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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建林: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

更新时间:2012-02-16 21:46:17
作者: 卞建林  

  其第4条明确,“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强调对于应当出庭作证并依法通知不出庭作证证人的书面证言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被告人当庭翻供或证人庭上作证与庭前陈述不一致的情况,应当如何审查、如何鉴别、如何处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也予以充分详细的规定,有助于指导司法实践。

  (3)排除非法证据,维护程序公正。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而程序公正注重执法和司法行为的合法性,其实质是规范和制约公权力,尊重和维护人权。在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中,必须给予刑讯逼供特别的关注。刑讯,是程序上最大的不公,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定罪前便受到残酷的肉体或精神折磨。刑讯,也是造成实体不公的重要原由,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冤假错案,绝大多数都与刑讯逼供有很大的关系,或者直白地说,就是根据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定案而造成的。数年前的杜培武、佘祥林等案,新近披露的赵作海案,都是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的典型案例。刑讯情节恶劣,造成后果严重,令人触目惊心。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刑事司法中刑讯却偏偏屡禁不止,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究其原因,比较复杂,但缺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允许以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次,《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强调,“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则进一步明确“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为使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落到实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加以明确和细化,包括排除程序的启动,法庭初步审查,证明责任的承担,控辩双方质证和法庭认定处理等。这些规定,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更加明确,程序更加严谨,措施更加具体,有望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这对于有力遏制刑讯逼供、实现程序公正、避免冤假错案,对于树立法治尊严、保障公民人权、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机关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4)健全证据规则,完善证据制度。长期以来,我国的证据理论研究将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基本等同于办案人员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活动,研究的内容主要局限于认识论范畴,研究的目的着眼于武装办案人员头脑,提高办案人员认识,忽略证据法律的完善和证据规则的制定。于是形成脱离诉讼活动以及诉讼法律研究诉讼证据的奇特现象。其后果之一,就是有关证据的法律规定相当粗疏,关于证据如何出示、质证、审查判断的规则更是几乎空白,远远不能适应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形势和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两个证据规定》以刑事案件为对象,以死刑案件为重点,明确了证据一般审查和采信原则,制定了各类证据的审查和运用规则,细化了不同诉讼程序的证明要求,区分了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认定标准,完善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和保护制度等,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明确了判断标准,增强了可操作性,有利于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与审判人员在证据的审查与运用上统一认识,减少异议,共同遵守。当然,《两个证据规定》中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推敲,两个规定之间有些规定的一致性、协调性方面也可以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但更重要的是,一是将《两个证据规定》切实贯彻执行,二是择机将《两个证据规定》的有关内容上升至法律层面,予以立法完善。

  

  三、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完善—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契机

  

  证据制度是贯穿刑事诉讼活动始终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公正审判、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针对各方面提出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原则、难以满足实践需要的问题,对证据制度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1.完善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七种证据。根据刑事诉讼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实践需要,修正案草案建议作以下修改补充,增加“电子数据”新型证据种类,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在勘验、检查笔录此种证据中增加“辨认、侦查实验笔录”。

  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均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为准确适用这一标准,修正案草案建议进一步明确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2.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刑事诉讼法第43条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作了规定。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修正案草案建议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也予以排除;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并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

  3.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对于查明案情、核实证据、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修正案草案建议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鉴定意见,只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鉴定人就应当出庭作证。同时,规定强制出庭制度,证人、鉴定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对于情节严重的,可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4.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在实践中,对证人的保护,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打击报复行为追究责任来实现,另一方面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中证人的保护力度。修正案草案建议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的证人、被害人,可以根据案件需要,采取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对其人身和住宅进行专门保护等措施。

  5.规定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收集证据的效力。为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根据侦查的需要,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与此相应,草案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不需要进行转化。

  6.规定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衔接。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提高诉讼效率,修正案草案建议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经过司法机关核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此外,修正案草案还对证据的定义进行修改。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草案建议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从理论上分析,关于证据的概念,立法扬弃传统的“事实说”,而改采“材料说”。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经历了初步确立和逐步发展,至今已基本形成体系,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于证据制度予以足够关注,我们期待修正案有关证据的修改规定能够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使得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能够抓住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契机,更趋完善,走向正义。

  

  卞建林,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子培,陈光中,严端,等.刑事证据理论[M].北京:群众出版,1982;93.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154.

  {3}张子培,吴磊.刑事诉讼法教程[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192.

  {4}陈一云.证据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5}[台]林钰雄.刑事诉讼法[M].北京:国家图书馆2001:375.

  {6}[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刘迪,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17.

  {7}左卫民,马静华.刑事证人出庭率:一种基于实证研究的理论阐述[J].中国法学,2005(6):16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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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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