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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当代中国农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2-03-19 11:38:20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的城市里就完全没有“贫民窟”。城市的地下室、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也许可以被称为“中国特色的贫民区”。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伴随而来的是农民进城,他们要在城市谋生,寻求立足之地,这种过渡性的低廉住宅也就是必然选择。而城市政府究竟被动排斥还是主动协调规划,将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

  

  三、权利空间与政治过程:农民的理性

  

  这个村庄土地承包的故事,曾激发了本人对农民选择权的长期思考。

  从1978年开始,农村家庭承包制已经推进了四年,基本上普及到了全中国。但是,到1982年夏天,在本人家乡,人民公社制度纹丝未动。这里是胶东半岛,是国内比较发达的农村,除了1960年代初期,基本上没有发生吃不上饭的情况。这里的农民颇引以为豪,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们胶东比较富裕”。以本人观察,不论基层干部还是普通农民,绝大多数人对家庭承包不以为然。农民也知道别的地方在搞“大包干”了,但并不认同。不少村民见到我就说:“你在党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工作,要向中央反映一下,包产到户不能一刀切。我们这里经济发达,搞大集体就挺好。”在当时,烟台地区的上上下下,在反对大包干问题上相当一致。最终山东省委不得不通过调任新的地委书记,改组地委领导来强力推进大包干。秋收的时候还是集体,秋种则已经分户了,人们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种麦子。

  大包干以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家探亲的时候,关于土地承包仍然是议论的话题。不少村民有怨言,说上边不该一刀切分地,说人民公社制度本来也是不错的,政府不应该强迫改掉。当时,面对村民的抱怨,我没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我也不知道在我们这样的村子,土地是应该分户承包,还是应该继续集体统一经营。第二年我再回家过春节时,基本上没有人抱怨分地了,而且,谈到这一年的光景,话语间常常说起土地家庭经营的好处来。我问一些村民:“原来不是反对分地吗?”回答是:“人民公社搞习惯了,以为分开就不好。”我说:“如果现在要再搞回人民公社呢?”他们说:“那可不行!现在多好,粮食打得多,人也自由,再回到人民公社根本受不了。”

  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如果片面强调分地的经验,就会坚持认为这些农民落后,需要教训甚至强迫,这就像一些地方提出的“逼民致富”。但如果全面审视这个问题,结论恰恰相反:在特定时间条件下,农民们也许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哪一种制度安排对自己最有利。但是,如果有了选择的自由,有了反复摸索和试验的权利空间,他们就会逐步清楚,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精英理论的秉持者坚持以为,精英比农民更知道农民的需要,要设计一套制度让农民接受,农民不顺从就是落后保守的表现,需要强制就范。然而,实践却告诉我们,只要农民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有决策权力,他们很快会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正确”的东西,也不可以对于农民进行强制。因为,在没有被农民认同和选择之前,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制度是否正确、政策是否有效。不论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农村政策方面出现的失误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不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利,甚至以种种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剥夺农民的权利和自由。

  改革的过程已经证明,人民公社制度是根本上不可行的制度设计。问题在于,这个制度的最初产生,也并非来自上层领导人的想象杜撰。同样,对于文革有直接导源作用的农村“四清”,本身也来自个别地区的工作经验。许许多多业已被证明错误的说法和做法,都是从一些地方的所谓“农民创造”中发现并提炼出来、进一步推广的。但是,从根本上说,问题并不是出在农民身上,而是出在上层领导,是上层在对待农民的态度和做法上出了问题。

  这里的关键是,基层农村的“创造”本身需要甄别。有许多所谓农民创造和要求假借农民之名,是某种力量把农民“绑架了”。即便在个别地方,对于是否是农民的要求和创造还不能辨别,那么,只要有了根本上尊重农民的制度,那些强加到农民头上的做法和说法,虽然仍然难免产生,但是,起码可以保证那些坏的东西无法大规模地兴风作浪,甚至持久为害。

  在大跃进过程中诞生的“人民公社”经验,也许对于个别地方的农民来说,未必是个错误,因为单就个别地方来说,未必搞不成 “人民公社”。现在仍然有个别村子还坚持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或者说,即便搞不成也没有关系,再改回来就是,如果农民尝到了苦头自然会自己纠正。问题在于,个别地方的“发明”被上层认定为“历史的方向”。这是第一个错误。实际上,“历史前进”的方向或者“历史的规律”是没有那么容易判定的。接下来是更大的错误,就是强制推进这些理念和制度设计,不准别的选择的可能存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农民外出就要被作为“盲流”严厉打击,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身份自由被剥夺了。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公社甚至被认为实质上是“集中营”,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今天,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已经被废除,这种制度背后的思想理论基础或者说意识形态基础正在消解,但是还远未泯灭。

  我们说农民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也并不是说每个农民都有伟大的创造力。就农民整体来说,肯定是伟大的力量,因为这个群体的共同选择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个所谓“方向”,是说如果不是农民的选择,历史根本没有别的方向可走,换言之,其他的方向必然是失败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农民的选择?或者说如何知道这是农民作出的根本性选择?就特定时期来是说,也许农民自己也不知道选择什么,或者该做出怎样的选择。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把选择的权力交给农民,只要有了选择的空间和自由,在反复的试验摸索中,农民肯定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并且知道怎样满足自己的需要。

  对农民来说,选择的自由何其重要,在反复的摸索中,能够纠正失误,找到正确的办法。个人的自由,包括身份自由、职业选择自由、迁徙自由、表达自由等,又是何等重要。有了这些自由权利,社会才能充满活力。这其实不是理论,而是生活常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民没有生产经营和从业自由,就不会有这么多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千千万万创业家,就不会有从民工流动中成长起来的千千万万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那么,是否可以设想,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开放,自由权利的进一步增加和落实,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生活和公共治理中,也会有更多的精英从农民中产生,从土地上崛起。政治权利的扩展和充实所带来的政治清明,必将如同个人自由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一样,焕发出勃勃生机。

