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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静:“关系”如何、缘何影响基层官员晋升

更新时间:2012-04-19 10:40:01
作者: 欧阳静  

  

  【摘要】基于对桔镇干部晋升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镶嵌于差序格局社会关系中的基层政府无法将公共规则抽象化、一般化,从而产生了乡镇干部晋升中的关系运作。但关系运作的持续后果会使官员对关系的认同胜于对公共规则、公共理念的认同,进而使制度运作丧失其道德信念层面上的“基础秩序”,显现出权宜性和随意性。

  【关键词】乡镇干部;基层官员晋升;社会关系;差序格局;乡镇治理

  

  一、引言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关于中国政府官员晋升的研究主要是在宏观层面上展开,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周黎安的“政治锦标赛”模型(周黎安,2008)。但政治锦标赛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地方政府首脑(多为省市级政府的“一手把”),基层干部和一般干部的晋升不在此模型之中;其次,政治锦标赛主要分析一些明文规定的、可度量的考核指标,比如GDP增长率等“明规则”对官员晋升的影响作用,而将那些不易测量、不外显的“潜规则”排除在此模型之中。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微观运行机制的角度来观察基层干部的晋升问题,我们会发现中国官僚制组织中的晋升往往是由“明”和“潜”两套规则所决定,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支配干部晋升的真实逻辑与规则往往是那些不易被外界所观察的“潜规则”。

  按照吴思的界定,“潜规则”是以“关系”、“人情”或利益等与官僚制晋升逻辑相悖的非正式、非制度化的规则(吴思,1998)。然而,对于中国官僚制组织内部中“关系”的展示与分析,只是若隐若显地出现在历史故事、文学小说和影视作品当中,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般性”、“历史性”和“文学性”,而不具有“鲜活性”、“现实性”和“学术性”。正如翟学伟(2005:60)所说:即使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较为发达的今天,标榜为中国官场韬略、权力、为人处世之类的著作层出不穷,但翻开一看,令人大失所望,作者在此方面没有任何分析研究,不过是把一段段中国历史上有所记载的故事用白话文归类整理出来,发表一通议论就结束了。

  本文所运用的资料源于作者的参与式观察,桔镇是本文的个案镇,也是笔者至2004年以来跟踪回访至今的乡镇(欧阳静,2011)。该镇位于我国中部省份,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业型乡镇,所辖人口2.1万,现有干部35人,除一名外县的干部外(近年因乡镇公务员考试所引起的新现象),其他干部均为本地人。事实上,与较高层级的政权组织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县、乡政权组织不同,中部农业地区的县乡政权组织不仅规模较小,而且人口流动性较小,公职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一特点决定了乡镇政权组织具有一定的“乡土性”,即更容易受“人情”和“关系”的影响。

  本文通过个案分析法,试图立体化地呈现“关系”与基层干部晋升的之间关系。事实上,中国官场受“关系”影响这一现象几乎是种常识,我们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也至少耳闻不少这方面的事例,从这一意义上说,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似乎不是什么新发现。然而,正如翟学伟(2005:92)所评述的那样,现有的关系研究不是停留在一种思辨分析的层面上,就是提供给我们许多变量以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或对儒家思想的再梳理,而较少关注具体关系的建立以及现实情境中的关系运作状况。对于关系如何影响了个人社会流动的方向,如何影响了官场、司法审判的运作等现实问题,由于“关系研究资料的缺失”,很少被关注,“而不得不去关注在文学上丰富的展示人物场景和脉络的历史和现实作品”(翟学伟,2005:76、68)。本文的立意在于,通过对现实经验资料的呈现与分析,以打开“关系”如何,以及缘何影响基层官员晋升这一“黑匣子”。

  

  二、镶嵌于乡土社会中的乡镇

  

  按照社会学对“关系”的界定,“关系”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联系,一般称为人际关系。在社会科学中,“关系”一词是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行为的核心概念,并受到国际社会科学的关注。Mayfair Yang在分析中国社会关系时认为,“关系”是推动中国政府机器运作的润滑剂,人们经常用来操纵他人,并扭曲法令(黄光国,2006:82)。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指出:所谓“搞关系”就是建立并维系友谊网络,它能够帮助个人安然度过人生的各种危机。大体说来,中国人讲关系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个人的生活改变和社会流动、个人的成长和发迹、家族的兴旺和发达等需要关系(阎云翔,2000:170)。

  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行为与制度是社会理论中的一个古老问题。因为社会关系总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它不存在的情境只能经由人们的“思维实验”来加以描述,比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1999)或罗尔斯的“原始情境”(2002)。理性选择理论则预设了一个与“自然状态”或“原始情境”相类似的情境,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而自利的,很少受社会关系的影响。格兰诺维特(2007:1)则强调“镶嵌问题”,认为行为和制度深受社会关系的限制,把它们视为相互独立的东西是极大的错误。镶嵌理论给人们的启示是,经济、政治等行动都镶嵌于社会关系之中,从而使得人们在对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分析时,必须将其重新置于对社会关系分析的基础上。

