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学术界已经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达成了共识：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实践的同时，以中国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文化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中国本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之精髓。
然而细究起来，在上述基本共识下存在着相当多的差异、分歧乃至冲突，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会有不同类型、不同方式、不同兴趣和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我们很难说只存在一种唯一的并适用于所有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因而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可能会有多少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所要求的是何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一、理论、文本优先还是实践、问题优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词组中，人们对于其重心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在“中国化”存在不同的理解。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已被证明具有普适性和世界性的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需要的是把这一普遍真理运用、具体化于中国的特殊实践。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而言，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固然十分重要，但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什么？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面目不清的，哪里谈得上什么中国化呢？因此，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尤其是马克思的文本，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含义，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并且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文本解读学派”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学派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百多年的俄国化、中国化以及其他国家的具体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已在很大程度上晦暗不彰乃至走样变形了，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解读运动已进行了三十余年。
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尚且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倒不如说是以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实践去推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固然是很重要的且必不可少的，但其价值只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而不是预设一个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本，一种各国和地区的实践都必须作为依据的原型或蓝本，凡是偏离这一原型或蓝本的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或扭曲化。这恰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对于理论具有优先性的基本原理的。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故乡德国和第二故乡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已经出现了多样化的存在及发展形态，那么，其他国家出现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更是情理之中的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定是多元化的，因为生活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多元的。我们可以把上述观点概括、归纳为“问题研究与实践经验学派”。
上述两种观点的对立是很明显的，而且看起来各自都具有相应的理据。在“文本解读学派”看来，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搞不清楚，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一个非法的“伪”命题。笔者认为，这一诉求是合理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只有原典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且放之四海而皆准，后人只需要把它具体化、国别化、民族化就可以了的结论——西方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本质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国人称之为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在“问题研究与实践经验学派”看来，只有不间断地从各国和地区的实践出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可以说是现实地、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否则，它就会仅仅变成哲学史上的史料或哲学考古学意义上的化石，而失去其现实的存在形态。笔者认为，这一理据也是可以成立的，但不能因此就从各国和地区的实践的特殊性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作随意的取舍、随心所欲的解释以及漫无节制的“创新”和“发展”（这种创新和发展可以叫做其他什么主义，但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毕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有其最低严格限度的理论边界和理论规范的）——西方人把这种做法称为相对主义或犬儒主义，中国人则称之为经验主义或“滑头哲学”。
“文本解读学派”和“问题研究与实践经验学派”各自取得了许多成果，但要取得更大的成果，则有赖于双方积极主动的交流和互补，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张力，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还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遇到的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不是“取长补短”、“有机结合”之类大而无当的话语可以对付和解决的，而是相当尖锐地凸显为这样一个矛盾：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融通中、西、马，还是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究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指导、改造）中国，还是中国（包括中国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化”（吸纳、消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仅从字面儿上来看，这两种做法都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前者是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适应中国国情，使一般的东西个别化、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后者是使外来的哲学和文化变成中国本土哲学和文化的组成部分，就像当年印度的佛教哲学和文化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一样（甚至此种对中国化的理解显得更为文从字顺一些）。本文姑且将前者称为“指导、改造学派”，将后者称为“吸纳、消化学派”。
大部分在专业或学科归属上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无疑属于“指导、改造学派”，无论是传统形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实践唯物主义”，都不曾怀疑和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指导、领导、改造、规制地位。与此同时，大部分在专业或学科归属上定位于“中国哲学”的学者则属于“吸纳、消化学派”，无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新儒学，还是新道学、新佛学等其他学派，都一改改革开放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绝对服从姿态，逐渐恢复及建立了文化上的自信和本位诉求，要求重新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失去了的文化领导地位，重新以主体的身份及姿态去吸纳与消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乃至全世界的哲学和文化资源。有学者已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作为中国人，实际上不需要也不可能“接着西方哲学讲”，不需要也不可能“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而只需要也只可能“接着中国哲学讲”。
