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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文化自觉”与“中国”叙述

更新时间:2012-03-19 11:16:26
作者: 贺桂梅  

  

   在"全球化"的复杂格局中,在社会认同发生激烈分化的情形下,如何叙述中国必然是不同政治与文化力量介入的场域。本文集中分析国内知识界的一种叙述形态,即在"文化自觉"这一基本诉求下展开的中国叙述。

  进入新世纪,如何重新叙述并构造"中国"认同,变成了一个广受瞩目的文化与政治议题。这一议题的提出,源自特定的历史契机,即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及其政治地位的改变,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国内外不同力量介入的"中国模式"讨论即为其中突出的一例。不过,"契机"某种程度也是"危机"的显现,它意味着曾有的中国叙述开始面临不同程度的质询。比如以西方现代性规范为导向的启蒙主义叙述,比如冷战式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叙述,以及民族主义的中国叙述,这些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曾主导中国认同的叙述方式,已经难以整合起全球化处境下的中国社会。"中国"叙述的难题源自中国历史与现实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叙述"行为本身,不仅意味着如何"描述"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包含着如何"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如何应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全球化"的复杂格局中,在社会认同发生激烈分化的情形下,如何叙述中国必然是不同政治与文化力量介入的场域。本文并不打算全面地讨论所有的中国叙述,而是集中分析国内知识界的一种叙述形态,即在"文化自觉"这一基本诉求下展开的中国叙述。

  

  作为一个表述群的"文化自觉"论

  

  "文化自觉"这一说法,最早是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多次谈话、演讲中提出的。其中,"文化"用以描述"人造的人文世界"(《从反思到文化自觉》),这个人文世界是一个"复合的整体,由各项相关联的社会制度结合而成"(《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自觉"首先针对的是一种"不自觉"状态:"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认、去认识、去解释,那是不自觉的文化"(《开创学术新风气》)。所谓"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人们常常于日常生活与行动中实践某种文化,但却缺乏"自知之明"。将"行动"(或实践)转化为理性认知,从"行而不知"到"知而行之",被费孝通解释为"从实求知"的基本内容(《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

  费孝通强调"文化自觉"不同于"全盘西化"与"坚守传统",这种关于自身文化的认知活动的实践目标,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一诉求在1990年代后的中国语境中作为一个自觉的理论范畴提出来,则是想"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由于"世界各地多种文化的接触引起了人类心态的诸多反应",因此需要对自身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共存的格局做出自觉思考(《文化三论》)。这也就使得"文化自觉"同时还包含了对全球文化秩序的一种新构想:"费孝通先生读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文化自觉'与之对垒,认为冲突背后有一种秩序,这个秩序也是理想,可以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来理解与期待。"(王铭铭:《"中间圈"--费孝通、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收入《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三联书店,2007年)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论述,包含了从个体到时代的不同层面的思考,是基于个人的学术反思,而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和多族群生存状态的理论描述。这一说法成了2004年成立的"中国文化论坛"的基本宗旨,并将其拓展至关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认知这一普遍的理论实践层面。

  "中国文化论坛"由周凯旋、董秀玉任理事会理事长,其理事包括陈来、陈春声、甘阳、黄平、刘小枫、童世骏、王晓明、王绍光、汪晖、余永定、苏力等人。论坛希望回应的基本问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而其基本宗旨,则是"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在这一意义上,费孝通阐述的"文化自觉"被认为准确地传递了论坛的基本思考:"'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中的方方面面;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中国文化论坛"的具体工作,是聚集各学科的学者,"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每年就某一具体问题举行一次或两次年度论坛和多次小型讨论会"。年度论坛提出并讨论的话题,如"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孔子与当代中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着"文化自觉"这一核心命题展开(会议论文均结集由三联书店2006-2009年间出版)。在中国文化论坛名下召开的小型研讨会,影响较大的则有由王铭铭、汪晖主持的"区域、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叙述",力图以"区域"与"民族"这两个核心范畴,重新整合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某种程度上,汪晖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文章,如《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等(均收入《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铭铭的重要著作《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等,也与论坛及其形成的讨论圈之间形成了互动关联。