  

  四、亲民:领袖与体制考察

  

  若干年来上层政治运作与农民的关系,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决定有关农民事项的政治议程中,农民自己却没有说话的机会和发言权,农民硬生生地被“代表”了,成为“政治”的陪衬,成为种种“说教”的聆听者和被迫接受者。现在,从农民的角度看,这些说教运动已经走向了反面。农民已经或者正在失去耐心。于是,我们看到,基层的若干所谓 “教育”、“学习”运动演变成了政府系统的自导自演、自说自话。发生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初步享有自由权利的农民已不再是过去的农民,或者说,是新的农民正在改变基层的政治生态。

  现在的关键在于,需要建设一种体制,使得农民与政治的关系,建立在协调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权益保护的机制上。这种体制应该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农民的利益要求能够顺利地进入政治过程;第二,政治生活的纷纷扰扰不将农民裹胁进来。比较理想的情况应当是,在高层政治活动中,比如代议机构内部或者党派之间,可能因为某些政策主张不同而发生争执,出现观点冲突甚至在政治场合出现不雅观的场面,但是,这并不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上层政治家可以为了如何更好地贯彻民意而斗争不已,甚至频频换人,但民众依旧按部就班地工作生活。与此同时,由于有有力的利益表达机制,民众的需求能够通顺地被制度吸纳和反映。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民众与上层政治之间,既有清晰的隔离带,也有很有效的沟通渠道,民众既能享受丰富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空间,又能够有效影响甚至主导政治领袖和政治生活。

  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底层的农民构成了基本的民间社会,但是,传统民间社会和现代民间社会显然在政治结构中的位势不同。传统的民间社会隔绝于国家政治过程,无法参加到政治过程之中,朝廷里的事情农民是无法过问的。而现代民间社会,依然独立于国家政治过程,但是却能够有效参与政治过程,或者说政治当局高层的活动是应该而且可以被基层干预和制约的。这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与“公民社会”的根本却别。在现代民主国家,在权利和利益的分配格局中争斗其实也很激烈。然而,正是由于存在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利益冲突的协调过程才是均衡的、制度化的、良性的,其结果才成为温和的、可预期的。

  经验显示,农民在不同时期的境遇,往往与领导人的“亲民”品格及其表现直接相关。因此,人们呼唤“亲民”的领导人的出现,敬重亲民的领导人。但是问题在于,“亲民”的领导人和“亲民”的政府并不是一回事。显然,有亲民的领导人很好,但是,有亲民的制度更好。领导者个人的去留是不断变化的,稳定的制度才是可以依赖的。而且,如果制度不亲民,会导致领导人无法“真正亲民”,因为会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在充当他和“民”之间的障碍。根本上,亲民不应该是一种领导人的个人风格,而应该是政府的政治品格。这种品格从根本上不是来源于政治领导人的内心善良,而是来源于政治体制。如果一个政治体制的根基是建立在民众权力基础上的,民众利益表达在政治上有畅通的制度渠道,那么,这种政府必然是亲民的。因为是“民”的政府,自然会“亲”民。一般而言,民主政治条件下,领导者本人在重要政策议题上的个人风格并不明显,因为所有重要政策需要整合民意代表乃至社会公众的意见,政府领导者的个人作用并不是关键因素。但是,如果政府制度的本身缺乏民众根基,个人集权程度比较高,那么领导人个人的品格和良心才会显得非常重要。在集权或者是极权体制下,统治者个人的良心或偏好,对民众的命运影响很大,民众必然期待亲民的领导人。但是,这种领导人的出现就像古人所期待“青天”一样,是偶然的、缺乏制度基础的。范仲淹评价滕子京守巴陵郡的政绩,曾说他带来了“政通人和”,但事实上,只有“政通”才能“人和”,只有建立亲民的政治制度,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老子曾经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显然是一种愚民政策主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政策历程,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口头上说农民当家做主,实则充满了愚弄。即便是晚近三十年中,仍有不少政策和观念在企图“训导”、“驯化”农民,试图固化农民的思想,甚至规制农民的需要。这样的政策思路实质上是“不以知治国”。要真正落实“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的承诺,最重要就是“以知治国”、开放农民的表达渠道和自由空间,真正建立起保障农民选择自由的制度体系。

  

  五、“农民的终结”与农民工

  

  农民工的出现是中国“农民的终结”过程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土地分户经营是农民在农村内部对于旧体制的抗争,那么,农民的流动则是农民对于城乡分割的身份歧视制度的挑战。正如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所说,是“中国农民为公民身份而战”⑥。

  二元体制中农民的身份困境,在农民工出现以后被充分展露。在农村内部,或者说如果不外出,那么他们的身份困境经常被掩蔽,因为,周围都是制度上身份相同的农民。大家都一样,往往掩盖了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当他们带着原来的身份进入城市,有了与城市人权利的比对,有了与城市体制的直接互动,这种不合理才突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民工的权利状况就是全体农民权利状况的直接反映。

  以“孙志刚事件”为转折,2003年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于农民工的种种歧视限制政策规定逐步取消。现在,在不少城市连暂住证也取消了,有的改为居住证,有的规定满足一定条件即可成为城市的市民。农民工的就业、工资、社保等方面的权益也日益受到重视和肯定。这些政策改善大大提升了政府在农民中的信任和威望。问题在于,这些经济权利需要政治保障。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村人怎样参与城市公共管理,既让这些新的移民能够认同城市是自己的城市,又让城市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倾听其利益诉求,这不仅关乎新移民的权利保护,更重要的是关乎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新的政治整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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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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