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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姝:论强奸罪应当废除——基于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场的一种观点

更新时间:2012-04-13 09:59:16
作者: 马姝  

  

  【摘要】后现代女性主义将强奸视为一种“语言”。借由“话语塑造主体”这一机制,男性在有关强奸的立法与司法仪式中被塑造为身体上的压倒性体力占有者,女性则具有了“可被强奸”的属性。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客体化的事实在强奸罪这一罪名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的话语转换策略提醒我们应当跳出既有法律框架来思考防治强奸的对策,即可以考虑在社会条件成熟的时候,取消“强奸罪”这一法律语言,达到改变女性弱势地位,约束男权的扩张,抑制强奸行为发生的目的。至此,女性以主体地位进入法律史,性别平等得到实现。

  

  【关键词】强奸罪;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

  

  从来没有一种罪像强奸罪这样令刑法蒙羞:无论是立法层面对其犯罪构成不断修正完善,还是在量刑层面加大对该罪的惩罚力度,都无法使强奸受害人的现实遭遇有一丝一毫的改善。始终无法改变的低报案率,屡见不鲜的犯罪人强奸多人之后方被逮捕的案例[1],以及受强奸的女性“以死换清白”的事件[2],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精英式的法条考据工作可能存在某种误区。为了弥合法律条文与现实困境之间的这条鸿沟,让女性及一切可能的受害人免于受强奸侵害的恐惧,本文作者认为,有必要循着始终将强奸视为重要议题的女性主义的理论进路,以一种跳出既有法律框架的开放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强奸,并为有效防治强奸提供新的对策。

  

  一、女性主义与强奸

  

  作为一种令女性群体不安的暴力行为,强奸一直是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保护女性合法权益的女性主义者们聚焦的问题。当然,女性主义阵营并非因为有着共同的目标就铁板一块,事实上,由于在女性何以成为受压迫者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不同,女性主义内部形成了不同流派,而不同流派的关注点、研究框架以及应对策略也都有所不同。

  早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颇深,这导致了始于18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之所以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是因为她们在各个领域都没有享有与男子相等的权利。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便将为女性争取与男子相等的受教育权、就业权、选举权等各项基本权利为使命,认为只要女性的权利获得了法律上的保障,男女平等就指日可待。由于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女性全面被排斥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甫一问世就博得了一切平权斗士的支持,但是,这一思想的幼稚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整个男权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的情形之下,女性哪怕获得了法律上的各项权利,也与男女平等扯不上半点关系,从形式上的平等到实质上的平等,这个转变绝不是通过简单化的平权运动就可以实现的。除了方案上的幼稚病,这一派的女性主义者还存在的致命的问题就是,她们没有意识到她们所继承的源自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启蒙理性的思想,恰恰是一种无视女性经验的男权思想,以启蒙理性为出发点所建构的保护女性权益的规范体系和社会制度,只能带来纸面上的虚假的平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女性受歧视的问题,而且,一味追求简单地抹杀了性别特征的男女平等,认为女性要成为男性一样的人,客观上是维护了既存的男权体制。正是因为带着这样的思想来考虑女性问题,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待强奸的态度,就只不过是寄希望于法律及司法体系的公正处断,同时为女性提供强奸咨询,为强奸的受害者争取权利。而这种对待强奸的策略最多能在事后对受害者予以帮助,不能有效防止强奸的发生。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受压迫的基本根源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这种统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意识形态途径,如淫秽色情品的制售,贬低女性的思维定式,性别主义的幽默玩笑等,二是通过实践的途径,如男性中心的婚姻和财产法、剥夺女性的生育权利及性暴力等。相比较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一派的女性主义毫无疑问更极端一些,也更倾向以冲突的视角来审视两性关系,她将理论重心放在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男性对女性在性和生育领域的控制上,强奸于是成为其攻击男权制的主要依据,而在控诉强奸的同时又必然触及到相关的法律与司法体系。比如著名的激进女性主义者麦金农就这样控诉过国家法在惩处强奸罪时的无能与失策,她说,“多数女性认为,反对强奸的法律在运用时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女性的经验比法律更经常地被因此而去合法化……从女性的观点来看,强奸不被禁止,而是被规范。即使是知道自己已被强奸的女性,也不相信法律系统会用她们看待强奸的方式来看强奸。通常她们没有错。在许多受害者的经验里,国家非但不曾阻止或报复强奸,反而使强奸永存于世。指控强奸的女性说她们被强奸了两次,第二次是在法庭。在男性国家之下,侵犯的边界、羞辱和作为公共的性展示的侮辱,都使法庭陈词更像是一场形象的演说{1}。

