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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宇:基本权利主体诸能力

更新时间:2012-04-09 23:54:02
作者: 侯宇  

  

  【摘要】基本权利主体只有在具备特定资格(能力)后,才能充分享有和行使基本权。这些特定资格是由基本权权利能力、基本权行为能力及基本权责任能力构成。其中,基本权权利能力是法律拟制的产物,其目的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平等;基本权行为能力体现了国家履行其对弱者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而基本权责任能力则是基本权利主体据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根据。

  【关键词】基本权主体;基本权权利能力;基本权行为能力;基本权责任能力

  

  “法律上所谓能力,是指在法的世界中作为法律主体进行活动,所应具备的地位或资格。”[1]确切地讲,它是法律认可或赋予法律主体胜任某项活动的主观性条件,是一种法律主体本身所蕴涵的、待于具体实现的可能范围。它并不界定是否主体问题,而是在主体地位已经确定后,解决该主体具有何种具体特性,处于一种怎样的存在状态问题。[2]因此,法律上的能力乃法律赋予个人的地位或资格,法律上之“人”系由各种的能力所构成,具不同的社会机能,均在维护、完成人之人格。[3]

  基本权利主体范围广泛,涵盖了自然人(包括外国人)、法人和社会团体。虽然基本权利平等是一项不容质疑的宪法原则,但是由于基本权利主体之间特定资格(能力)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具体享有和行使基本权时大相径庭。基于规范对分析,本文将基本权利主体诸能力概括为基本权利之权利能力(Grundrechtsf?higkeit)、基本权利之行为能力(Grundrechtsmündigkeit)与基本权利之责任能力,据此来探究基本权利主体如何享有和行使基本权。

  

  一、基本权利之权利能力

  

  基本权利之权利能力(Grundrechtsf?higkeit)是指,基本权主体得以享有基本权之资格。[4]只要具备基本权权利能力者,即可主张其基本权利受到国家的保障,并且在其基本权利受到侵害(主要是公权力)侵害时,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

  众所周知,成熟、发达的私法孕育了公法,公法中的诸多概念、制度都源于私法。宪法上的基本权权利能力同样也由自民法上的权利能力发展而来。因此,透过私法上权利能力的产生与沿革,即可揭示基本权权利能力的本质。据学者考察,私法上“权利能力”(Rechtsf?higkeit)之概念,为学者蔡勒(Franzvon Zeiller)(1753-1828)所起草的《奥地利民法典》中第一次在立法上使用。[5]

  法律必须将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作为其规范对象,而当其作用于一定的人际关系时,必须展示其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被称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之不同于原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财产关系及伦理关系),在此种关系中,人的行为被予以强制性评价,因而与权利义务直接相联系。“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hominum causa comne ius constutum est)。[6]因此权利义务得以成为法律关系的核心。而在确认权利义务亦即“产生”法律关系时,便合乎逻辑地必须确认权利义务承受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资格,即主体资格。由此,法律意义上的“人”必然具有与原本意义上的“人”(一种生命存在体)不同的属性。后者为自然属性,称为“人类”或“自然人”;前者为法律属性,称为“人格”。所以,从法律技术层面讲,人格或法律主体的概念与自然人的概念之间原本并无一致性,二者非属同一:自然人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人,如古罗马时代的奴隶法律意义上的人也不一定是自然人,如人的组织(社团)或财产团体(财团)。[7]因此,有学者认为,现代法中的权利能力实际上就是发源于罗马法的人格,至少可以追溯至人格。[8]

