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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建峰:读王小波《智慧与国学》

更新时间:2012-02-25 11:10:04
作者: 丁建峰  

  

  高中时,王泽钊先生为我们推荐一本书,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在课堂上还用青岛普通话为我们朗诵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先生高卓的见识,在我们班引起了小轰动,不少同学都应王先生的推荐,读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和当时的语文课本截然不同的书,没有政治说教,也没有廉价批发的人生感悟,没有余秋雨式的矫情造作,在“彤云密布”封闭固拒的思想天空上,打开了一道小缝。成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尽管王小波的思想还算不上深刻,但他的散文或杂文充满了健康的情趣,文句显得特别浏亮隽爽,一看就是个十足聪明人的俏皮文字,但又包含着对于中国大陆地区文化怪相的辛辣讽刺,有鲁迅的批判力,却没有鲁迅(由于写作时代而产生)的晦涩怪异,难怪当年的同学们都那么喜欢。

  

  我和王先生的思想,也颇有不同之处,其最大的不同是在对于中华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的理解上。当年我很喜欢《智慧与国学》这篇文章,后来王泽钊老师还把它选到自己编订的《新国语》课本第一册里。在这篇妙文里,小波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装腔作势、夜郎自大的国粹派,幽默机警,痛快淋漓,此种妙文在王氏文集里也不多见。不过,限于“观点显豁”的杂文文体要求,这篇文章不免偏激。其实,中国古代的儒者决非《智慧与国学》里讽刺的那种冬烘先生,“空谈误国的空头议论”似乎也不能真正反驳儒者气象,贬低儒家的人格风范。真儒者,自有包藏天地,气吞古今的气概。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包括王小波,一讲到儒家,就觉得它只是在整些“虚头吧脑”的“无用之物”呢?

  

  古代儒家讲“德者,得也”,又讲“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宋明儒不废世事——朱熹在世界历史上最早正确地解释了化石的性质,周张程朱等宋代早期新儒家对植物、动物、矿物、气象乃至制图学都深感兴趣(此可见陈荣捷先生的《中国哲学文献汇编》中译本732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理学要典《近思录》,经过朱熹的反复考虑,以当时的天文学和宇宙学作为“开卷”;明末清初还有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足见古儒家非但不废研思自然世界,并且对此有一定重视。

  

  中国古儒家之所以被王小波等先生误解为只谈仁义道德、整天考虑人际关系的肤浅人物,主要原因大概有这样两个:

  第一,古儒家所研究的自然科学或有关自然的知识,由于与西方的自然科学无法“接轨”,内容上不免有许多主观臆测的成分,在实证的方面走入了断港绝潢,终究未能发展成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技术”。科学崇拜的人归根结底是技术崇拜的,如果只对推演有兴趣,那么研究《周易》得到的快乐并不亚于研究几何学,然而,后者能带来现实的技术,而前者在可批量复制的生产领域里几乎不可能带来技术革新。因此,评议者对于中国古儒家的这部分努力,要么是完全忽视不见,要么是加以轻蔑。实际上,东方科学思想之不发达,不能完全归咎于古儒家——那些没有儒家文化的东方国度,又有哪个发展出了现代科技?“演绎推理”加“控制实验”的研究思路,在欧洲也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演化过程,不能因为中国没有“碰巧”演化出这样精巧的思路就苛责古人。当年的儒家大师之所以关注自然,更像是出于天性的好奇,而且,生命力旺盛的人,不满足于事物的现实一面,总是在现实根源处来寻找超越的依据,所以,朱熹问“天之上是什么?”或陆九渊问“天外面有什么?”的时候,仍然反映着对于无尽宇宙奥妙蕃变的探索精神,只不过在东方的知识传统里,这颗种子无法发芽而已。

  