  与"中国文化论坛"的活动相关并值得提及的,还有由甘阳主编、三联书店的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这套丛书沿用了1985年以甘阳为发起人成立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刊名。这个编委会几乎囊括了当时人文学界新生代的主要成员,因此常被称为1980年代"文化热"中最重要的三个知识圈之一。他们当年的工作便是"在短短三四年间曾主持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人文研究丛书',以及《文化:中国与世界研究集刊》等上百种出版物"(甘阳主编:《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这个群体在1980年代后期解散后,2007年,由甘阳出面再次组织"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无疑带有重新接续并再组织知识界人员和知识话题的意图。不过,有意味的是,尽管甘阳强调两个时期的丛书都秉持着"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但是,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态度,却发生了某种"逆转"。"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当时曾被人称为"全盘西化"派(见查建英主编:《80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这个编委会发表过一篇"宣言"性的文章,即由甘阳执笔的《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1987年)。在文中,他提出为了促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最需要完成的是"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和彻底的重建"。而在为"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书所写的"缘起"中,甘阳强调的是"我们今天已经必须从根本上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而呼吁"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确立"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显然,这两者间的变化是明显的。这也颇具症候性地显示出了甘阳及这个知识群体在文化认同的基本方向上,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所发生的变化。

  作为一套丛书,"新论"的作者构成及文化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不过与1980年代编委会的"西化"倾向相比,其选书标准侧重在中国问题和中国文明主体性诉求,却是颇为明显的。丛书收入了甘阳的新著《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年),由论述中国传统的融合、中国绘画和大学通识教育的三篇演讲构成。其基本问题意识,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新认识中国"。倡导"新时代的'通三统"',即古典中国以人情为核心的孔夫子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和邓小平时代的市场传统这三者的融合,最为鲜明地代表了他的文化立场。丛书中另一本引起很大关注与争议的著作,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青年学者强世功的《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三联书店,2010年)。这本书勾勒了"一国两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构想得以提出的历史过程和政治哲学渊源,提出它与中华帝国时期的"天下"体制的关联性,以及与西方民族国家体制及作为帝国主义的大英帝国体制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在讨论香港身份认同这一极为敏感的问题时,一方面留意体认香港人的历史情感与"无言的幽怨",同时也并不掩饰作者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大国"情怀。他认为"中国崛起","不仅是指其经济增长,而且是建构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政治体制以及与这套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哲学思想"。这构成了本书论述"中国"的基调。

  可以说,如果要关注"文化自觉"这一理论命题的提出及其实践,显然需要关注"中国文化论坛"这个特定的文化讨论空间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考察一种思想,被什么人、以怎样的方式提出和扩散。但是,如果仅仅把"文化自觉"视为"中国文化论坛"及其特定人脉提出的讨论话题,显然是偏颇的。事实上,虽然并没有采取"文化自觉"这个说法,但"对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从中国的历史视野看世界",却构成了当前中国知识界许多研究者的基本共识,并出现了颇具影响的研究著作。很大程度上,可以将"文化自觉"及其相关表述,视为一个有着相近文化诉求的表述群。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全面地描述这一文化取向的方方面面,而试图提取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文本,以其为个案展开分析。

  首先值得提及的是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主持的"中国模式"讨论。"中国模式"这一说法及其引发的讨论,近年来广受瞩目,是国内外政治界、知识界争议的一个重要范畴。本文不打算全面分析"中国模式"论述及其争议,而主要讨论潘维组织的"中国模式"论述。

  2009年,在建国60周年之际,潘维联合社会科学界的诸多学者,在北京大学召开名为"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的研讨会。这次会议的论文后来结集出版(三联书店,2010年)。潘维另外组织作者写文章,出版了另一本《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如果说"中国文化论坛"与"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相对地侧重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文化"方面的讨论,那么潘维组织的更多是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界讨论,但他们同样把确立有关中国主体性的知识表述作为基本诉求。潘维这样表述道:"思想上的破与立是当代全球生存竞争的主战场,思想斗争的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我国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序中国模式》)在《中国模式》一书的扉页上,这一诉求更高调地表述为:"它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正在浮出水面。"参与"中国模式"讨论的学者立场和态度并不一致,不过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却是其主要倾向。潘维在他的总论性文章《序中国模式》中,将"中国模式"概括为"国民经济、民本政治、社稷体制的'三位一体"'。他格外地强调,一是中国历史与文化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性,一是当代历史与传统中国之间的连续性。当下中国经济的成功,并不被解释为某一时期的经济或政治实践(如改革开放或革命)的后果,也不被解释为传统中国的复兴,而是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特点的混杂与综合。在这一点上,潘维的"中国模式"论与甘阳所谓"通三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在强调中国文化(或"中国文明"、"中国知识")自主性这一话题下,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在《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和《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这两部论著中,赵汀阳从政治哲学与文化哲学的角度,提出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与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以及罗马帝国、大英帝国与"全球化帝国主义"等模式相比,包含着"饱满的或完备的世界概念",可以成为实践全球化时代新的世界观的"乌托邦"形态。对西方民族国家模式的批判与对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合理性的论证,构成了赵汀阳阐释的基点。这一从政治哲学高度对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化论述,不仅被论述者视为经济崛起背景下从"知识生产"角度将中国构造为"一个新型大国"的环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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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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