初看起来，上述两派的论证都是可信的。“指导、改造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他哲学的指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所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连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已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四位一体”的自觉选择和共同财富；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还从反面表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都不足以指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不足以指导中国独特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吸纳、消化学派”则认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绵延不绝数千年之久，早已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思维方式乃至深层心理结构；虽然外力的打击一时之间打断了中国文化进程，但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证明，中国文化有能力吸纳和消化包括像印度佛教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在内的异域文化一次又一次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以及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巨大成功的过程，正是中国传统和本土文化在变乱及动荡中吸纳与消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由最初的尖锐对立逐步走向融合，而那种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左”的马克思主义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再经过若干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将完全融入中国本土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也会因吸纳和消化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异质文化、异域文化而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样的争论是富有意义的，但也是一时之间很难得出一致结论的。一方面，需要提醒“指导、改造学派”的是，不要过高估计“历史”、“实践”的证明功能，恩格斯和列宁就曾深刻指出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一种理论无论它是本土的还是异域的），凭借某种特殊的历史机缘而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足以证明它将永久地占有这种地位；反之，被某种特殊事件证伪了的理论，在长时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又会逐步恢复其生机和活力，这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看不到实践与理论的这种长期而复杂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观与实用主义的功效真理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有些沾沾自喜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在不知不觉间变成实用主义者；另一方面，需要提醒“吸纳、消化学派”的是，历史上的印度佛教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国文化相比，处于较低或最多也不过是平行发展的阶段，这是中国文化能够成功地吸纳和消化它们的重要前提。但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如此顺利地吸纳和消化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西方近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呢？恐怕任何一个保持清醒和现实感的中国人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极有必要抛弃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国粹主义或全盘西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已故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所倡导的“中西互为体用论”，双方都放弃话语霸权或领导地位而进行平等互补的思想交流，经过长期的文化建设，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由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融合而成的新的“中体”，即一种现代化的中国文化实体。作为一种有趣的思想实验，我们可以把邓小平“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外交方略运用于文化建设：不要过于热心地争论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改造”中国哲学还是用中国哲学去“吸纳、消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应把主要精力用于结合双方的资源去探讨和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需要面对的问题。
三、国家意识形态还是社会批判理论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载入宪法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和故乡，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另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能否保持其革命的、批判的本性？
毋庸讳言，一种宗教或哲学，一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便理所当然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为己任。马克思、恩格斯还来不及具体考虑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社会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但他们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一个通向更高的、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具有自我否定的本质，其历史使命不是使自己永世长存，而是尽快使自己归于消亡或进入历史的陈列馆。由此可以推知，马克思、恩格斯必定认为，即使他们的哲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也可以保持其批判的、革命的本性。进入20世纪后，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仍然以批判西方社会为己任，这在主观上是因为它们在努力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客观上也是因为，西方国家实行“政教分离”，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属于公民社会、市民社会领域的事务，不可能在法律上规定某种宗教或哲学为“国家意识形态”。因此，在当代世界，所谓“国家意识形态”只存在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而所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能不能保持其革命的、批判的本性”，也是这些国家所要解决的非常特殊的问题。
