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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竹君: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及其现代价值

更新时间:2012-04-18 10:25:20
作者: 窦竹君  

  

  [摘要]传统中国形成了一元化的行政管理与多元化社会基层组织自我管理有机结合的社会管理体制。以此为背景,在农村社会管理中,则主要依托家族、乡里等基层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基层组织通过制定民间规约,集互助互济、行为规范、调处纠纷、过失相规于一体,寓管理于利益之中,化管理于日常生活秩序,极大地节约了社会管理成本。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应汲取其精华,以村民共同利益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础,重视微基层组织建设,并给基层组织自我管理留下一定的必要空间。

  

  [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基层社会组织;村规民约;家法族规

  

  当前,创新社会管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绝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发展和特殊国情,亦需汲取传统社会管理中一些有益的经验及其合理内涵,古为今用。传统中国形成了一元化的行政管理与多元化社会基层组织自我管理有机结合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以家族和乡里村社为依托的自我管理机制,其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管理制度不乏一些成功经验,这对创新当代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机制,仍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传统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农业文明特质鲜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土壤肥沃,适宜农业生产,因而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从史籍中有关神农氏和黄帝的传说中不难明了这一点。农业生产的特点就是需要集中全社会的人力、财力兴修水利,以确保无论旱涝都能丰产丰收。大禹治水即深刻揭示了这一点。另外,在中国历史上,地处边陲的“四夷”多以从事畜牧业为主,故其对粮食的需求常常会引发民族战争。因此,无论是兴修水利还是抗击外来入侵势力,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体制,一个层级分明、权力集中的一元化政权。因而,中国历史上秦汉大一统逐渐形成了行政体制一元化传统,延续两千余年无明显改变。然而,一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面临一系列困境。

  其一,管理成本高昂。一个强大的行政管理体制需要一个人员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作为支撑,在农业社会这是一个十分沉重的社会负担。因而,如何既保住一元化政体又无相对过重的行政成本,即尽量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减轻农民负担,是中国封建王朝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其二,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各地自然条件、民风民俗千差万别,且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如何将一元化行政体制贯彻到全国各地,而又使社会管理适应当地的不同需要,是中国封建王朝历代统治者又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其三,在一元化体制下,国家对地方的治主要依赖各级官员,这必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让各级官员均听命于中央,不成为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二是在一元化政体下,官员的贪腐现象必然存在,这势必增加民众负担,重者可能激发民众反抗。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就须限制官员数量,限制官员权力,如何在限制官员数量和权力的情况下有效管理社会自应是统治者须慎重考虑和应对的重大问题。

  基于上述考虑,传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实际上面临着这样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希望将行政权力的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但行政权力的过度延伸必然带来高昂的管理成本、沉重的社会负担,不符合当地情况的僵化管理体制,出现过度的贪腐、地方强权甚至割据,而后者势必威胁到一元化行政管理体制。如何既保证一元化行政体制的运行,又在社会管理中克服或最大限度地降低上述问题带来的风险,最佳选择是在一元化行政体制框架下,依托社会力量,依托基层组织自我管理,政府通过指导和掌控基层社会组织,实现整个社会管理。由此经过长期探索,传统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系统终于形成了一元化的行政管理与多元化社会基层组织自我管理有机结合的管理体制。研究和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管理,首先应当明确这一点。

  

  二、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

  

  依托基层组织发挥其自我管理作用,自然需要有遍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各类社会基层组织,这就是以亲缘、地缘、业缘为纽带而建立的家族、乡里坊社和行帮。社会组织之所以以亲缘、地缘、业缘为纽带,是因为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必须发生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对社会组织的组成来说,这三者是最自然的,也是最容易被认同的,因而亲缘、地缘、业缘自然就成为社会组织的天然纽带。当然,以亲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组成的家族、乡里坊社、行帮之间并非楚河汉界,而常常是地缘、血缘、业缘混杂在一起,一个村社居住的可能是一个大家族,看看自古以来中国各地的村社名称,“李家庄”、“刘家寨”、“王村”、“张庄”……就不难知道这种现象是多么普遍。而一个商帮成员则可能既是同宗亲戚又是同乡,如明清时期十大商帮既是业缘组织又是地缘组织。在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则主要是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组成的家族和乡里村社。

