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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1912年中国国会选举试析

更新时间:2012-04-03 23:02:22
作者: 张永  

  

  提要:民初议会政治失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最大关节点之一,分析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存在的若干缺陷有助于理解失败的原因。首先是选举规模急剧扩大,组织混乱,选民虽多但素质低,不理解民主政治,不能给国会有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各主要政治势力参与程度不同,特别是最强的北洋派及地方实力派几乎没有参与选举,选出的国会组成与实际政治格局完全背离,国会没有权威,无法正常运作,最终被国会以外的强大势力推翻。

  

  主题词:国会选举、选举规模、国民党、进步党、北洋派、地方实力派

  

  The Defects of China’s First Parliament Election in 1912-1913

  

  Zhang Yong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100871)

  

  Key Words: Parliament Election; Electors; Kuomintang; Progress Party;Beiyang Faction;Local Factions

  

  Abstract: The failure of the parliament politics in 1912-1913 rooted in some defects of parliament election. First, although there were 40,000,000 electors, but most electors didn’t understand democracy at all, so they could not give strong support to the parliament. Second, the strongest factions such as Beiyang faction and local Factions didn’t join the election, so they hadn’t delegate in the parliament and be hostile to the parliament, this decided the failure of the parliament politics.

  

  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失败,是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它揭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从此以后中国一切政治分歧都要以暴力解决,内战连绵不绝,经济、社会、文化的的现代化建设都无从谈起,它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最大关节点之一。因此探讨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就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自传》注释中把它列为近代中国史最值得研究的两个大问题之一 [1](P370)。但是由于军阀混战之后,中国政局进入了国共两党武力争雄的时期,民初昙花一现的议会政治长期不受重视。

  

  关于民初国会选举,有几篇论文应该提到。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兼论蜕变中的政治优异分子》(1979年)[2]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探讨了议员定额、选民资格、选举方式、党派竞争等问题,其评论往往带有理想主义的特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议员成分进行了分析,用大量统计表格表现了议员年龄、教育、职业、党派等,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张亦工《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1984年)[3]是一篇分析精辟的出色论文,作者通过统计分析否定了资产阶级与国会有密切联系的传统说法,揭示了议员群体的真实组成,并且提出了民初议会制是各派暂时妥协方案等深刻观点。徐辉琪《论第一届国会选举》(1988年)[4]是一篇综述性论文,对选举法的内容、选举的过程、选举的结果做出了比较全面概括的阐述。张永《民初第一次国会选举竞选活动研究》(2007年)[5]是较新的研究,主要对竞选活动中不同的竞选方式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比较。

  

  本文是一篇宏观分析论文,研究视野超出选举活动、竞选党派和国会议员本身,而从全国政局角度把没有积极参与竞选但政治上极为重要的北洋派和各省实力派也纳入分析之中,意在从选举规模、选民素质、各派势力参与情况等角度,揭示选举产生的国会其组成与实际政治格局的完全背离,因而必然走向失败。

  

  一、选举规模急剧扩大对选举质量的影响

  

  (一)选举规模的急剧扩大

  

  所谓选举规模的急剧扩大,是指相对于1909年前清咨议局选举而言。全国规模的选举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政府对于如何组织大规模的选举,选举人对于如何理解和运用选举权,参选人对于如何竞选议席,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学习、摸索的过程。民初国会的选举规模比仅仅三年以前的咨议局选举急剧扩大了24倍之多,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进而影响选举的质量。

  

  清末立宪运动重要成就––––1909年咨议局选举,相对于西方国家漫长的议会发展史来说,也算是一次激烈的政治变革,但与民初更为急剧的政治变动相比,却又显得相当谨慎和稳健了。《各省咨议局章程》中明确指出初行选举不能实行普选,因此在第三条对选举人资格做出了严格限制:“凡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以上,具左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咨议局议员之权: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6](P671)

  

  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激进革命派在与稳健立宪派的竞争中获胜,一时间激进的思潮在青年士绅知识分子中大占优势,在最激进的广东临时省议会,96名议员中已经破天荒地出现了10名女议员 [7](P428), 当时这在世界上最先进的议会制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等都没有实现。在激进思潮的影响下,扩大选举权成为舆论的主流,突出表现在前面提到的临时参议院在关于选举法的辩论中,多数议员都主张急剧扩大选举权的范围,甚至有些议员已经提出直接普选的主张,其结果是《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大大降低了选举权限制,第四条规定:“凡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年满二十一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住满二年以上具左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院议员之权:一,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者;二,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动产者,但于蒙藏青海得就动产计算之;三,在小学校以上毕业者;四,有与小学校毕业相当之资格者。”[8](P62)

  

  对比民初国会和清末咨议局的选举权限制,可以发现民初国会主要在三个方面放宽了限制,这导致选举人的急剧增加和激进倾向的加强。

  

