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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中东动荡一周年盘点

更新时间:2012-03-12 19:01:51
作者: 田文林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焚引发了一场“蝴蝶效应”,其不仅导致该国执政23年的本·阿里下台,还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激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被卷入其中,若干执政几十年的强人政权被推翻,而且这场动荡至今未完全“尘埃落定”。迄今为止,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剧变已整整一年,人们对涉及中东剧变的相关问题仍充满疑惑,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盘点。

  

  一、中东哪些国家最容易发生动荡

  

  在2011年的阿拉伯动荡潮中,几乎所有的国家现政权都受到一定冲击,当时没有谁敢保证哪个或哪些国家不会出问题。在经历了大浪淘沙般的“阿拉伯潮”之后,中东政治生态环境面目全非,不同类型的国家面临不同处境: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已经“改朝换代”,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严峻考验,而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国则暂时安然无恙。进一步辨析,即使在发生政局剧变的国家中,动荡烈度和强度也不尽相同:埃及、突尼斯等国当权者都是在软磨硬顶不到一个月后就缴械投降,政权交替并未出现巨大流血事件;而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的改朝换代,则演变成动用重武器对抗的全面武装冲突,凸显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丛林政治本色。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哪种类型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动荡,什么原因导致政体更替方式差异如此巨大?按照人们通常理解,政体越先进,政局应该越稳定;政体越落后,政局越容易出现动荡。而共和制显然要比君主制更先进,因此按此逻辑,前者理应比后者更为稳定。但中东动荡的现实表明,这恰恰相反。截至目前,中东政权倒台或出现严重危机的基本是共和制国家,而实行传统君主制、事先最不被看好的约旦及海湾君主国反而安然存活至今。

  有人会认为,这与国家富裕程度有关,但这不能解释为何同样是富国,利比亚出现政局动荡乃至政权更替,而海湾国家却能存活;同样是穷国,为何埃及、也门动荡严重,而约旦却安然无恙。因此,单纯从民生角度解释中东动荡显然不够。

  本文认为,中东哪些国家更容易发生动荡,与这些国家的内部社会政治结构有着直接关系。中东国家的政体表面上分为共和制和君主制两大类,但从实际统治方式看,这两类政权差别并不大。如果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能发现中东国家的政治统治结构实际有三种类型,而中东国家动荡程度与此直接相关。

  第一种类型是少数精英统治多数民众的同构精英统治模式,如埃及、突尼斯。这类国家国内的部族/教派意识和色彩不强,当权者及其国家强力部门与民众在认同归属问题上没有差别,因此这类国家当权者与民众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因此这类国家政权更替的性质相对简单,对抗虽然激烈,但还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如埃及穆巴拉克调动军队进入开罗解放广场后,抗议民众对军队表示欢迎,而军队也拒绝向民众开枪,穆巴拉克自感大势已去便主动辞职,使该国政权更替以不流血方式完成。同时,这些国家实行的共和政体,决定了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国家公器,无论当权者还是民众从心底里都认可“家族世袭”不合法的事实,因而当权者此类尝试只能半遮半掩,而且往往一推就倒。

  第二种类型是少数部族/教派掌权政权的异族精英统治模式。这类国家包括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以及此前的伊拉克等。这些国家国内部族或教派意识泾渭分明,当权者大多属于某一部族或教派,其权力核心圈的成员大多来自同一部落或教派,施政方针也优先照顾本部族、教派利益。例如,叙利亚阿萨德家族来自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约占全国人口的11.5%),该国政府、军队、情报等要害位置基本由阿拉维派把持。利比亚境内有上百个部落,而卡扎菲精锐武装乃至贴身卫队,均来自自己所属的卡达法部落,石油利益也主要向本部族倾斜。也门约有200个大部落,主要分为四大部落联盟,萨利赫能够稳坐总统宝座30多年,正是因为他来自也门势力最强的“哈希德”部落联盟。

  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当权者形成“同心圆式”的宗派主义传统和党同伐异的游戏规则,对同族人无止境、无条件忠贞,而对部族之外的民众和地区则毫无同情,把其他部落当做自己的合法牺牲品,可以任意地加以掠夺或杀害。体现在现实政治中,就是当权者对反对派倾向于采取高压手段,而不是坐下来平等协商。在这些人的思维中,“如果不镇压反对派,人们就会认为他很虚弱,并将失去尊重。”这种部族式对立和暴力化倾向,可以很好解释,在这些国家中,看似正常的政治抗议为何会迅速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暴力对抗。