  那么,家族和乡里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呢?第一,制定管理依据———家法族规和乡约。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家规家训,如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司马光的《居家杂议》、朱熹的《朱子家礼》,以及宋濂帮助浦江郑氏修订的《浦江郑氏义门规范》、曾国藩的《曾氏家训》,著名的乡约有朱熹增损的《吕氏乡约》、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李光地的《同里公约》等。第二,互助互济,扶危济困。对于家族而言,族人共奉同一祖宗,族人应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许多家族设有“义仓”、“义田”,专门用于接济贫困族人和在灾荒之年接济流民。此外,帮助族人就业,凑本钱让他们做生意、划出田地让他们租种,为他们提供进店学艺费用等也是常用救济措施。在经商活动中,带领族人共同致富是互助的重要体现。有关研究明,一个徽州商人发迹后,就有一批同乡或族人在其羽翼下发展,成为新的富商[1](P6)。洞庭商人任用“伙计”不是同宗,就是亲戚,这些伙计先为他人经营,积累经验和财力,一旦财力允许,大多自立门户经营[2](P95)。患难相恤、互助互济,同样也是乡里村社的管理措施。《南赣乡约》云:“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画。”[3](P609)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贫富差异及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第三,规范组织成员行为。家族规范族人行为有三方面:一是禁止族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如贪污受贿、窃盗、赌博、设赌场、食鸦片等。如有违反,就会受到当众批评、打板子、逐出族外、不能入祖坟、公议打死等处罚。二是禁止族人的不良行为,如挑讼、造谣捏造、奢靡、盗伐祖先莹墓树木、放纵牛羊毁坏庄稼鱼塘、结交匪类、斗狠、浪荡、淫纵,违者将受到处罚。三是规范其他日常生活秩序行为,主要是规范祭拜祖先、卑下见尊长礼节,规范兄弟分家、收养立继、男婚女嫁行为,规范盖房、用水行为等。在乡里村社,主要是规范乡民日常行为,如婚姻、丧葬、祭祀、盖房、用水、治安等方面内容。第四,调处成员纠纷。内部调解、规避词讼是各基层组织的重要职责。这是因为,一则官府诉讼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诉讼成本较高;二则许多讼师胥吏以“挑讼”、“包揽讼词”为业讹诈钱财,为防止族人乡民陷入词讼泥潭,有必要从内部化解矛盾。“族间大小是非或买卖田地,或连界基产,以及水利互争,小忿口角,饮酒放泼,往往以一朝之忿,遂至上告,甚至倾家者有之。嗣后必要经投户众,公议处罚。如议不平,方准另告。”[4](P300)调解成为消弭纠纷、和睦亲邻的主要手段。第五,兴办家塾义学。教育子孙明礼教、知廉耻,培养有识有德有礼有为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基层组织的自我管理与国家管理是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引导下实现了高度统一。儒家思想以血缘亲疏伦理关系作为治理基础,讲求亲亲尊尊,孝悌仁义,这非常符合家族管理的要求,而礼义忠信又非常符合乡里村社的需要,这样,在“三纲”基础上,国家统治意志和基层管理理念高度融合,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正是上下认同、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儒家思想的存在,使得国家在皇权不下县的情况下,敢于放手依赖家族、乡里自我管理,进而在不同民族、民俗各异、自然和生产环境条件差异巨大、信息极不发达的辽阔国土上能够有效地控制基层社会。

  

  三、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基本特征

  

  (一)较为重视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

  

