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学,让一个民族更富创造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7 次 更新时间:2012-03-29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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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讲文学和道德的关系,文学对人生艰难奋斗的描写,文学对人类智慧的作用,文学对人想象力的帮助。

忏悔救赎 劝善惩恶

有许多文学作品都承担了道德拷问,对自我和对人类的道德发出疑问。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作品比较厚重、有分量,常常是指它的道德拷问和道德辩解的含量。这不是说文学一定要讨论道德问题,那样就变成道学了,有很多大家喜欢的作品并不牵扯道德,就是讲风花雪月,甚至还可以嘲笑道德。但这种缺少道德含量的文学作品,往往会令人感到轻薄,所以说,文学最震撼人灵魂的力量,恰恰是它所承载的道德。

国外有一些很著名的拿道德来拷问自身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复活》,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公爵,在他的姑妈家与侍女喀秋莎轻率地发生了性关系,女孩怀了孕,被他姑妈赶了出去,当了妓女,牵扯到一个冤案中,之后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发现这个已更名为玛丝洛娃的女子,因为陪审团的漠然,玛丝洛娃被判终身流放,聂赫留朵夫为救赎自己的灵魂,决定牺牲一切陪玛丝洛娃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为了他姐姐的孩子去偷面包而被判处徒刑,后来越狱逃跑,住在一个神父家里,偷走了神父独一无二的银餐具,第二天还没逃离镇子就被警察抓住了,结果那个神父说不是冉阿让偷的,是他送给冉阿让做纪念的。因为这件事的触动,主人公冉阿让幡然悔悟,从此变成了一个圣徒,到处帮助别人,做了大量的好事,并在一个城市被选为市长,但与此同时,警方缉拿越狱逃犯,抓住了跟冉阿让长得很像的一个人,冉阿让站出来说,“他不是,我才是真正的逃犯。”作品大开大阖地把人放在一个极端境遇下,考验人的道德。

那么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有,比如说京剧《除三害》,一害猛虎,另一害蛟龙,一个叫周处的人把猛虎和蛟龙都制服了,家乡的人却都说,我们还有一害,这个人就是你,因为你强横、喜欢欺负人。他听了很受刺激,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好人。中国还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说有个小孩叫天宝,读书时冻僵了,被王员外救助,之后在王员外家却有很多不良表现,于是被王员外赶出家门,小孩最后改邪归正,还考中了举人,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外国这类故事和中国故事还是有点不一样,中国故事强调:不管你做过多少坏事,有过多少坏心,只要变好了,你就有光明前途,有很好的社会地位。但是外国文学作品特别强调道德上的负罪感给人的压力,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负罪感更痛苦的了。有时候看《复活》,我就常常联想到中国一个形式上有点类似的故事《苏三起解》,王金龙有钱的时候,全心全意地迷上了苏三,但是后来没钱了,被妓院老鸨赶了出来,他就去考试,后来中举做官,而苏三被妓院卖出去了,卖掉以后也是扯到一个冤案当中,这个冤案和玛丝洛娃的一模一样,也是坏人没把妓女苏三药死,却药死了别人,反诬是苏三药死的。《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是陪审员,《苏三起解》中王金龙是主审官,两篇故事比较相近,但是完全不一样,《复活》中体味的是灵魂里的翻江倒海,聂赫留朵夫如果不能救助玛丝洛娃,那真是毋宁死——不如死掉,但在《苏三起解》中,苏三激愤,王金龙尴尬,审案中阴一句阳一句,深一句浅一句,虽然故事充满了戏剧元素,但总体上是个喜剧,苏三的遭遇只是变成了一个喜剧材料。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文学作品中有大量记载或歌颂,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在人生中蒙受到屈辱、折磨、考验,但是最后取得了人生某方面的辉煌,对于面对困难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不是我最痛苦,有比我更痛苦的;不是我最倒霉,有比我更倒霉的;不是我最窝囊,有比我更冤屈的。从另一面来说,就是鼓励你,身处逆境要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克服,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比如有很多名人传记文学里,描写小时候家里怎么穷困,上学怎么受到有钱人的嘲笑,甚至被学校除名,坐过监狱,挨过饿,挨过打,但是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目标,最后成为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我们在文学里可以得到无数这样的范例,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传记文学和准传记文学称之为“丑小鸭文学模式”。