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设想在某种理想状态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批判理论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但在现实生活过程中，这种“先定和谐”是很难实现的。于是，一些人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功能（可以称之为“国家意识形态取向”），而另一些人则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地位和功能（可以称之为“社会批判取向”）。随着最近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后一种呼声逐渐高涨起来。比如，在2005年召开的第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许多学者都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性。孙利天指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为什么中、西、马哲学的融会贯通应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在我看来，原因在于它是中国人平凡、真实和快乐生活的最优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元逻辑’、‘元问题’的根本批判。在资本最大化自身的资本主义逻辑没有终止其有效性之前，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是不可超越的。……每个中国人要平凡、真实、快乐地生活，就必须在反抗和屈从资本统治中作出抉择，就必须认真地对待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学说。”［1］（P22—23）王浩斌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走向实践的桥梁。”“无论是讨论已颇为久远的人道主义，还是方兴未艾的现代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关键环节还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走向实践所不可或缺的逻辑之环。”［1］（P99）赵敦华同意贺来提出的“批判性的自由思想”是“马克思哲学观的灵魂和核心”［2］的观点，并进一步补充说，因为批判性自由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起关键作用的中间原理，它向上与唯物论的最高原理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相贯通，向下与阶级斗争的理论相衔接，故“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发扬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精神，要以人本主义的唯物论的实践观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积极投身于社会公正和民主政治的伟大实践。……反之，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无视社会矛盾和社会公正的诉求，没有批判和改革社会的承诺，心甘情愿地被用作官方意识形态或国家哲学的工具，那么这样的理论架构不但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自由理论，而且丧失了生命力和存在的理由”［1］（P375—378）。
当然，“官方意识形态”或“国家哲学”未必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如“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中找到相应的理论依据。然而，面对资本咄咄逼人的强势冲击，而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有意无意地放松对资本的规制，为了维护社会公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应当承担起揭露和批判资本与市场的负面性质及作用的历史使命。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中国执政党和国家政权自然会接纳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及思维方式对中国社会（包括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本身）作出的严肃认真的批判，但如果个别官员乃至地方一级政府出于本位利益的考虑而打压这种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保持哲学对任何政治权力所应具有的独立和自由，这也应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政治—宣传形态还是思想—学术形态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式上具有两种形态政治—宣传形态和思想—学术形态。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由于政治领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取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久而久之，人们就认为只存在政治—宣传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承认存在思想—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仅仅把它当作是政治—宣传形态的某种注释和论证。翻开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近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这些理论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并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价值。但是，非政治家和专业哲学家有没有取得重要的、独立的理论成果？他们的成果对于形成政治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于这两个问题，似乎没有人进行认真的梳理和解答。
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非政治家和专业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很大贡献，并且其理论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政治领袖所吸收。李达、张申府、张岱年、冯友兰等专业哲学家探讨“新唯物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著作无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界关于生产力、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实践标准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无疑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及学术背景。至于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人性和主体性、中西文化比较等重大哲学问题的讨论，无疑也影响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很多哲学问题是由哲学理论界首先发起讨论的，而主管意识形态的党的宣传部门最初并未意识到这些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转化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甚至担心这种讨论会越出某些禁区并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例如，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就曾被当作“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打压下去，在经过了多年实践检验以后，这场讨论的重要理论成果才被吸收到党的指导思想中来，这才有了“人权入宪”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政治领袖在哲学创新和发展方面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第一，他们站在较高的历史方位，总览全局，更有可能对现实历史进程作出全面的总结和系统的综合第二，他们往往具有过人的胆略和气魄，敢于进行开创性的理论批判和创新；第三，他们更有条件把新的理论付诸直接的、大规模的实践，从而迅速得到实践的证实或证伪。但是，对此却不宜过分夸大。这是因为：第一，并不是所有政治领袖都能够进行理论创新，只有那些具有较高文化和理论素养的领袖才可能成为哲学家、理论家，而这一点并非是十分容易的，所以历史上同为哲学家和政治家者寥寥无几；第二，哲学的创造有赖于对哲学史乃至人类全部的精神发展史作出科学总结，而政治家往往缺乏必要的精力和时间来做这件事第三，政治家必然重在把他们的理念和理论付诸实践，因而必然使其理论具有某种“政治—宣传形态”，而这一点不利于使之在最为广阔的人类实践平台上和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反而经常会使之越出思想和学术的边界而成为某种新的独断话语，从而窒息其本身可能具有的广阔发展空间。
上述实事求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对哲学发展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毕竟是专业的哲学家群体而不是政治家群体，后者的贡献则主要在政治方面。这就充分彰显了思想—学术形态的哲学以及专业哲学家所具有的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
