼓劲。他一直鼓劲,那时毛泽东也非常强调鼓劲,气可鼓,不可泄。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冷静,不过你说他在那个时候完全头脑不发热也不可能。那时候说胡话的多了,例如“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胆”,就是一个后来的改革家先提出来的。

因为河南小麦“放卫星”放得高,团中央专门从河南弄来麦种,全机关的男女老少来挑麦种,那真是一粒一粒挑,老太太都戴花镜在那里挑。稍微有点毛病的、瘪一点的都不要。挑完之后,一亩地下200斤种子,要密植嘛。麦苗出来以后,不通风啊,太密了。怎么办呢,用鼓风机吹。光照不够,就扯上电线,用灯泡照。结果没有熟,全部倒伏了。太密了,根本长不熟。第二年再不种了。耀邦基本都会参加这些劳动,大家一块干。那时团中央没人反对,也没人讨论,耀邦私下也没和我讨论过这中间的教训。那时候好多地方都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挺可笑的。

那时的形势,大家都被弄糊涂了。到处放卫星,很多人还到外地去参观,我听去天津小站参观回来的人讲,那里稻子长得那个密啊,他亲眼看见小孩放上面可以站着。实际上后来查清楚了,是把别的地方稻子都集中在这里了。

胡耀邦工作起来真不要命。那时他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他在东屋,我在北屋。他根本顾不上家人,除了工作就是思考问题。一般的劳动他都参加。例如,1959年我们去安国县劳动时,他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休息。

胡耀邦的性格很直,藏不住话,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在团中央时,我觉得他威信很高。威信高的关键是,那时他和谁都是讲真心话。交谈中老打官腔是挺讨厌的,你能听得下去?耀邦是不设防、讲真话,这一点非常突出。

他有时候讲话很生动,比如,他提出要“冷处理,软着陆”,什么意思呢?冷处理是说,不要在头脑发热、群情激愤时处理人,放下来等冷静时再处理。软着陆是指批评人不要打棍子。

有人说他说话随便,不严密。是有不严密的地方,有时仔细琢磨会有漏洞,但是他不讲不痛不痒的话。有人觉得这很好,就应该是个普通人嘛,宁愿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讲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级废话,听着也觉得没意思。

他喜欢知识,喜欢有知识的人。如果看到一篇非常欣赏的文章,他就会打听是谁写的,作者多大年龄了。你跟他讲些知识性的话,他非常高兴。他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会议上的讲话一般都是自己起草的。我听说,中央团校要复校时,请他讲话,事先团中央给他起草了个讲话稿,拿上台去他看都没看。

胡耀邦比较急躁,经常发脾气。你要什么事办错了,他批评起来绝不留情,特别是熟人、身边的人,他专找些尖刻的话来挖苦你,让你有个很深的印象。我也有受过批评,也见过他批评别人,越是熟悉的人他越不客气。

但是耀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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