  实际上,私法上的权利能力是对罗马法人格制度的反动。在罗马法中,“人格”是指成为法律主体的人所应当具有的资格,具体包括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种权利资格。只有同时享有具有这三种权利的人,才有完整的法律上的“人格”,才能成为法律主体,才能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和承担法律上的义务。由于古罗马对人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以及家庭地位的不同,决定了其所处的法律地位也不同。因此,只有少数罗马市民才是法律主体。可以说,“人格”的概念根植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不平等制度的产物、是对人的挃捁。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到来,根植于启蒙时代对人性的呼唤,人们日益渴望自由、平等且理性的人。古罗马时代实行人与人格分离做法,以及封建社会实行等级身份制度,已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羁绊。于是乎,在法律上确认作为自然人法律地位象征的法律人格一律平等,废除以身份等级确定人的法律地位一种具体人格的封建法制,规定一切人不因性别、年龄、国籍、种族、宗教信仰、财产状况、职业及政治地位等,一律具有同等的法律人格(一种抽象人格),并形成了近代民法“自由平等的人格”之基本模式,则表现了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进步。[9]从此,作为法律主体称谓的“人格”成为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权利能力”这种对对抽象人格界定。可以认为,权利能力是实现“从身份到契约”这一伟大转变得技术手段。

  权利能力概念蕴涵着深厚的自然法理念。德国学者弗卢梅则认为,权利能力是一个先于法律制度所规定的、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概念,试图通过自然法的基础避免成文法的改变。[10]权利能力是一种法律上拟制而产生的分析工具,是不考虑法律主体的财产、地位、种族、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而做出的高度抽象,旨在塑造独立、无差别的人,其背后是“在理性、意思方面强而智的人像”[11]。诚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因此,权利能力是以是否及何时拥有基本权利为核心,体现的是对人的尊严(人性尊严)的终极价值诉求。因此,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力,其权利能力不可被剥夺与限制、更不得抛弃和转让。

  享有权利意味着在法律上可得到或应得到某些东西。无行为能力人也应当被尊重和不受侵犯,他有权取得别人的给付,由此得到他应得的东西。[12]因为,幼儿、青少年或者因疾病而智力受损害或丧失的人,虽然不能充分认识其行为,但同样享有人的尊严,他们有权要求别人尊重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权获得个人生活的空间。[13]

  有人试图对权利能力的具体功能进行界定,并指出了权利能力的四项功能:①享有和行使各种政治权利的能力;②进入法律承认并保护的权利能力;③取得并享有财产权的能力;④请求人格、自由、生命和身体的法律保护的权利。[14]

  权利能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开始于独立生命个体形成之时。至于如何判断独立生命个体形成之时,根据联邦德国第二次堕胎判决,人的生命从精卵结合那一刻便已形成。[15]也就是说,在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起即可认定“生命”的诞生,国家从此刻起便要义不容辞地对这个新“生命”履行保护义务。虽然权利能力与生俱来,但是众多基本权利只有待其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后方能行使,如政治权利、生育权等。尽管如此,生命健康权和人身不受侵犯以及人的尊严等权利是自始即可行使的。只是未出生的胎儿上述权利受到侵害时,如堕胎(涉及母亲的自决权(或生命、健康权)与胎儿的生命权两者间的冲突)、对胎儿造成的伤害(尤其是母亲)[16],将如何对胎儿的进行救济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此外,虽然死亡即意味着丧失了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基本权能力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但在某些情形下,死亡人也可成为人性尊严或人格权等基本权利的主体[17]。因为,人性尊严与价值是基于人性而(Menschenlichkeit)存在,所以在人死亡后,人性尊严与价值仍不允许受侮辱。国家权力仍有义务在人死亡后去保障人性尊严与价值,由此可知,人性尊严与价值并不引人的死亡而终止。[18]例如某人临死前未经其同意,死亡后将其器官移植或对其尸体做医学上的试验,涉及到合宪性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至于对死亡后人性尊严与价值的保护是否永不终止,则有不同见解,有认为保护之必要性会随着死亡者之回忆、时间流逝及不受侮辱之实益逐渐减少。[20]但死亡者在人性尊严与价值上作为基本权主体是永恒的,并不因此而丧失其主体性,只是尚待学理上予以深入探讨。[21]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能力并非意味着任何人的权利能力不存在差别。由于基本权利作为公民对抗国家而存在,基本权权利能力在最初也仅限于公民这一主体。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基本权利主体逐步扩张至外国人[22]、无国籍人和人的结合体(社团、法人),而这些新的基本权利主体仅是在有限范围内享有相应的基本权利。因此,只有相同种类的基本权利主体间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力。