  然而,对于“关系”与中国官僚制组织的运作之间的关系,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区分“个人关系”与“公共关系”的角度加以考察,并且主要集中于对庇护关系的研究中。比如,沃尔德(AndrewG. Walder)(1986)曾对中国城市单位中庇护关系的产生和存在进行了相当丰富的呈现。按照沃尔德的分析,庇护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将公共因素与私人因素结合在一起。具体而言,庇护关系是将一个组织和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共效忠与对领导个人的私人效忠结合在一起,它既不是纯粹公共领域的事情,也不全然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是体现了一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混合。奥伊(Jean Oi)(1989)通过考察人民公社的资源分配体制,认为庇护关系是个体在追逐利益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它的特征是利益最大化而非风险最小化。费里曼(Edward Fridman、毕克伟和赛尔登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认为,庇护关系是底层干部赢得上层领导控制的资源、获得国家偏袒以及逃避、偏离和削弱不利于地方利益及价值的强有力的关系网络。张静(2006b)则认为当前基层政权庇护关系不同于传统的庇护关系而是一种“新庇护关系”。通过与传统庇护关系的对比,她认为传统庇护关系是传统社会亲属关系的扩展形式,它是感情性的、稳定的。新庇护关系超越了家庭网络,更具有功利性并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不过,她也认为,无论是传统庇护关系还是新庇护关系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个人关系与公共关系的混合。

  可以看出,庇护关系所指称的权力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是一种等级性的纵向关系,是相对于现代公共关系而言的一种特殊关系类型,以说明中国官僚制组织的“封建性”与“落后性”(费里曼等,2002)。正如张静(同上:207)分析的那样:如果接受现代国家为公共组织的定义,那么,合乎逻辑地,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当以创立公共身份及其关系为基础,这些公共身份被强制性地要求以公共规则去行为,即建立统一的公务角色处理公共性事务。在张静的逻辑里,个人关系与公共关系的混合是源于现代公共规则的缺乏。

  然而,现实的情景往往不是公共规则的缺乏,而是公共规则运行之社会基础的缺乏。事实上,在我们政府运作的文件中、墙壁上和公告栏上,书写着大量的设计精美的公共规则。基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和解答是:为什么各类公共规则会失效?

  我们知道,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既不像独立的原子一样行动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像奴隶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属的组织机构中所赋予他(她)的角色,而是“嵌入于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格兰诺维特,2007:8)。因此,对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特征的认识,就成为理解现实生活中各类行为与制度运作的前提与基础。

  对中国社会关系特征最为经典的概括是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为了说明差序格局的特征,费孝通作了极为形象的描述:“好像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1998:23)。简言之,差序格局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中国人在交往时以自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以表明自己和他人关系的远近。在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中,推动“波纹”大小的基石是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人情。换句话说,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人情决定了个体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从而使人际关系呈现出“差序性”。

  受社会变迁影响,推动差序格局“波纹”的“石子”不单单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人情,同时也掺合进了其他元素。比如,李沛良运用了“工具性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以表明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运用传统资源来建立工具性社会关系的努力。为了说明这一概念,他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释:(1)社会联系是自我中心式的,即围绕着个人而建立;(2)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有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3)从格局的中心向外,格局中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4)中心成员常要加强与其他成员亲密的关系,特别是与那些工具性价值较大的关系;(5)关系越紧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功利目标(李沛良,1993:71)。

  显然,“工具性差序格局”所要揭示的是,利益成为影响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差序格局”不再单纯是儒家的人情或伦理差序,而是包括伦理、利益与情感这三个维度的差序(王思斌,1987;陈俊杰、陈震,1998;杨善华、侯红蕊,2000;卜长莉,2003;沈毅,2007)。此外,“工具性差序格局”并不排斥外群体,它不只是固定在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封闭内群体中,而是“内群体有固定化的趋向,外群体有流动化的趋向”,个体会以内群体为基础来临时性地构建其他关系网络,从而实现以固定的关系来寻求流动的关系(翟学伟,2005:104)。

  对“差序格局”内涵的重新理解旨在说明中国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的新特点,但无论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作何种“现代性”阐释,几乎很少有人否认中国社会关系的差序式特点。正如翟学伟(2005:84-104)所说,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方式依然是差序性的,人缘、人情、人伦依旧是形构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元素。与此同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以伦理、人情为主要元素的差序性社会关系被渗入了利益与算计的成分。也正因此,研究者在重新阐释当代社会关系时,只是在“差序格局”前饰以“工具性”、“理性化”等定语,而无法否认社会关系“差序性”这一基本特征。

  这种差序性表现于“一切价值以自己为中心的主义”,由此使得“公私、群已具有相对性,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已,是私。两者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也正因此,在差序格局下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实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疏远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通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费孝通,1998:36)。质言之,处于差序格局中的人们,其交往规则往往因人而异,因此具有随意性和特殊性。

  与城市社会相比,乡村社会的流动性较小,社会关系的变迁也相对缓慢些。此外,与较高层级的官僚组织相比较,在一个流动性较小的县域特别是乡域内,政权组织镶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程度更深。具体而言,与较高层级的政权组织不同,县乡一级政权组织不仅规模较小,而且人口流动性较小,占据官僚组织各个职位的公职人员绝大部分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更难以从其所属的具体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因此,在基层官僚制组织运作中,基于特殊主义规则的关系运作表现得更充分、也更容易被观察到。Bruce J. Jacobs(2004)在考察台湾乡镇的政治运作时观察到了七类特殊关系,即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结拜兄弟、姓氏、师生关系,对台湾乡镇政治的影响。由于具有差序格局特点的社会关系对政治运作之公共规则的改变,Bruce因此得出如下结论:“英语世界中发展出来的政治理论,在应用到中国之前,必须先经过修改”。这足以说明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关系对基层政治运作规则的塑造力。因为行动于乡村社会的基层干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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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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