  鉴于基层社会组织在多元共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传统社会较为重视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种重视不仅体现在党、乡、大保、甲这些较大规模的基层组织上,也体现在五家十家组成的伍、什、比、牌等最基础的微基层组织上。这些微基层组织犹如人体的毛细血管,在社会管理机体上发挥着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寓管理于利益之中

  

  从上述可看出,无论是家族管理还是乡里管理,其共同特点就是都有大量为成员提供互助救济、纠纷调处、危艰帮扶等利益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有规范成员行为的规则以及违反规则的惩罚。只要是基层社会组织内部成员,无论其地位高低,财富多寡,都可以享受这样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的一种组织福利。而这种福利非常贴近民众生活,每一个人特别是基层社会的小民百姓,一般都不会舍弃这种组织福利。为了享受组织福利,一般社会成员都会自愿接受组织的规则约束甚至惩罚,乐于遵守习行组织规范。这样,家族、乡里这些社会组织就把利益和规范有机结合起来,寓管理于利益之中。

  

  (三)化管理于日常生活秩序

  

  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管理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是达官贵人抑或普通民众无不纳入其中。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均要受到家法族规制约,读书就学受私塾书院规章制约,在乡受保甲乡约制约,经商受行规行约制约。而这些规约与救济孤弱、纠纷调处、鼓励科举等等功能在组织框架下得到有机结合,其融监督、责任、教养于一体,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化管理于日常生活秩序。

  

  (四)国家管理与民间自我管理有机结合

  

  国家管理着眼于国策和法制保障等宏观方面,而具体的、细化的管理事务则由基层组织完成。这样,通过大量的民间规约,使每个人时时刻刻生活于规范之中,而且这些规范一般都符合本地区、本民族实际情况,人生活于其中没有陌生感、隔膜感。而对国家来讲,无须支出巨大的管理成本即实现了社会管理效果。这显然在农业文明时代生产生活条件下符合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巨大的国家管理的需要,这样的管理也最适合中国古代国情特点。如是,通过抓大放小,国家管理与民间自我管理实现了有机结合。

  这样的社会管理具有以下重要意义:一是极大地节约了国家管理成本,减轻了人民负担。由于有家族、乡里这些社会组织作为管理依托,国家直接管理只及于州县,政府机构简单,管理成本相对低。二是管理措施因人而异,成员管理和规范是根据各人贤愚、具体环境等情况具体分析,施以不同管理措施,并将这种治理纳入人伦亲情之中,从而灵活且不露声色地达到管理的目的。三是因地、因时、因俗而治,方便灵活,管理措施针对性强。如清乾隆年间湖南永兴张氏所定《永兴张氏合族禁条》:“议本族耕牛、猪、犬,如系虎坏炎伤,方准开剥。不得挟仇捏害,致干众惩。至若远处灾牛、伤猪,不论家谊亲戚,概行不准挑入村内发卖,引害众畜。如违,除夺取外,鸣官究治”;“议耘田后不许摩螺摩鱼,以及张筌张鱼,亦不许牵牛在洞中牧看,有害田塍。违者,罚钱一千文”[4](P301)。这些规定甚至有当地方言土语,不仅颇具地域民俗特色,而且针对性极强,这是法律规范所无法做到的。

  

  四、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现代价值

  

  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管理有几千年的历史,其经验与教训是中国特殊国情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对创新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第一,应当重新认识依托基层组织管理的意义。基层组织贴近民众,最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其管理理念也最容易被认同。依托社会组织进行管理是中国历代的基本做法,创新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仍然不能背离这一点。而且,依靠民众进行社会管理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体现,无论是利益协调、诉求表达,还是矛盾调处、权益保障,都有赖于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其中,应特别注意要重新认识家族的作用。

  自20世纪以来,家族成为革命对象,失去了作为社会组织的功能,成为一种历史、情感和文化上认同的松散共同体。尽管如此,家族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发挥着一定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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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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