  第三种是传统精英统治模式,主要是世袭君主制国家,如沙特为代表的传统君主制国家以及约旦、摩洛哥等立宪君主制国家。在政治结构上,这些国家统治者囊括了传统社会中的各类上层精英,如沙特就是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教派结成政治联姻,其成员把持各政府机构的重要职位,使政府具有较强执行力。从经济结构看,这类国家多数是富有的产油国,其财富来源不是向民众征税而是地下资源,政府反而要向国民提供各种福利,由此形成一种“庇护制”统治。正所谓“不纳税,无代表”,民众并无太多底气要求更多政治权利。此外,这类国家的建国本来就是“家天下”和世袭统治,因此民众如要起身反抗这类政权,则往往同时面临法统与道统的双重障碍。加上这些国家在此轮中东波后“洗心革面”,大力推动改革,更加缓解了国内民众的对抗情绪。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社会政治结构差异,使中东不同类型的国家在“阿拉伯潮”中表现出不同的生存能力。

  

  二、“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秋”:当前中东动荡成效评估

  

  中东国家普遍出现动荡,很大程度是内部积弊丛生,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程度,因此“阿拉伯潮”既是对现状不满的强烈反抗,同时也包含着探寻民族富强新路的成分。从这一意义上,这场阿拉伯动荡潮确实可以被称为是“阿拉伯之春”。然而,中东动荡一年多来,这种政治探索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从经济角度看,中东动荡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并可能使其陷入恶性循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公布的报告显示,中东剧变给受影响的国家至少造成5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利比亚和叙利亚受到冲击最大,埃及、突尼斯、巴林和也门紧随其后。这些国家的GDP至少减少了206亿美元,而财政收支平衡恶化带来353亿美元的损失。利比亚损失最为惨重。国家的经济活动基本停止,GDP的损失达77亿美元。国家财政受到损失预计达65亿美元。在埃及,2011年前九个月的公共支出增长到55亿美元,而财政收入则下降7500万美元。在也门,骚乱给政府财政带来8.58亿美元的损失。在突尼斯,全国80%的企业在动乱中受到冲击,导致失业人口急剧攀升,目前已突破70万,同时全国物价飞涨,部分生活必需品短缺。突尼斯、埃及等国经济十分依赖旅游业,而国内政治动荡使很多旅游胜地门可罗雀,由此导致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而政治领域,尽管很多国家已完成政权更替,但政局依然一团糟。在突尼斯,统计显示,自今年3月份以来全国平均每月发生110至150起示威游行或静坐事件,150至180起阻断交通事件。2011年10月议会选举完成后,各政党间权力争斗反而日趋白热化,致使宣誓就职不久的议会被迫休会。在利比亚,驻扎在首都的黎波里的不同派系武装之间不时发生冲突。在的黎波里西南的沃米斯,从12月10日起,津坦地方武装与当地的玛莎什亚部落武装连续3天交火。12月10日,过渡政府军队参谋长车队在的黎波里遇袭,一些官员指责津坦武装人员试图“行刺”。12月12日,班加西爆发卡扎菲倒台后最大规模示威游行,数万民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喊“革命开始于班加西,坚决捍卫革命果实”等口号,表达对“过渡委”强烈不满、愤慨和失望之情。在埃及,自军方接管国家权力以来,国内仍频繁爆发示威游行并导致人员伤亡,以青年组织为代表的抗议者要求军方尽快交权,并多次举行游行示威,酝酿“二次革命”。

  中东国家依然乱象频频,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正处破旧立新的“阵痛期”,恢复正常状态需要时间和耐心。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药方与病因不对症。阿拉伯国家患的是一种“衰败综合症”。记得黎巴嫩学者安托万·梅萨拉曾说过:“没有一个阿拉伯政权不是既有一个严重的少数民族问题,又有一个多数人的严重问题”。照笔者理解,所谓少数人问题,实际就是因为民主自由不够(确切地说,是“自由”不够而不是“民主”不够),造成少数人正当权益被忽视;所谓多数人问题,实际就是少数权贵压迫、榨取多数民众,导致贫富分化,腐败盛行,阶级矛盾日趋突出。而当前阿拉伯民众群起抗议,主要是没有解决好“多数人问题”。因此,要使国家真正摆脱困境,走上正轨,首先应从增强政权的“人民性”入手。换句话说,衡量一场革命是否成功的关键,并不是实行何种政体,而是未来由哪个阶级上台执政,推行哪种意识形态,也就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但当前阿拉伯剧变后,由于种种原因,继任者显然没有认真思考这些核心问题。而且阿拉伯民众由于厌烦了维系多年的强人政治,因此正像钟摆到一个方向之后必然会向相反方向运动一样,使得中东政治转型日趋朝着分权和民主化方向发展。事实也确是如此。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在完成“改朝换代”后,均已制定政治重建时间表,启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很显然,民主化不会使国家“多数人问题”自动得到解决。

  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阿拉伯国家(如埃及、约旦)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议会民主制(这一时期被称为“自由阿拉伯时期”)。但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并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深层次问题。这些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民主政体,实则是个巨大的“豆腐渣工程”。事实上,第三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先实现民主化,进而实现国家富强。恰恰相反,很多国家在推行民主化后,反而丧失了有效性,不得不依附于外部强国。据此不难理解,为何在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国家在世界上声望最为显赫的时期,多数国家奉行的是军人/强人政治。因此,匆忙启动民主化只会使这场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日渐误入歧途。