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伟大事业而言，应该说，这不是几个哪怕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家所能完成的，毋宁说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其中专业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负有直接的责任。为使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能够卓有成效地履行这一职责，并为政治—宣传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就有必要使这种思想—学术形态的研究及讨论获得充分独立和自治的空间，使之与政治—宣传形态的哲学话语拉开一定的距离。当然，这决不是要反对和否定政治—宣传形态的“官方意识形态”或“国家哲学”，而是要在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建设性的互动和对话关系。中国一些专业哲学学者已经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其中以欧阳康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强调“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来研究和发展哲学”［3］。其具体含义就是要“形成符合哲学本性的独特的哲学研究方法论”，“以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方式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加速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与繁荣”［1］（P343）。他指出，既然是以真正哲学的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其必然的结论就是“应当尊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由单一、正统、经典模式向多样化、平权、并存模式的转变”，“当代哲学形态的最重要特征就是非正统化、多样化和平权化。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并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我们应当在这种宽容和开放的心态下与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展积极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更好地建构起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理解和解读模式”［1］（P342）。
五、知识分子的职业谋划还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指南和思想武器
本文最后落脚于如下有些尖锐的问题：我们究竟为了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换言之，谁最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笼而统之地说为了全体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还是具体而言——（1）为了执政党能更好地管理国家和社会为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职业利益、职业声望和职业前景；（3）为了中国劳动者和工人阶级获得解放、自由、幸福和发展？
这样的提问并非是无事生非。可能存在着一个完满的问题解：（1）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能够同时满足所有中国人的诉求和希望，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才能做到这一点；（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为了并且能够同时实现执政党、知识分子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和要求。
然而，这一美妙的“先定和谐”在现实中并不现成地存在。根据由陆学艺领衔的课题组的一项被学术界乃至政界广泛引用的研究，在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排除各阶层之间的交叉情况，大致来说，前三个阶层拥有较多的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属于社会上层；中间四个阶层拥有不太多的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属于社会中层；最后三个阶层拥有极少的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属于社会下层。
由此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上述十大阶层从其“社会存在”出发，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社会意识”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客观上拥有较多资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腐败分子）会“本能地”拒绝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种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如果他们也极力加以鼓吹的话，那仅仅是把它当作遮羞布而已，头几天还在慷慨激昂地作反腐倡廉报告，随后就被“双规”的湛江“蓝带书记”陈同庆，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是，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一方面接续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另一方面从本阶层巩固政权、长治久安的长远利益出发，至少其中有远见的那一部分人会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一方面依托于全球化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内在地受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会“本能地”倾向于接受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真正同时出于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本能地”、内在地倾向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阶层，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工农大众，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最需要、最能认同它的也是缺乏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的普通劳动者与社会弱势群体，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都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指南和思想武器。
其次的问题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层上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其中资历浅、职位低的属于“社会中中层”，资历较深、职位较高的属于“社会中上层”，资历最深、职位最高的则已跻身于“社会上层”，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都有一种对职业升迁和社会升层的追求。他们能够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和革命的本性，秉持社会良知，追求社会公正，并真正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吗？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挑战。随着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所谓“思想淡出、学术突出”的“祛启蒙化运动”的展开，另一方面是“价值中立”、规范化、数量化的知识生产体制的确立，一方面是科层化、等级化的利益分配体制的建立，大部分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成为行政性学术体制的一环和“既得利益者”。这种情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产生了很大的消解作用。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哲学研究成为一种自产自销的内部循环运动，而未能对实际的尤其是底层的社会运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哲学学者大都是学院精英，远离民众，不能像当年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深入了解工人阶级状况，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例如，2010年发生了波及十四个省份的“劳工潮”，但几乎没有哲学学者对这一无论如何高估也不过分的重大社会事件进行哲学上的分析和评估。即使是在学术生产体制内部和学科建设中，哲学界与劳动学界（包括工会学界）也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
诚然，知识分子也是人，也有其实际的并且是合理的世俗利益追求，但决不能因此而遗忘或放弃知识分子维护和追求社会公正的历史使命。须知正是由于普通劳动者默默无闻的巨大奉献和牺牲，才使得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能摆脱物质生产而专注于精神生产。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可以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谋划，但这一点不应成为遗忘或放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的理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高理由，仍然在于它是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解放指南与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赵剑英，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贺来.哲学：一种“批判性的自由思想”——马克思哲学观的灵魂和核心［J］.哲学动态，2003（1）.
［3］欧阳康.以真正哲学的方式开展哲学对话［N］.光明日报，2003-12-26.
（作者单位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