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一个天鹅蛋混在鸭蛋里,被老鸭子一块孵了出来,小天鹅长得不像鸭子,显得很好笑,连妈妈都不喜欢它,它被误认为鸡,可是不会打鸣,被农民拿去捉老鼠,又被赶出来,被嘲笑一点用处都没有,它自己也抬不起头来,但是最后,它长成了一个美丽的天鹅。一些文学理论家是怎么评论《丑小鸭》的呢?说《丑小鸭》就是安徒生的自传,因为安徒生一生穷困坎坷,他写诗卖诗,走在大街上,将写好的诗放在包里,见人就问:你们有喜欢诗的没有,我这有两首;有想要爱情诗的吗,我这有一首;有想要歌颂诗的吗,我这有五首;有想要悼亡亲人或者朋友的诗吗,我这也有。有时候从早到晚卖不出一首诗,这是在当时的哥本哈根,如果现在南京街头走过一个人,长长的头发,面有菜色,二目无光,然后拉着你问“要诗吗?我这有。”你很可能怀疑他有什么毛病,需要送到医院救治,或报告警察,说这有个扰乱社会秩序的诗人,这就是“丑小鸭模式”。

还有个“狄更斯模式”。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喜欢写本来是贵族出身的儿童,落到坏人手中,几乎学坏了,但是他的本性是高贵的,经过各种危难,最后回到贵族家庭,又变成了一个高尚、文雅、有地位的选民,所谓选民就是被上帝所选中过好日子的人,但是回想起他原来的经历,恐怖极了,强盗、杀人犯、小偷、乞丐、骗子,在他的少年时代,不知多少次差点落入犯罪和堕落的深渊,万劫而不复,但是最后他得救了。

中国这一类作品往往是忠臣蒙冤的模式。一个忠臣受了冤屈,沉冤如海,尝遍了人间苦痛,但是仍然坚持读圣贤书,坚持学好不学坏,最终拨开云雾见青天,有了出头之日,还为自己雪洗耻辱。比如说赵氏孤儿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奸臣屠岸贾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王的姐妹,就躲到王宫里去了,屠岸贾杀不了她,但他包围了王宫,因为她这还有个婴儿,就是赵朔的儿子,屠岸贾要斩草除根。对赵家极为忠诚的两人是程婴和公孙杵臼,这两人想办法把赵朔的儿子偷运了出来,公孙杵臼问程婴,死和育孤哪个更困难,育孤就是保护、养育孤儿,程婴说死很容易,在这种追杀的情况下育孤太难了,公孙杵臼说,既然这样,你把死的任务交给我,育孤的任务你来。程婴有个儿子和赵氏孤儿一般大,公孙杵臼把赵氏孤儿和程婴的儿子掉了包,带了程婴儿子逃跑。程婴和公孙杵臼不同方向分头跑,程婴被屠岸贾抓住了,问赵氏孤儿哪里去了,程婴表现得很贪财,你要让我告诉你也不难,给我千金,千金究竟是千根金条还是千块元宝也弄不清楚,反正是一大笔钱,屠岸贾说好,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于是程婴就带着屠岸贾的手下,抓着了公孙杵臼,公孙杵臼果然抱着个孩子,公孙杵臼破口大骂程婴,见利忘义,无耻之尤,大骂一通,屠岸贾当着程婴的面把公孙杵臼和假扮赵氏孤儿的小孩全杀死了,然后程婴回到家乡,陪着真正的赵氏孤儿度日,一直到新皇帝平反赵家血案。皇上说可惜已经没有后人,平反也没用了,中国特别讲究血缘关系,这时候有人报告说,不,赵家有后,于是程婴把已长大成人的孩子带进都城,被封了大官,回头来再杀屠岸贾,然后程婴说我最好的伙伴是公孙杵臼,当时为了育孤我没有死,现在育孤的任务完成,为赵家报仇的任务也完成,我该去找公孙杵臼了,立马自杀。这个故事传到欧洲后,法国的伏尔泰和德国的歌德两人都非常感动,都想把它搬上舞台,歌德没有把它改完,但是伏尔泰改出来了,起名《中国孤儿》,而且在法国上演了,最后还在欧洲其他地方上演。

这些故事虽然离我们非常遥远,现代人碰到的困难和挫折,也不是这种类型的问题,但是文学本身在呼唤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不要怕苦,不要怕考验,不要怕蒙冤,不要怕别人不理解,不要怕挨骂,甚至不要怕掉脑袋和断子绝孙,认定了就应该坚持那个正确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歌德、伏尔泰这些大师级的欧洲文化巨人,都深深地被赵氏孤儿的故事所感动。

