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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杨朔:死于1968

更新时间:2012-02-19 10:04:54
作者: 李杨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

  

  1968年8月3日,正是文化大革命热潮中,杨朔离世。

  长期以来,关于杨朔的死,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感染肺炎去世。另一种说法是,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自杀身亡。

  而在刚刚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不尽之思》中,曾和杨朔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资中筠,首次向外界披露了一个信息:“我碰巧成为这一不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自绝于人民”

  

  “有人自杀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的办公楼里一阵骚动。

  当时在“和大”任职的资中筠,正在隔离室门口值班,猛地站起身来。因为隔离室里均为男性,她没有马上冲进屋去看个究竟,而是站在门外问:“怎么回事?”里面的人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

  这是杨朔去世前一天,也就是1968年8月2日凌晨一两点钟。据资中筠回忆,杨朔当时被隔离审查。几个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

  会议室的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放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值班”的人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洗漱、如厕,不许出来。

  8月1日晚上九、十点钟,资中筠看到屋子里被隔离的人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去厕所洗漱,然后回房间睡觉,杨朔就在其中,并无异样。

  到了半夜,资中筠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忽听屋里有人喊杨朔出事了,猛地醒了过来。“一个姓姚的隔离对象的床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资中筠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几个管事的,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资中筠看见,那个姚某还扒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

  不到两天,也就是1968年8月3日,军代表给“和大”的人开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

  

  时代大合唱中的抒情歌手

  

  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杨朔这个名字已显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在八十年代前期,杨朔散文曾风靡大江南北。

  杨朔原名杨毓瑨,1910年生于山东蓬莱,父亲是清末秀才。高小毕业时,正值胶东军阀混战,杨朔到哈尔滨闯荡。经人介绍,1927年他进入英商太古银行做一名小职员。因为工作要使用英文,杨朔便一边工作,一边在哈尔滨英文学校学习英语。杨朔很有语言天赋又极为刻苦,几年下来便能说一口流利的胶东味儿英语。

  当然杨朔最热爱的还是文学,他16岁开始文学创作,作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其中又以散文的成就最大,被认为是建国初“十七年”(1949-1966)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在资中筠眼中,杨朔不仅是知名作家,还是老革命者。早在抗战前,杨朔在哈尔滨就与中共地下党有秘密接触,抗战后在上海、武汉从事抗日文章的写作。1937年冬,杨朔奔赴延安,1939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到达华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重新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3年,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时期,杨朔担任新华社战地记者,之后参加抗美援朝战斗,1955年到中国作协工作,1958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主要领导。

  杨朔在“和大”期间曾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当时资中筠在“和大”担任翻译。资中筠的丈夫、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前所长陈乐民也曾供职于“和大”,他们夫妇因此都和杨朔有过近距离接触。

  陈乐民1964年到1965年间曾跟随杨朔在开罗工作,他给资中筠讲过一件趣事。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常在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中“吵架”。杨朔就用他的胶东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在一次会议上,杨朔与苏联书记争吵起来,苏联人骂杨朔“Stupid”(愚蠢),杨朔应声答道:“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结果大家都笑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1961年是杨朔人生的顶峰。

  1961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刊登了一篇杨朔的旅日游记《樱花雨》。文章把美军在日本的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毛泽东在这篇文章的标题旁写道:“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此之前,杨朔很多散文名篇,比如收在语文教科书中的《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都写于1961年。是年3月,他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出版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刊发评论文章,冰心、曹禺、周立波纷纷撰文予以肯定。

  杨朔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抒情不是直抒,它先写一件事、一种物、一个人,然后再引出情和理。其中的情和理是主观上设计好的,因此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是作者思想的一个注解,用之则来,不用则去,没有本身存在的规律,是主题先行,人物紧跟”。(梁衡《真实,散文的生命》,原载于《山西文学》1984年)

  《雪浪花》是杨朔的代表作。作品叙述“我”在海滨修养时遇到一位人称“老泰山”的渔民,缘起是海边的几个姑娘正在嬉戏,追逐浪花,议论着礁石的坑窝。就在姑娘们感到不解时,一个欢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这个声音的正是老泰山。随后老泰山来了一番政治说教:浪花心齐,“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教它变个模样儿”。结尾时便把开头的浪花和老泰山说的话来一个“上纲”:“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中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杨朔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献身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他们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1949年以后,一个抒情的时代到来。“文革”前“十七年”,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家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歌颂体”,这既是一种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政治态度。

  杨朔的创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个轨迹。在散文创作中,他执着于对光明和未来的赞颂,成为时代大合唱中的一名红得发紫的抒情歌手。

  

  一个老实人的“文革”宿命

  

  但正是这位红得发紫的时代歌手,仍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时代的漩涡中。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原有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第一步就是把批斗对象隔离起来,军代表给每人成立“专案组”,进行“内部审查”,被隔离审查的大约有六七个人,杨朔也在其中。

  资中筠一直觉得杨朔很“无辜”,因为他是个思想上力求进步,十分注意自我改造的人。

  早在1949年所写的《我的改造》中,杨朔对自己以前所写的作品就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此前的作品多是描写革命军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杨朔说:“我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更无从体味到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胡乱地写了些东西,可笑啊,大半是概念的,缺乏生活,没有感情,我在笔下侮辱了我所尊敬的人民。”