  从实践看,这种“只问选票,不问主张”的民主化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使蛰伏多年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成为最大受益者。在突尼斯,“复兴运动党”在2011年10月23日进行的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议会217席中的89个席位,成为制宪会议中的第一大党;在埃及第一阶段选举中,以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和正义党”与萨拉菲派的“光明党”为主的伊斯兰政党得票数超过60%,而世俗的埃及联盟和老牌华夫脱党仅获得20%的选票;摩洛哥众议院于11月25日提前举行大选,温和的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获得395席位中的107席,大大领先于其他各政党;而利比亚过渡政府在11月24日成立时,其领导人也表示今后要以伊斯兰教作为立法基础。

  而伊斯兰势力之所以能够得势,并非其代表了某种先进的生产力或先进文化,而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国家多年实行高压统治,没有现代意义上政治反对派存在,从而使类似穆兄会这样的宗教势力得以积蓄力量、成长壮大。这些政治伊斯兰势力是否有能力领导国家走出困境。从阶级属性看,尽管穆斯林兄弟会自称代表中下层民众,但其高层几乎全是亿万富翁,因此其未来政策是否能真正代表下层值得怀疑;从意识形态看,其主导思想是伊斯兰教义,但这很难为国家现代化提供行之有效的指导原则;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政治伊斯兰势力始终扮演“反对者”角色,其能否带来国家走出困境,走上富强之路很值得怀疑。因此,尽管这些国家民主化如火如荼,但埃及等国的民众仍持续进行抗议,试图进行“二次革命”,显然是不满这种解决办法而试图寻找新的突围之路。

  

  三、西方干预使“阿拉伯潮”性质变色,阿拉伯复兴之路更加艰难。

  

  这次中东动荡本来是一场内生性动荡,其起因主要是内因主导,民众抗议重点也主要针对国内当权者。但由于发生动荡的国家多数是亲西方国家,因此中东动荡使西方在中东维系多年的既得利益受到很大冲击。西方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彷徨、游移之后,开始有意借机重塑中东秩序,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很显然,西方在中东的干预举措明显奉行的是“多重标准”: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竭力保护现政权,鼓励、纵容政府镇压民众抗议;对埃及、突尼斯、也门等发生严重动荡,局势难以收拾的国家,则因势利导,力图使未来走向纳入西方轨道;而对利比亚、叙利亚、伊朗等反西方或与西方关系不睦的国家,则推波助澜甚至直接进行军事打击。然而,西方出于利己目的进行的外部干涉,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

  尤其是2011年3月北约发动的利比亚战争,标志着中东政治抗争开始变味,进入到西方武力干预、强行塑造地区格局的新阶段。表面上看,这场战争得到联合国授权,实际上既忽视了1973号决议关于发挥区域组织或区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联合国1973号决议只授权建立“禁飞区”的规定。北约自称是为“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但利比亚战前国内冲突伤亡不过数百人,且局势已基本平息,而西方的狂轰滥炸及战端扩大,导致利比亚3万多人死亡,5万多人受伤,大量基本设施被破坏。因此它本质上是场非正义战争。利比亚国内矛盾本来远没到需要改朝换代的程度,但西方武力干预强行改变该国原有政治进程,使利比亚由一个生活水平居非洲第一的稳定富足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政局很可能成为西方的附庸和挺进非洲的桥头堡。

  尤为令人感叹的是,这样一场西方打击阿拉伯国家的非正义战争,居然得到不少阿拉伯国家的积极赞同,乃至直接参与“围殴”卡扎菲政权。要知道,阿拉伯世界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摆脱恶性循环的厄运,实现阿拉伯内部团结是基本前提,而多数阿拉伯国家在利比亚战争上“兄弟阋于墙”的表现表明,阿拉伯世界距离实现民族复兴梦越来越远。这场看似声势浩大的中东剧变,不可能使地区国家真正走向复兴之路,而仍将是西方大国政治的牺牲品。事实也表明,西方在成功干预利比亚后,在地区内移植“利比亚模式”的胃口和信心倍增,因此利比亚战争刚刚结束,西方便开始加紧对叙利亚和伊朗施压,由此使叙、伊局势变得日趋紧张。而叙利亚位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其局势一旦出现失控,很可能在整个中东引发意想不到的动荡。

  “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风起云涌的中东剧变本来是一场以民权、民生、民族为主要诉求的进步历史运动,但由于内外部各种负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这场“中东波”性质日趋变味。尽管中东剧变仍在持续,但此前充满激情与乐观主义的“阿拉伯之春”,日趋被悲观主义和怀疑、愤怒情绪所取代,乃至有了“阿拉伯之秋”或“阿拉伯之冬”的说法。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开头,却潦潦草草的方式收尾,这是一年来中东乱局的真实写照。(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研究员)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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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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