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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蒋廷黻心仪的“独裁”

更新时间:2012-02-29 16:10:09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如今的读者,对蒋廷黻大约已不甚了了,只知道他写过《中国近代史大纲》,其它还有什么呢?当年,他与胡适一样,曾经可是个风云人物。在他的履历表上,有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台湾蒋介石政府驻联合国大使。此外,上不了履历的,还有《独立评论》的发起人、“新式专制”的鼓吹者等等。然而,看一个人履历,依然无法窥得他的全貌,我们还是从头说起罢。

  大致来说,蒋廷黻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属于弃学从政的那一批人。早在二十年代末,当清华改制为国立大学,他被校长罗家伦从南开挖到清华,领导了一个重镇的历史系。中国史学当时还是乾嘉的天下,刚到清华,他就碰到一件怪事。他想找众所公认的汉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授汉朝历史。他问:“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杨先生面露难色:“我从未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

  蒋廷黻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若干年积累,已经形成了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却没有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开天辟地,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他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革,发掘了一批年青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新课。前年,何炳棣先生访问上海,曾经谈到,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和雷海宗先后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就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度身制作的“煌煌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份量。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李济之先生说过,蒋廷黻的著作虽然不多,但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

  不过,从骨子里看,蒋廷黻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这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通态。他们不会仅仅安于治学问,还要走出书斋,匡治天下。这也与蒋廷黻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有关。民国以来,政治坏得不得了,知识分子常常痛责知识分子自己不争气。没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蒋廷黻也这样认为:“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人-知识阶级重文字而轻事实,多大道理而少常识。中国知识分子太怕清议,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他甚至咬牙切齿地说:“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这当然是气头话,当不得真,但从中可以看出蒋廷黻对宋明以来士大夫空谈心性、大弹道德高调的痛恨。李敖对多少前人长辈嗤之以鼻,偏偏对蒋廷黻赞不绝口,说“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李敖说得不错,蒋廷黻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正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敢于行动的经世之士。曾国藩可以说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但又可惜曾文正公生得太早,对西洋文化、现代化不甚了解。他认定,知识分子要做现代人,而现代人是动的,不是静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所以他不会满足于清华园内的安谧与舒适。他听到的,常常是校园外隆隆的炮声和饥民的啼哭。这使他良心不安,坐立不宁,很想动动,走出去有所作为。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廷黻、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蒋廷黻建议办一个周刊,胡适很是犹豫,因为《努力周报》留给他太多的教训。蒋廷黻一再坚持,并取得了丁文江的支持,最终胡适也同意了。每个发起人每月捐出收入的百分之五,作为经费。这样,便有了那份著名的《独立评论》。胡适虽然是刊物的灵魂,但蒋廷黻当之无愧为《独立评论》之父。

  纵观蒋廷黻《独立评论》时期的言论,最引起争议的自然是免战论和专制说了。姑且不论其中的是是非非,它们的背后实际体现了蒋廷黻的二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现代化和理性精神。蒋廷黻坚定地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程度不够,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中国之所以老是挨打,就是因为太落后。所以他坦承自己“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自家的腐败、传统和不争气。这样,当日本鬼子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上街抗议,而是检讨中国为什么这么弱,有无可能开战,为了开战,要具备什么样的实力和条件。蒋廷黻与胡适等其他《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厌恶的是唱高调,他们推崇的是理性,是剔除了情感或愿望的客观分析,是冷静到了冷酷的知识判断。因此,他们有胆量冒天下大不韪,大唱抗日低调,反对情绪化的速战论。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当然不要读《独立评论》,不愿听蒋廷黻、胡适等人老气横秋的冷冰冰声音。他们更爱买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后者有一把燃烧的火,看了可以大过其瘾。

  如果说在抗日问题上,蒋廷黻与胡适是合穿一条裤子的话,那么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他俩却成为了死对头。大敌当前,本来应该全国一体联合抗日,但让蒋廷黻痛心的是,放眼神州,看到的依然是连绵不绝的内乱。大大小小的军阀依仗武力,割据一方。令国不成国,政府不成政府,中央不成中央,地方不成地方。在哥大念博士期间,蒋廷黻就受到邓宁和海斯两位教授的影响,相信国家之重要和政治秩序之重要,决不亚于民主和自由。他是学历史的,从欧洲近代历史的演进之中,更坚信现代化的发展要分为两步:先是建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社会秩序,随后发展和建设。与其分为各式各样的小专制,还不如用一个大专制取代小专制,先将国建起来。不过,他没有忘记补充一句,这个大专制越开明越好。胡适读了蒋廷黻的文章,写信给傅斯年说:“廷黻论专制的文发表时,此间省市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悚然以忧。”于是,胡适与蒋廷黻、再加上丁文江等,在《独立评论》上,围绕着民主与独裁,轰轰烈烈地干了场笔仗。如今的人回过头来看蒋廷黻,一定会觉得他迂腐不堪,难道在中国搞专制,还会有开明这一回事?然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一讲到民主,却会不由自主地记起不久之前民初那段丑陋的议会民主,蒋廷黻心有余悸地谈到:“我们愈多谈西洋的主义和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愈乱了,就愈分崩离析了。”身为历史学家的蒋廷黻,也许有他的一点道理:民主在中国,假如是民初式民主或民粹式民主的话,未必不比专制更可怕。