  麦金农还将犀利的笔锋指向当时美国强奸法中对强奸的定义,因为它将强奸罪定义为”未经女性同意的……行为“,而”同意“一词,在麦金农看来,就像设置的一个陷阱,因为,”同意“似乎体现了权力平等条件下女性的性选择权的自由行使,但在事实上却掩盖了潜在的之于女性的约束和不均等的社会构造。”同意“本身就意味着男性的欲求被假定为了一种女性的权力形式,仿佛女性既能唤起这种欲求,同时也能拒绝对它的满足。这样,男性主动的原因和对他的满足的拒绝,似乎都可以归因于女性,最终达到的效果是将男性的暴力合理化。在这种模式下的”同意“,与女性的选择和沟通相比,具有更多的女性存在的形而上学特征。麦金农嘲讽说,强奸法里女性所谓的权力行使(即她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其实预示了其更为基本的社会无权{1}。甚至法院会因此而认为,如果性发生了,就是女性所希望的。从麦金农对强奸法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之所以会如此规定,是因为这完全是男性经验的立法,事实上,在强奸行为发生的特殊情境之下女性是完全不可能具有做出”同意“与否的能力的。当然,在斥责强奸行为和批判现有法律之外,激进女性主义者也不遗余力地为受到强奸的女性设立救助中心和为受暴女性提供庇护所,以实现女性群体内对受害同胞的保护和关爱。

  女性主义的不同阵营不约而同地将强奸视为标靶,但是,无论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从平权立场来捍卫女性的性权利,还是激进女性主义者激烈地斥责强奸行为及无能的国家法,都无助于现实的改善。无论国籍、地域和种族,女性的命运都大致相同——她们始终生活在强奸的阴影之中。可见,仅仅依靠法律的规制、女性主义者的控诉和救助并不能有效防止强奸的发生。那么,面对强奸,我们是不是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二、强奸作为一种语言

  

  答案是否定的。时间上稍晚出现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为我们认识强奸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前述的各类女性主义者”更看重事物,不看重话语,不太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例如,她们更加关注的是低工资问题,强奸问题和溺杀女婴的问题,而不太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的确,在当代的社会理论中,事物和话语谁更重要,一直是一个中心议题,后现代哲学大师德里达的经典名言”语言之外别无它物“等于给出了一个答案,即物质现实不值一提,理论的重心应从”结构“改变为”话语“。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于是不再像之前的同道那样执着于事实层面的短暂得失,而是借助后现代哲学思想,进入到话语世界里去探索女性被置于弱势地位和被压迫的真正原因。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看来,正是后者(话语)才是导致女性无法摆脱”被强奸“的命运的真正原因,她们也因此而主张在女性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2}。

  话语就是权力。这是后现代哲学大师福柯最精彩的言论之一。接下来我们需要确认的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如何借由”话语就是权力“这一观点来说明女性必然迎来”被强奸“的命运的。同时,在”说明“之外,我们还寄希望于后现代女性主义能开出让女性免于这一厄运的合理药方。这个药方即使暂时还停留在抽象的思辨层面,对那些可能遭遇强奸的女性来说也仍然不啻为一个可能的福音。

  借助”话语“概念,后现代女性主义认定,女性之所以处于全面弱势的地位,是因为这是一个男性话语霸权的社会,我们据以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语言符号和意义体系,都是由男性建立起来的。具体到起着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的法律条文,也无可避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其中,自然就包括设立了强奸罪的刑法条文。凭借以下例证,我们可断定,”强奸“是不折不扣的男性话语:

  

  (一)从强奸罪的历史来看,”强奸“是纯粹的男性话语

  