  首先,是把年龄限制从25岁降低到21岁,由于议会政治是晚清新政不到十年间大举引入的新思想,衷心接受这种新思想的大多数是同期发展起来的新式学堂学生,这些议会政治的最热心的拥护者和最积极的参与者在民初大多还很年轻,议会政治的重要领袖宋教仁其时也不过刚刚三十岁。虽然议会政治的领袖中有年龄稍大的,但议会政治的基本群众年龄大致在20-30岁年龄十岁差距之间,而且由于新式教育是迅猛发展的,所以年龄越低的区间包含的人数越多,在这个区间里把年龄限制降低四岁,必然对选举群众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由于通常越是年轻的人群激进的倾向越明显,所以年龄限制的降低不仅将会使选民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将会增加选举过程及选举产生的国会的激进倾向。

  

  其次,是把教育程度限制从中学毕业降低到小学毕业。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中学毕业是很高的教育程度,通常一个省只有一所或几所中学,毕业学生数量有限、非常名贵,而小学则要普及得多,一般每个县都有几所小学,所以教育限制从中学降到小学,将会使因受教育而获得选举权的选民人数增加几十倍。

  

  第三,是把财产限制从五千元降低到五百元,由于拥有一定财产的人数分布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财产限制每降低一个级别,因财产而获得选举权的人数都会有几何级数的增加,财产限制降低十倍,此类选民的人数恐怕也要增加几十倍,而且通常财产较少的人群激进的程度加强,所以此举也增加了选举的激进程度。

  

  

  

  很明显,由于选举权从人群分层的金字塔尖端向基座扩展,选民的人数必然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1909年咨议局选举全国选举人总数不过170多万人,到仅仅三年之后的1912年,国会选举的选举人总数猛增到4000多万人,翻了24倍,按照全国人口大约4亿人计算,选举人比例从0.4%,猛增到10%。经过这样一次选举权急剧扩张的大跃进,民初第一次国会选举成为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会选举之一。

  

  (二)忙乱的组织者和不知所措的选举人

  

  选举人数的急剧增加最直接的后果是带来许多技术性的组织问题。从上表可以看出,各省选举人增加的幅度有极大的差别,从最低的吉林(7.1倍)到最高的江西(79.3倍)相差十几倍之多,各省的人口分层的差别不会如此之大,显然是由于各地方政府对选举法执行情况不同造成的,这生动地反映出民初全国行政的分裂和混乱状态。

  

  我们可以先假定前清咨议局选举各省选举人的统计数字相对准确一些,再据此分析民初国会选举选举人登记数字的荒谬性。这样的假定是有道理的,首先,清季全国行政大体还能保持统一,各省对于中央政令的执行还不敢过于敷衍,不像民初那样省自为政;其次,咨议局选举经过了较为周密的准备,实施过程比较从容、有序,1907年10月清廷谕令各省筹设咨议局,1908年7月公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限各省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各省士绅积极与官府合作,成立筹备处,组织培训班,训练办事人员,经过一年的时间,1909年夏天举行选举,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 [12](P225-238)。而民初国会选举要匆忙得多,经过大总统袁世凯的再三催促,临时参议院才慌慌忙忙地通过了《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于1912年8月10日公布,9月20日才公布《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实施细则》,而12月初就要举行选举,时间如此紧张,组织自然忙乱;第三,咨议局选举的规模要小很多,涉及的人很少,只是社会分层金字塔的尖端,每个省需要登记的选举人不过几万人到十几万人,统计比较容易准确,民初选举各省选举人动辄上百万,要经过选举人调查、确认、编制名册、分发选举通知单等程序,时间又紧,办事人员的工作量几十倍的增加,只得粗率应付。

  

  本来直隶和江苏是差不多大小的省份,咨议局选举选举人都是16万人,而民初国会选举江苏增加了12倍达到193万人,已经超过了当年全国咨议局选举人总数,而直隶竟增加了38倍达到620万人,显然直隶的选举人登记中含有大量水分,另外江西增加79倍达到497万人、湖北增加50倍达到567万人、山西增加48倍达到259万人、陕西增加48倍达到139万人、广西增加68倍达到273万人,都是明显畸形偏高的省份。选举人数的爆炸性增加给选举特别是初选的组织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虽然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要小于登记选举人数,但不少初选投票站还是有上千甚至一、两万人同日投票,投票站分散在各乡,基层政权人力有限,人多拥挤,维持秩序非常困难,所以初选中发生了很多的暴力冲突和混乱现象,直接影响了选举的公正和顺利进行。

  

  对于数以千万计的选举人来说,选举权像是天上掉下来的,毫无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准备和训练,令人不知所措,好像选举权不是需要尽力争取的权利,而是官府派下来的一种差事。有记者在南通采访选举,听到一个选举人令人啼笑皆非的自述:“余(乡人自谓)父在日亦尝为农会会员也,每年春日即有持入场投票证至余家者,余父届日必赴会所,且携两元为投票费。日前有投票证至余父者,余父去世盖一年五阅月矣,余因余父已死不果来城,不意昨日又有以投票证见惠者,余恐不来城必有不测祸,不敢不来,且并前次投票费亦一并带来补缴,不识能不怪余之来迟否也。”[13]

  

  张奚若的回忆生动地反映了偏远的陕西朝邑县初选情形:“原来自从要‘办选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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