  第二,中国古儒家用功的重点确系向内而不向外,向社会人生而不向自然。由于这样的思想路径,古儒家所寻找的超越依据,还是落到了人心上面。儒家学者振起全副的生命来陶熔性情、铸炼人格、养成德性、化育群生。然而必须注意,古代哲人的关注重点从自然落到社会人生,这一倾向决非为中国所独有,古印度、古波斯皆是如此。按照海德格尔等人的说法,即使正统的西方学问,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大哲学家时起,对于社会人生的关注就取代了先苏格拉底学派(Pre-socrates)对自然的探求,转而成为西方哲学的重点,迄今存世的古希腊三大哲的代表著作以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为主,正说明了此点。三哲中集大成的亚里士多德,从On animals始,但归宿还是落在Nicomachean Ethics和Politics上面,亚里士多德研究者还说,Best Regime(完美政体)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拱顶石”(capstone);中世纪之后,西方人的关注焦点才转回到自然科学上。宋明儒学信奉“理一分殊”,认为“理”是从内心中去找的,而“分殊”则落在现实事物上,现实事物又包含自然与社会的“物理”与“人情”。而这种向内求索的过程,决不是毫无结果。儒者的思想范导中国社会绵亘两千余年,岂能说没有作用?由于中国近代化以来的各种失败(例如鸦片战争等),而变得晦暗不明,儒家思想显得好像一点正面作用都没起过一样,真正是冤哉枉也。如果我们拨去这些迷雾,可以看到朱熹的义仓善举,明代东林、复社的政治启蒙,王阳明、曾国藩的道义事功,阳明儒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然而,以上这些列举仍然是从“外面”、从世俗功利的角度来看的。实际上,儒家追求的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觉自律自主自如的生活,这一点与佛家相通,并且也在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伍观淇、牟宗三等先哲的身上得到了体现。

  

  所以,毋宁可以认为,王小波先生的《智慧与国学》所嬉笑怒骂的,是当年那些打着儒家的旗号,实际上一味向权力献媚的伪“学者”。至于王小波先生是否有蔑视一切中华文化的意思,我生不惠,不敢作此断语,但我想此人大抵是个通达之人,多半不会有这样极端的看法吧,固执如周树人也不能如此,何况小波。伪学者说: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全世界都要向某国学习孔孟之道等等。殊不知圣道广大,如天覆地载,周流六虚,某国并不因为是孔孟的祖国而自然地拥有了孔孟之道的“特许经营权”。这个国家,在它那不太光彩的当代史里,早就把孔孟圣贤、列祖列宗都弃如敝屣,所谓“孔学名高实秕糠”,砸烂了孔庙孔林,挖尽孔子后世十几代坟茔,现在这“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大诗人,正在北京市中心的木乃伊陈列馆里酣然入眠,他的继任者们供奉的祭品,想必圣人也是不太爱吃的吧;曲阜市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发展旅游产业”而恢复的祭孔典礼,想必圣人也会说一句“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吧。孔孟都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夫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又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即使孔子复生,老先生也绝不愿意住在这样的国家,定然是要远赴海外,继续周游列国。孟子也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智囊,不会被危邦乱邦所用。总之,伪学者之言,把儒家和虚伪的“爱国主义”挂钩,是曲解了儒家的意思。如果要懂得儒家,大概还要以梁漱溟、牟宗三先生的思想为本吧。

  

  峰按,翻检2008年日记,发现王小波先生确实是一个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古圣先贤的心性之学,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

  

  下面是当年的日记:

  2008年12月1日 星期一

  晴

  今天起床颇早。上午读《孟子·梁惠王》,其辞锋极流畅,而厥心为仁,有不容已者。无怪乎有人说孟子是“善言仁义而有辩才”(唐彪云,古人文章,工言权术而极畅者,无过于《国策》;善言义理而极畅者,无过于《孟子》)。孟七篇,虽然观点未必尽契我心,但义理通畅条达,气势沛然如决江海,确是文章典范。此书,我家中向无善本,近日以吴小如先生《讲孟子》一书作为读本,朗然读之,亦颇佳也。吴先生评孟而不佞孟,心态公允平和,尤为难得。

  

  (论起对孟子的批评,王小波先生显得“隔”了一层,他太聪明,于是觉得孔子是个头脑简单的老天真,孟子是“表面上看着体面,其实心里有股邪火”的凶巴巴狠霸霸的教师爷,其实,小波对孟子的批评也是情绪的而非学理的——中国人擅长用散文思考问题,小波孟子,还有愚我,概莫能外。当小波说“中国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也有一股无名火呢?也许他心态平和,只是随口调侃一番罢了,调侃不算坏事,谁也不能总是正襟危坐,但用这种头脑领会圣贤精义,恐怕只能是两不相投。我也很爱读王小波的散文,喜欢他直白的语言,极佳的幽默感,说故事的天才,但王的大部分思想恐怕只能用“浅薄”二字形容——它们大多并不荒谬,然而只是用漂亮的词句重复常识。我所见过的聪明人大多如此,也不止王小波先生一人。)

  

  于是,我不得不对王小波先生表示一点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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