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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中国社会转型与价值观重建

更新时间:2012-02-22 09:42:30
作者: 曹锦清 (进入专栏)  

  

  首先,我想引亨廷顿的观点,其在《中国文化论》里有一个基本判断:“一切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大概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去西方化,回归传统文 化,继续引领现代化。”这个观点区分了西方化和现代化两个不同的概念,将西方化看成是西方的一组文化。从文化源头上来看,包括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古罗马的法、希伯来的宗教;从西方语言上 来看,包括了古希腊语、拉丁语以及衍生出的欧洲语系。特别是后面两种文化仅西方独有,非西方国家不存在:第一个是贯穿于整个西方历史过程中的多元的社会体制,即相对于权力而独立的社会体 制和组织。第二个是个人主义。而与之相对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主要包括以下特征:第一是工业化,第二是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第三是物质财富的增加、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 寿命的延长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其核心是工业化。亨廷顿将西方化与现代化区分开来,用以解释第一阶段,即非西方国家要走向西方国家设定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化引领现代化。这就类似于中国 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全盘西化的阶段。

  当这个阶段达到临界点的时候便开始转向第二个阶段。一般来说,前阶段向后阶段转接主要有两个标志:1.这个民族从工业化过程中获得民族自信。这种民族自信要求重新检讨在前阶段西方化过 程中过度损害民族自信的现象,同时也要求对曾经抛弃传统文化的行为进行重新审视。2.以市场化引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会导致道德的真空状态和个人的焦虑状态,社会失序状态和意义丧失状 态。正如刚才许老师提到当下中国是一个“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我们正经历一个旧秩序被打乱,新秩序尚未建成的过程。按照这样的观点和思路,我们进行判断:2008年前后,当代中国是 否到达亨廷顿所谓的临界点?

  针对这一问题我有两方面的思考: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自信。现今中国似乎已经到了一个要求摆脱西方的象征符号,重新寻找民族认同的价值的 时代。这种由于经济的增长而引发的民族自信,使我们以为赶英超美已唾手可得,从而导致国内民族主义兴起和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人们要求回归传统来寻找新的当代意义。另一方面, 我对当代中国市场化、高流动和陌生人的社会,是否能够确立以自我约束为中心的道德,即克己复礼,对内在加以约束来符合外在的群体生活一般准则的想法存有困惑和质疑。那么现在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认为市场展开,个人利益成为社会的基本。只有建立在个人和权益基础上一整套的法治规范,而道德的高层意义问题则是个人私事。之前韦森教授引用的哈耶克的观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有过 度美化自由主义之嫌。自由主义归根到底是把意义托付给个体,是谓个体的自由。妄图从外部来规范社会的每个个体,因此它强调以个人为本位,经济为本位,以法制为规范,只强调规范和程序。国 内自由主义大体上朝这个方向走。

  我认为,道德在当代中国价值观重建的关键所在是共同体。共同体是道德唯一的生存基础。所谓:“共同体在,道德在;共同体失,道德失。”传统中国道德的主要载体是家族及其扩大形式村落 。如果村落和家族也被市场分化,那么乡村共同体的功能即会丧失。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个体所追逐的仅是个人利益,因此在这样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机会主义蓬勃发展,个人欲望膨胀,畅 通无阻。

  最近我去江西鹰潭乡村考察共同体的重建问题。在南方丘陵山区地带,一个行政村管辖十一个自然村,并以行政村为单位参照西方民主模式,广泛建立村民自治委员会,赋予村民民主选举、民主 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几年后,他们发现这种民主政治仅保留了三年一次的民主选举的形式,其它民主权利在以行政村为单位的这个层次上根本无法实现。因此,他们将共同体建设缩小 到每个自然村,以三五十人为规模建立在同姓村或宗族上的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宗族或村民推荐产生,管理共同的卫生、水利、交通和纠纷。城市虽然是一个陌生、流动的社会,但居民小区显然是 个“半熟人社会”,小区内部会产生一个理事会来管理小区共同体内部的事务。比如说上海从1997年以后开始进行小区建设,核心是在高度流动的陌生人社会里,以居住地为中心把区建成一个社,也 是建设城市里共同体的表现。

  除此以外,需要指出的是,凡在工业化、城市化刚刚展开的时段,都是强盗大亨的时代,比如说1870-1910年的美国,洛克非勒、卡耐基等都是强盗头子;十九世纪初,以法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的欧洲。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对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整个社会秩序的巨大变动忧心忡忡,都试图通过完美的制度设计来重建社会秩序。我们读一读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就会明白,尤其 是傅里叶的作品。他对那时候商业腐败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当然,后来更尖锐的批判来自于马克思。然而,现今中国知识分子对整个市场,整个转型和社会秩序批判的尖锐程度远远低于十九世纪末 的美国和十九世纪初的欧洲。这些问题也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研究。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分散的、市场的和个体化的社会里,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若没有共同体建设,即没有实现道德的基础。这也是十九世纪中晚期社会学家涂尔干一生想要解决却始终 未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家以外,国之下”的团体找不到,道德重建不可能。

    

  来源:《天涯》2011年第6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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