  当我们在追溯强奸罪的起源的时候,将会发现一个并不算惊人的秘密,这就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一个男性强行与女性性交的行为之所以被普遍认为是”罪“,并非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行为对女性的伤害,而是出于对男性的财产和血统的保护。例如,在古希腊,对一个男人的通奸和强奸的处罚是截然不同的,通奸行为意味着这个男人妄图通过与有妇之夫的交媾生下孩子来窃取丈夫的财产,因而丈夫有权杀死这名奸夫,而强奸行为不过是一个男人暂时侵占使用了这位丈夫的一个物件,前者只需向后者赔偿少量的金钱就两讫了。我国唐律中关于奸非罪的规定也能体现上述有关强奸的论断,比如主人强奸自家的奴婢不为罪,下人强奸主人之妻,则除绞刑。这样对比鲜明的处置方式,固然与双方的身份等级相关,但也不能排除其中有将女性视为男性私产的观念在起作用。元代法律对待普通和奸、强奸没有丈夫和有丈夫的妇女这三种情况,处置方式也差别很大,普通和奸只需杖刑七十七,强奸没有丈夫的妇女是一百七,强奸有丈夫的是处死{3}。对待最后一类行为如此严厉,虽然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家庭关系的保护,但事实上更多地是体现了对男性之于女性的性垄断权的保护,而这反过来也恰好证明了有关强奸立法上的男权思维和女性主体在强奸罪立法史上的全面缺席。

  波斯纳曾指出”在传统上,强奸这种违法行为是剥夺了丈夫或父亲有价值的资财——其妻子的贞洁或其女儿的贞操“,他也据此将强奸者称为”性窃贼“{4}。我国学者也从女性的性是男性占有的性资源的角度来探讨男权社会里强奸之所以为罪的根据{5}。另外,根据人类学的考察,在我国云南盛行母系走婚制的摩梭族人和由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命名的”普那路亚婚制“中是没有强奸一说的。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强奸是附着在男权制之上,与男权社会相伴相生的话语,男权社会诞生了这一话语,这一话语反过来又参与巩固了这一社会建制。

  

  (二)从强奸罪的犯罪构成来看,强奸法也是纯粹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立法

  

  历史发展到今天,将女性的性视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即便在许多文化形态中依然存在,也至少在文字上不敢公开这么言说了。在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中,将强奸定罪的主要依据是为了保护女性的性的不可侵犯权,体现在刑法条文中就是强奸罪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体“。另外,大部分国家都只是将强奸罪界定为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性行为,按照犯罪构成理论,就是犯罪主体仅限男性,而犯罪客观方面中的犯罪对象,也仅限为女性。再具体到行为的细节认定上,多认为强奸罪中的性行为是男性阴茎对女性阴道的插入行为,也就是典型的”阴茎中心论“。但是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男性同样可能面临来自同性和异性的性侵犯,他的性的不可侵犯权和女性是同时存在且同等重要的,而且性行为也绝不仅仅是阴茎之于阴道的行为,口腔,肛门,以及人类身体上的许多器官都可能获得性快感,但是为什么强奸罪的犯罪构成却完全无视这些现实。一个原因就是,强奸罪完全是受异性恋霸权思想影响的男性立法者们的思维产物,这种本质主义的立法思想,使他们不可能直面人类社会性生态的多元性,也不可能借鉴和吸纳女性的经验,比如,经过研究发现,女性的身体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壮。在女性体力强壮成为社会可接受的事实之后,女性的基因和内在生理学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事实上,女性犯罪率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升高,表面攻击性(常被当作由男性生理决定的)与社会因素而非生理因素有关。当社会条件允许时,女性可以变得同男性一样好或一样坏,例如,女律师就全都表现出敌对性、雄辩性和统治性的行为等{2}。

  那么,完全是男性话语的”强奸“存在什么问题呢?从下面的推论中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种貌似以维护女性权益为出发点的男性话语的强奸立法,却可能正是导致强奸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真正原因,正如女性主义者所说的,强奸法的存在导致强奸在事实上并非被”禁止“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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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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