类似的忠臣蒙冤题材,其实在我们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像电影《灵与肉》、《牧马人》等,实际上也在演绎蒙冤和艰苦奋斗的故事。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相对好的时代,冤枉和迫害比过去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必要阅读这样一些书,知道一个人一辈子想活下来并不容易,想坚持道德原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并不容易,从这些文学作品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淡然看待得失,不轻易在人生坎坷中低头服输、悲观失望。

益智明心 哲理禅趣

文学强调感情,强调直观,但文学并不反对智慧,不少文学作品中都透露着对智慧的追求。比如说侦探推理小说,在有益人类心智方面,《福尔摩斯探案集》起到了很大作用,尽管它是假想的,和真正的刑侦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却写得栩栩如生,让你相信,你可以从一点烟灰、一个脚印、半杯水上,寻找出罪犯来,在拥有一种超强的观察、联想、推理、判断能力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神探。日本的推理小说也是这样,但是日本推理小说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哪些问题诱发了犯罪事件的发生。中国也有公案小说,《施公案》、《包公案》、《狄公案》等等,不少电视剧里现在正在播,内容用现代语言描述,就是掌握司法和行政权力的人,应该注重调查研究,应该举一反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想办法弄清事实真相。

欧美非常流行科幻小说,科幻小说的普及程度就跟我们的武侠小说一样。咱们中国人总是设想着通过练功,练得手上、嘴上、鼻子、脚脖都有功,最好吐出一口气就可以把敌人打倒了。有个武功叫金钟罩铁布衫,就是全身跟铁一样,刀砍过去不流血,我小时候很相信,就开始练,拿些硬东西扔起来,脑袋去接,把自己砸得生疼,有次差点把自己打晕了,后来我就停止了练习。欧美喜欢往科学上想,并不幻想人体能出现什么特异的情况,但是他认为通过科学能达到很高境界。比如说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他写的《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连太空都幻想过。

还有不少 “数学悖论”的故事。有一个乖戾的国王,凡是到他那里的人,一定要回答来干什么,如果回答的是实话,就被烧死,如果是假话,就被淹死。有个非常聪明的人,大摇大摆地来了,卫兵很奇怪,这人不想活了,这人说,我是要来淹死的。这就造成一个悖论,什么悖论呢?就是说如果你把我淹死了,证明我说的是实话,说实话就不能淹死,只能烧死。但是你要是把我烧死了,就证明我说的是假话,说假话就只能淹死而不能烧死。最终国王认输了,这个我们不细说,实际上这和数学上很多悖论研究是完全一致的,刚才的悖论还可以更简单化,就是三个字“我说谎”,大家空闲时可以想想。这都是对人心智的启发。

而中国又有些不同,中国对智慧的描写,往往会流于计谋化和趣味化,不是鼓励你去发明一种新产品或者探究新发现,而是特别注意智谋。我年轻时候看《东周列国》,叹为观止。秦灭六国,有一场大仗要打,有个大将叫王翦,秦王说拨你二十万人,他说不够,因为对方力量非常强,三十万人也不够,说要六十万人,秦兵共有六十万人,只有全用上才能打好。秦王想了想说好,六十万人归你指挥。王翦还不走,他说大王我还有一个要求,打完这一仗就不想再打了,我希望找个风水好的地方,给我一块宅基地,我要盖房子,我家里人口多,要大,我还喜欢美女,帮我物色些美女。秦王哈哈大笑,说咱们要一统天下了,一切财富都是咱哥俩的,别说一块地,八块地都没问题!出征时候王翦手下人说,将军格调太低,打仗前,又是要美女,又是要地要房子要金银财宝。王翦说,你不知道,秦王是最警惕的一个人,六十万军队都给了我掌管,万一有人给我打个小报告,说我别有用心,调我回来,我必死无疑。现在我必须要让他明白,我没有野心,打了胜仗之后就是吃喝玩乐、物质享受,他对我就放心了。然后王翦到了前线打仗,每次送军情时,最后都会问,大王给我划的宅基地好了没有,美女找到多少个了,我要的金银财宝准备好了没……这故事我看得太震惊了,这是春秋战国时候,离现在两三千年,那时候中国人怎么比猴还精呢?这些心眼从哪里来?真是怪了!我们《三国演义》更不用说了。所以现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喜欢看《三国演义》,认为里面充满了计谋。