  杨朔发表于1960年1月10日《光明日报》上的《应该作一个阶级战士》一文,这样写道,“党常常教导我们:‘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也正是教给我们这个真理。政治本身就是一个或几个阶级对别的一个或几个阶级的统治或斗争。而文学正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

  “现在看杨朔的作品,非常正统。他没有批判性思想,一直都是非常真诚进行歌颂的。杨朔特别相信党。他对当时的运动没有任何异议,是很老实的一个人。”资中筠说。

  尽管如此忠诚地与领袖保持一致,杨朔也没能逃脱挨整的宿命。

  贴大字报、揪走资派、成立战斗组……,不过在资中筠的记忆中,“和大”的造反派还算温和,没有关牛棚、打人、武斗,只是在大字报上无情批判,批斗会上高声喊口号。

  运动开始之后,杨朔曾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批判为“变修”的证据之一。杨朔真诚地接受批判,他检讨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买房子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

  资中筠记得,“和大”的造反派头头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一名业务拔尖的高材生,比较“讲政策”,多次制止动武,并且反对“扩大打击面”。另外一些人就不大满意,觉得不过瘾,有人贴大字报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据杨朔的养女杨渡说,当时给杨朔定的罪名是“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干将”,说他的《雪浪花》是给彭德怀翻案,《荔枝蜜》中工蜂供奉蜂王是影射毛泽东。

  但这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罪证”。据资中筠回忆,杨朔没有特殊历史问题,中央文革也没有点名评批判他的某一篇文章。只不过因为杨朔是领导,又是作家,在那种特殊历史环境中必然会被揪出来。“印象中红卫兵小将都是鸡蛋里挑骨头,为批判而批判。”

  资中筠记得,在杨朔去世前不久,有一个自诩“根红苗正”的勤杂工,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进隔离室之前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之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杨朔可能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隔离室之后,曾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军代表没有理会。谁知,杨朔就自杀了。“杨朔比较迂,他太老实,太相信党,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资中筠说。

  

  “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

  

  杨朔一直单身,胞弟杨玉玮的女儿杨渡不满一岁时就过继给杨朔作养女。杨朔去世时,杨渡仅是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此后她跟着生父杨玉玮一直为给杨朔平反奔走。

  此外,和杨朔有着很深感情的外甥女韩毓丽也一直感到内心不安。多年后,在朋友帮助下,韩毓丽得到了杨朔的病历。下面是她的摘录:

  1968年5月3日,低烧37.8℃,医生开病假,半日工作两周,机关来人谈过,如病情可能,要求其上全班。(这是)运动的需要。

  1968年6月4日,仍低烧37.5℃,单位来人联系:本人未报名参加下乡收麦。如本人提出要求请假,则不予考虑。

  1968年8月1日,机关送来患者,现在被隔离交待,中午回家取东西,夜间12点洗澡,1点钟发现叫不醒。肺部正常,诊断为眠尔通及巴比妥中毒。

  1968年8月3日,肺部锣音加重增多,体温上升,呼吸困难,突然停止呼吸。从北京医院的病历看,8月1日这一天,杨朔很可能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这就基本对上了,”资中筠说,当时大家都知道杨朔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安眠药。

  此后,韩毓丽和丈夫、跟随杨朔多年的“小鬼”马甲,一直为舅舅的死奔走呼号。1972年7月5日,韩毓丽和马甲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杨朔死得不明,希望总理过问此事。

  两个多月后接到“和大”回信。信中说:

  “一九六八年春,我会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杨朔被当作重点进行审查。同年七月二十三日,部分群众把他隔离起来,并进行小会批斗。

  七月三十一日,他看到在‘和大’院内地上写出‘打倒丁陈反党集团黑干将杨朔’的大标语后,表示不安,遂当夜服安眠药自杀。经送北京医院抢救无效,于同年八月三日身死。”

  “经审查,杨朔历史是清楚的。他参加革命三十年来表现基本是好的。但由于其世界观未很好改造,在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经不起群众运动的考验而自杀身死,决定给以政治错误结论。”

  信的落款是: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时间是: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政治错误结论”,显然不能令杨朔家人满意。1975年,杨朔的胞弟杨玉玮四处奔走,找“和大”的上级主管单位外交部,还找了中国作家协会。

  杨渡说,1975年,杨朔去世7年之后,他的工作单位为他举行一次骨灰重新安放仪式(实际没有骨灰,骨灰盒里放置了杨朔生前使用的老花镜和一支钢笔)。当时这种由工作单位举行的仪式有一个重要意义,即对他的“问题”做出新的“结论”。1975年,外交部给出了“杨朔病逝”的结论。

  “文革”后,杨玉玮和杨渡继续申诉。1979年,外交部最终做出杨朔“被迫害致死”的结论。1980年9月15日,三百余人在北京“和大”原址的大礼堂参加了杨朔的追悼会。追悼会由时任文联副主席夏衍主持,时任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林致悼词。悼词说:“杨朔同志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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