  蒋廷黻因为鼓吹专制,引起了世人的颇多误解。后来,为他作传记的陈之迈先生,为他作了一个辩护,说蒋廷黻所心仪的独裁,绝对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而是土耳其现代化的开国领袖凯末尔。这应是公平之论。不过,蒋廷黻作为一个国家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确是一个不易之事实。他有句名言:“倘若道德与国力相冲突,我们应该即刻修改我们的道德观念!”蒋廷黻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却是一个社会自由主义者,相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他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经济,不是宪法和议会,而是发展与公平。

  一直到四十年代,当他在苏联和美国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有实地的观察以后,他对民主和专制的看法才有所改变。1944年,他为《大公报》写了一篇《观美国并回观祖国》的文章,重新检讨自由主义的价值。他说,美国人现在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自由主义遗产,其实是立国的至宝。自由主义能够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即使我们需要经济自由,也不能够和不应该废除政治自由。在文章中,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到四十年代末,他对专制的反思似乎更坚定了,一再表示:假使人生的一切都由政府控制,纵使政府是最贤明的,依然不过是作牛马。只要在全能主义政府下生活过的,就更加能体会到自由的可贵。办《独立评论》,还仅仅是影响舆论,按照蒋廷黻的经世大伦,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是影响国策。这样的机会来了。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多次召见自由知识分子上庐山谈话。蒋廷黻也是其中一个人选。他对国事的见解和行政的干练,给委员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5年末,蒋廷黻突然收到南京急电,原来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将组成“人才内阁”,邀请他担任自己的政务处长。这个位置差不多相当于如今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而行政院秘书长由先期入京的老朋友翁文灏出任。两个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成为最高领袖的内管家和左右手。

  当消息发表以后,不少朋友纷纷劝蒋廷黻三思而行。劝者中,有的是对政府的“诚意”深怀疑虑;有的以为政治是污浊的,搞不好会身败名裂;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保持学者的清高,以在野之身议论时事。蒋廷黻呢,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政治与教书一样,也是一种清高。当然,他是学历史的,何尝不知道从政的风险、在野之悠闲?但他认为,民国政治虽然还有许多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比起专制时代已经有进步,不会再像古代那样,得罪了君王就被遭贬谪,推出午门斩首,并夷九族。再说,万一不得道而行,还可以回大学教书。他的老朋友兼老对手胡适倒很体谅他,在他晋京之前,送了他两句诗,那是刚刚故去的丁文江留下的:“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蒋廷黻想必很有些知音之感,后来发表文章,还用过“泉清”作笔名。

  在衙门里面当官,真的可以做到“泉清”?这就要看是追求功名利禄,还是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了。蒋廷黻显然属于后者。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斩钉截铁,可以视作他做官的座右铭:“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作事。——吃苦要做事,捱骂也要作事。官可不作,事要作。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作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怀着作事的决心,他一入政府便大刀阔斧地倡导改革。翁文灏比他早入阁,且位置更重要,但翁一直以稳健、保守的技术官僚形象出现。虽然都是好朋友,但两人的性格和抱负差异很大。蒋责怪翁太消极、太“费边”了,而翁又觉得蒋是一只不知深浅的“磁器店中的猛牛”。两个人“官司”一直打到胡适那里,要胡适来裁决究竟谁对谁错。

  蒋廷黻在政府的头三个月,主要是研究政府部门的结构,他很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叠床架屋的现象之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尤其是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与行政院的功能交叉重叠,互相摩擦。他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蒋要他拿出改革建议来。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原先的支持者也退缩了。他还仿照西方的规矩,提出征收所得税时,必须以真名登记财产,但到处游说,竟然无人响应。不久,蒋介石下手谕,让蒋廷黻与翁文灏对换位置。蒋廷黻不干,认为蒋介石有欠公道。他给胡适写信表示:“我个人的去留是无关宏旨的,——我们不干政治则已,干则此其时矣!”

  蒋介石也看出这条“磁器店中的猛牛”留在中枢不会太平,便暂时外放派他到莫斯科做大使。壮志屡屡受挫,但蒋廷黻并不因此消沉,待到几年后他回到中枢,重新出掌政务处长,依然我行我素。为了公务经常很尖锐向同僚和朋友发难,包括老好人翁文灏在内。朋友们只能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官作长久了都不免圆滑,蒋廷黻却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其书生的耿直本色。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偏偏蒋廷黻却要求自己和部下,即使说错,也不能不说。据张平群先生回忆,当抗战时期担任行政院发言人时,顶头上司正是蒋廷黻。行政院每周都有记者招待会,碰到中外记者尖锐的提问,一般人都会以“无可奉告”、“不予置评”来应付。但蒋廷黻却要求张平群“尽量地说,宁可说错犯过,可是不要不讲”。至于说错的责任,由他蒋廷黻来承担!

  十年京官,蒋廷黻究竟开罪了多少官僚政客?没有人能够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陈之迈说蒋廷黻的性格过于天真、狷介,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种是他看不起的。对于前者,比如胡适、翁文灏等,他可以与他们争得脸红耳赤,但因为尊重他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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