另一个趣味化。我们提禅趣,禅本来是佛教,但是佛教和中国文化、中国士人结合以后,信仰的东西减少了,趣味性的东西增加了许多。佛从不正面回答问题,因为禅思不可说。我们知道当头棒喝,就是说一个人来请教佛法,他什么都不说,拿起个木棒照你脑袋当头一下,第一天挨了打,第二天又来挨了打,被打者终于明白了,佛法就是当头棒喝,就是要把那些庸俗的、平凡的、自私自利的、红尘里的这些东西,“咣”打一下,改变你的方向、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比如什么是佛法,回答说石头路滑,石头路滑到底是什么意思?小心不要摔跟头?扶上棍再走?不一定是直线,需要绕行,直线不一定最短,该绕行还是不绕行?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清,但是它就很妙。比如说今天我讲完后还要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问我文学的启迪究竟有没有那么大,我回答晚上多喝点稀粥吧,会不会更有趣?给你一个答非所问,高深莫测,充满弹性。还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所谓语带玄机,言语上的机巧,这是中国的特殊说法,就是不能直截了当,因为越是直截了当地说,内容就越有限,变得肤浅。相反,语带玄机、一语双关、别有深意、旁敲侧击、指桑骂槐、围魏救赵……这是中国人一大堆针对语言,也是针对人生的说法。

有两个外国作品,内容有一点相像。一个是印度作品叫《十二夜问》,一个是意大利歌剧《图兰朵》。《图兰朵》里写一个公主,对求婚者提出三个问题,三个问题都做出正确回答,就可以娶这个公主,要是不正确,就要被杀掉。《图兰朵》那三个问题,文字上很铺张,但还远远不如印度的《十二夜问》。《十二夜问》由求婚者向公主每一夜提一个问题,如果公主回答上来了,求婚者就要被砍头,如果有一个问题公主回答不上来,公主就嫁给求婚者。《十二夜问》也是个数学悖论,天衣无缝到无可挑剔。一个非常聪明的王子,来到公主的国度,连续11个问题都被公主回答了,剩最后一天了,第11夜王子睡不着觉,房间里来回踱步,问公主什么问题呢?噢,明白了!到了第十二夜,求婚者就说,亲爱的公主,从前有个美丽的公主,她要求她的求婚者,提一个她回答不出来的问题,请问求婚者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公主一听,笑了起来,亲爱的,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四海八夷 出神入化

除了启发智慧,在发育人的想象力方面,文学同样做出了许多贡献。四海八夷,出神入化,就是文学对人的想象力的发挥。我们生活的空间和时间都很有限,一般的说,活到七八十岁,人的寿数不过是数十年,从事这个职业就不大可能从事其他职业,但是文学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

比如说希腊神话、中国的《西游记》等等,中国四大名著,对文学圈子里的人来说,评价最高的往往是《红楼梦》,但国外知道《红楼梦》的人不多,知道美猴王的人却很多,Monkey King,一说猴王他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西游记》故事的确很好玩,石头里蹦出一个猴子来,猴子怎么捣蛋,怎么和妖精打仗,还会千变万化,哎呀,太可爱了。

还有很多神奇故事,在文学中有,但是在生活中不可能有。比如说英国的《格列佛游记》,它想象你到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掌权的都是马,人反而过马的生活,脖子上有套子,肚子上勒着束带,屁股上拴着秋绳,然后在那拉犁。通过马国里人的生活,把人的一些毛病嘲笑遍了,人相互之间不团结,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打小报告等等,讽刺得一塌糊涂。

什么叫创造?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我们整天讲创造,但一个没有想象力的民族怎么可能有创造呢?“文化大革命”当中,我进五七干校,没过两天,发我一个学习材料,讲工农兵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其中一个批判是:有个童话故事叫“拔萝卜”,说一个小兔种了一个大萝卜,这个萝卜长得太大了,拔不动,于是兔爸爸、兔妈妈、兔姐姐、兔哥哥好几十个人都赶来了,像拔河一样拔,这才把萝卜拔出来了。这个童话故事是怎么被批判的呢?某某说道,萝卜明明是我们贫下中农种的,哪里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我一看,没指望了,没戏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故事,鼓励你劳动,鼓励用集体的力量完成大任务,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所以尽管文学没有什么直接用途,但是会影响想象力的发挥,一个缺少文学细胞的群体,一个缺少阅读的群体,往往也缺少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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