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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东:伯克利黑帮与印尼4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透析

更新时间:2012-02-21 11:20:53
作者: 朱安东  

  而是在私人动机与公共支持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它们没有过多地依赖外债,也没有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而亚洲最忠诚于“华盛顿共识”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20世纪结束时却在痛苦地承受着债务、贫困、贫富分化和环境灾难。

  把全球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使印度尼西亚在制定法律战略和经济政策时处于依附性地位。“伯克利黑帮”从来没有弄明白“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被设计用来帮助穷国工业化,相反是用来为华盛顿政策制定者背后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服务。华盛顿共识模型的典型后果是一个从危机到债务积累再到危机的循环,正如80年代初期以来拉丁美洲所经历的。走出危机靠的是注入大量借来的资金,由此而积累的债务最终将带来下一次危机。而对于华盛顿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来说,经济危机给他们提供了迫使发展中国家实施极端的工业和金融部门自由化的政策以及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这些国家宝贵资产的机会。由于本地企业在具有竞争能力以前就实施了自由化,它们只能被吞并或破产;而外债过多,使得外国利益集团能够影响甚至主导私有化的法律和条例的制定以及对自然资源财富的管理。

  

  “伯克利黑帮”的行为方式

  

  “伯克利黑帮”行为方式的特点是服从强权而不考虑执政者是否独裁、违反人权或者腐败,道德和伦理、民主和正义都不在其考虑之列。他们非常乐于配合执政者在外国人面前利用他们这些技术官僚来软化其强权形象并改善公共关系,也非常善于利用媒体,不时地把消息或者文件泄露给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日报或者周刊,使这些媒体在市场上具有相对优势并保持与其亲密的联盟关系。那些媒体为了增加影响力和可信度,刻意保持了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方面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但在经济问题上它们总是极其保守。

  “伯克利黑帮”吸纳新成员的模式是基于个人忠诚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职业规范则变得不那么重要。这种组织原则保证了他们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的服从与忠诚。其中最顺从的学生被送到美国学习以达到与他们的世界观保持一致,这些人一旦回国并掌握了权力,“伯克利黑帮”就把学术界的各种好处给他们,使之成为系主任、院长、研究所主任等,而那些有智慧并能独立分析问题的学生则很难得到这些职位。作为对忠诚者的回报,有的人还被黑帮首脑们任命为官僚垄断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但在“伯克利黑帮”及其跟随者的指导下,这些官僚垄断企业效益一直比较差。他们还给其领导们提供各种好处,如出国旅行的机会、在各种官方委员会中的席位,以及金钱方面的回报。由于有着比公务员和士兵高许多倍的收入,“伯克利黑帮”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地位比普通的公务员、军事人员和普通人要高很多。与此同时,他们对民族主义和自主自强精神非常蔑视,不时予以公开抨击。

  在黑帮成员控制下的学术研究机构也把忠诚、服从和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机构从其他黑帮成员控制的机构中获取资金支持,这些经费往往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际发展署以及其他国际捐助机构和债权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机构的研究结果总是支持“华盛顿共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路线了。 通过这种机制,那些华盛顿机构的建议被作为国家政策介绍到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建设的讨论当中,连大众甚至那些政治精英都被欺骗了,以为这些机构撰写的经济研究报告都是独立的和客观的。

  为了在国内外树立更好的形象,“伯克利黑帮”利用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际发展署得到的资金资助了大量的国际咨询项目。这些受聘的顾问们组成了黑帮的公共关系机器,他们撰写书籍、报纸和杂志的文章,进行访谈以吹嘘“伯克利黑帮”的成就。这些公关机器编造出各种宣传材料,与黑帮有关系的媒体不断发表这些材料,那些全国性的研究机构和国际顾问们熟背这些材料并推广之,政治家们则在各方面的影响下听从他们的政策建议。

  为了保证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印度尼西亚的推行,“伯克利黑帮”确实费尽了心机。当正在讨论当中的政府政策与“华盛顿共识”的路线不一致时,“伯克利黑帮”就会马上采取行动。他们把有关正在讨论当中的政策信息透露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发展署,这些机构马上在它们的官方报告中严厉地批评这些新的政策。在更多情况下“伯克利黑帮”更倾向于使用这种策略,即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达成的贷款协议当中附加各种强制实施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条款。拉姆利愤怒地指责说,“伯克利黑帮”在积极地与国际组织共谋以取消印度尼西亚的主权方面从来就不缺乏各种阴谋诡计。

  

  

  “伯克利黑帮”的末路

  

  进入21世纪以后,“伯克利黑帮”似乎已经比较难以保持他们在过去几十年里的荣光了。过去的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造成了严重后果并激起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已经基本破产。在过去的10年中,就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明显改变了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美国财政部似乎还没有跟上其他机构的步伐),公开宣称在有大量全球热钱流动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金融自由化(包括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会极大地增加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在他们关于东亚的2007年报告《东亚的复苏:增长的理念》中,世界银行已经承认,政府必须采纳相应的政策以克服市场的不完善。简单地放弃对市场的干预,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合适的发展政策模式。但 “伯克利黑帮”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跟随者们仍然充满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激情,继续重复那套旧的说辞,即政府失灵总是比市场失灵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必须靠他们来保护印度尼西亚不受“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而这种说辞在今天已经越来越缺乏说服力了。事实真相是“伯克利黑帮”才代表了一个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即代表着他们在华盛顿的支持者们的经济和金融利益。

  “伯克利黑帮”与这个时代脱节的另外一方面就在于他们的行为方式已经与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政治原则不相容。“伯克利黑帮”的行为方式非常像一个真正的黑帮:秘密、排外、服从于权威且敌视外人。由第一代“伯克利黑帮”形成并由第二代、第三代继承的封建的行为方式在一个开放社会当中已经无法存在下去。以前,他们只需要让苏哈托把他们的政策通过法规强制推行下去就行了,现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要有以事实为基础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述,而不仅仅是服从那些纳入到世界银行贷款协议当中的条件,领导者必须要向人民以及人民在议会当中的代表们说明他们的政策是要解决绝大多数人关注的问题并促进国家的利益。随着“伯克利黑帮”在印度尼西亚政坛的淡出,人民拥有了更多的制定经济政策的民主权力。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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