  此外,对于基本权利能否抛弃的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实际上,基本权利的核心是基本权权利能力,权利能力是一个自然人为主体而非客体的标志,因此,它与人须臾不可分离。正是基于人的尊严这一终极人文关怀和价值诉求,其权利能力不可被剥夺与限制、更不得抛弃和转让。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不存在有效地放弃权利能力的法律规定。[23]因此,基本权主体事实上不去行使基本权,他仍保有随时行使该权利的可能性,而此时人们往往被误认为其抛弃了基本权。有学者从基本权的作用出发,认为基本权作为主观公权利,乃是个人对抗国家不法侵害的自由权,因此基本权放弃亦是自由权行使类型之一。[24]但是,基本权抛弃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若从主观权利的理念出发,在个人可自由支配的范围内,基本权的抛弃是以不侵犯人的尊严与价值为界限;若从客观法秩序的价值决定观之,如该基本权涉及国家意志的形成或客观价值秩序的维护,则不允许其抛弃,如放弃公开选举。[25]申言之,判断基本权可由抛弃,可从基本权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抛弃者是否知晓此举是在受到强制或胁迫下作出的等因素综合考虑。[26]而且,即允许对基本权作暂时的抛弃,不允许概括的抛弃基本权。需注意的是,基本权抛弃并不意味着国家据此对该基本权侵犯的绝对合宪性。[27]据此也可看出,所谓的基本权抛弃并非指的是对基本权权利能的的抛弃,而是针对基本权行为能力的不行使。从基本权客观规范内容的作用出发,基本权为宪法秩序价值决定的基本规范,受保护的是每个个人,所以是不可放弃的。[28]因为基本权在此不再仅是个人权利而已,而是整体宪法秩序下之价值决定的基本规范,所以基本权不可以由个别人来自由支配,当然也不可以由个人来放弃。[29]

  

  二、基本权利之行为能力

  

  基本权利之行为能力(Grundrechtsmündigkeit)也有人称为“基本权利的主张能力”,系指具有基本权利的权利人得独立主张形式基本权,并且于必要时得请求法院贯彻其基本权利的能力。[30]可以说,基本权利行为能力关注的是基本权利的权利人自何时起始得独立“行使”或“主张”其所拥有基本权利的问题。

  对基本权利行为能力本质的认知,同样须从比较法的视野来考察。权利能力仅仅意味着权利主体取得权利的可能性,能否行使该权利尚需具备一定的条件。于是,德国经学者Puchta与Dernberg的努力,至萨维尼时,私法上开始区分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根据萨维尼的张,权利能力指能够持有权利的可能性,行为能力作为人自由行为的前提,是取得权利的可能性;[31]也就是说,权利能力是行为能力享有的前提和基础,行为能力的享有建立在权利能力之上,没有权利能力便没有行为能力。在对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区分的研讨过程中,学者认识到意思能力为行为能力之具备所不可缺的要素并将其形成特定概念,即指认识、分辨事物的能力。由于自启蒙时代以来,人被塑造为平等、独立、自由且理性的个体,因此自然人的行为须基于其正常的意思(意志)而实施方可产生其预期的法律效果,故意思表示真实为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即法律行为须以具有足够辨认行为后果之能力的人所实施才能有效。而行为人对其行为后果的判断,决定于其智力发达水平。[32]因此,意思能力决定着行为能力。

  意思能力,为自然人认识自己行为的动机与结果,并根据此认识决定其正常的意思之能力。对之,瑞士民法称为判断能力;[33]法国学者分行为能力为天然能力及法定能力,天然能力,即指意思能力而言,必此二者兼而有之,始为有行为能力人;[34]我国台湾民法称为识别能力。[35]意思能力为一种事实上的认识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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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宪法年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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