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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

更新时间:2004-12-20 00:32:16
作者: 王沪宁  

  

  当代政治学受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推动,日益认识到不同社会和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政治意义。自然障碍的逾越,人为藩篱的冲破,排外心理的消除,是文化因素走入政治科学殿堂的阶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可以视为这个过程的起步:人类社会必然会为自己的生活作出某种设计,它会赞成某些应付事态的方式和某些估量事态的方式,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人们把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视为整个世界的基础①。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政治生活不单单由诸如制度、体制、权力、规范等“硬件”构成,还有“软件”亦即潜在的或内在的命令,如价值,感情、心理、态度等。政治文化分析恰恰是适应人们的这种认识要求而生的。中国政治正处在变革之中。在这种情势下,审视其政治文化的历史结构和因素结构,历时性结构和共时性结构,既存结构和发展结构,很有必要。

  

  (一)

  

  中国政治文化历来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它异于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所谓“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之中。社会通过一定的文化机制和一定文化形态下形成的主体文化沉淀作用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的展开便是政治生活的实现。“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则较为明确地划分政治领域和上述其他领域,更多地肯定了主体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身份。建立了政治生活特有的程序、机制、功能和结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古已有之的结构多次遇到冲击,起伏跌宕,既有域外文化的渗入,又有内部文化的嬗变,但其主体精神却难说有根本的改造,“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依然是认识中国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人们构划政治体制改革时不应抛开的基础。“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也罢,“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也罢,均不是人们随心所欲选择的结果,而是一定社会发展水平、一定社会结构、一定主体的精神状况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亦即汤因比所说的,人类社会的规范、风俗、习惯是互相关联的,形成了一个网络,制约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规范,也许彼此间并无逻辑上的关系。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心理联系显然是存在的。社会演进往往是缓慢的,其表层有时虽然可以在几年或几十年中间变得面目全非,但社会关系的深层变化却小得多。因此,细察中国社会之状况,应当将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与其联在一起,舍此不行。

  

  由此可以认为.无论是考察今天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还是分析历史的沿革,政治文化的作用都不可低估。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走上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过渡的漫长道路,但目前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轨道仍没有超出这一历史进程;准确地说,近几年的变革,是这个漫长过程中节奏最快的时刻。现今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已处在转变之中。从社会发展来说,中国社会正在从政治动员型社会走向经济动员型社会,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政治生活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结构,或曰一个系统,在大系统发生变化时,政治会发生两个方向的变化:一是随历史—社会—文化的变革而变革,从而适应并推进社会变革;二是超越经济社会变革的现有限度,超前转变,成为执导社会经济变革的观念和心理力量。无论是哪种方向,都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文化的辅佐。

  

  政治文化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又是强大有力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政治生活比喻为辽阔大海上的冰山,那下面庞大的部分便是社会的政治文化。美国学者S.N.艾森施塔特说,至关重要的是要把政治过程与社会文明更广大的背景结合起来,文明设定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在文明中发展成长③。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政治文化的功效尤为显著。这一则出于政治文化的发达,另一则由于社会对政治文化的认同。根据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从3204份问卷的749万个数据的分析(1987.8),中国社会公民的政治敏感性层次很高。在被调查对象中, 有83.51%的公民认为应当关心国家大事,有77.67%的人对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局部波动表示“非常留心”和“比较留心”,有57.01%的公民表示具有某种政治信念,有49.13%的公民认为应当不顾一切地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进行奋斗,还有56.99%的公民表示愿意谈论政治问题④。这些数据并没有揭示公民政治文化的具体构成和具体内容,但它们显现了政治文化可以产生的作用。由于长期的文化熏染,中国社会大众的政治敏感性很高,这种敏感性因现代政治的发展空前强化,反过来又构成“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得以存在的一项条件。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在分析“政治人”的概念时,曾区分了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谋求权力者、有权者等不同范畴,以分析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⑤。用达尔的概念似乎还不宜对“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中的人做分类,因为他根据人们对制度的态度和关系来分类。在中国,大部分人都属于文化政治阶层,这一特征决定了政治文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作用。

  

  文化政治阶层本身是个成份复杂的整体.不能一概而论。但文化政治阶层与制度政治阶层(达尔意义上的政治阶层)大为不同,起的作用显然也不同。制度政治阶层主要是依其对政治过程的参与而判定和划分的,也就是“确实去参与政治生活”。而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政治文化的效能和力量来自大众的认同或不认同,感应或不感应,纳入或不纳入,而非一定要身体力行。不难看出,这既是文化特征,又是体制特征,既是功能特征,又是结构特征。此间得出的政治文化转变的重要性只是初级产品。高级产品是什么,值得深长思之。

  

  (二)

  

   政治文化是一种无边、无形的存在,不可能象有边有形的实体那样可以加工铸造。它的形成和转变都需要一个过程。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部门,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共同性,不言而喻,政治文化发展首先也是一种历时性的过程。政治文化是较为宽泛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规定。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待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⑥。一般认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识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政治价值性成份和政治理想性成份,由它们聚成一个整体⑦。这些成份都需要一个历史的加工、提炼、凝固和溶化过程。因此,剖析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变,首先要考虑政治文化的历时性结构,这是解析当代政治文化的历史背景。舍此,既把握不住当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之间的亲亲血缘关系,也把握不住当代政治文化转变的幅度及历史动因。

  

  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历时过结构,以下变量是不可不选择的:

  

  第一,古典结构,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心性、重伦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因而政教不分,政学相同。西方政治文化重社会、重法制、重权力、重制约,因而政教相分,政学相分。西方政治文化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是重外部调节,即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权力关系、权力运用、法律制度等机制调节人的行动,达到政治目的或政治理想。中国政治文化铸造的“集体无意识”则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恕勇,天地君亲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通天人一内外,内圣外王。在这种精神主导下,则有忠君、草民等种种观念萌发。由于古典政治文化的精神未易,其具体成份也难变。儒家以追求人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追求“广大悉备,图融和谐”,使政治文化乳化在整个文化之中,界限不明。这既压抑了政治文化的成长,又巩固了政治文化。当然,政治文化中的古典结构,是历史选择过的结构,不能简单地将以往的东西完全加之于今天。古典结构只是当今政治文化的一分子,若用它来解释和透视整个中国政治文化.是不公允的。古典结构包含的具体成份也在演化之中。

  

  第二,近代结构,即近代以来维新变法、批判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形成过程始于鸦片战争,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点。五四运动否定传统,追求西方文化,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⑧。实际上,近代结构与古典结构是认识论上的两极。现代结构的内在意义在于西方民主主义文化,在于洛克、孟德斯鸩、卢梭、潘恩、杰佛逊等人提倡的自然权利、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权力分立等观念。这些观点与古典结构的精神是相悖的,它们之间有着长期、激烈的较量。应当说,经过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消长,近代结构的存在已很确定,至少在具体成份上,它是压倒古典结构的。可以看到,近代结构有其历史局限性和地理局限性,从更高的理想追求来说,它也有原则上的局限性。这同其产生的渊源有关。但这一结构是近代中国没有达到的境界,故特别具有吸引力。

  

  第三,最近结构.即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它较为年轻,且自身变革和改造最多,其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辅相成。也与“革命后社会”的特性有关。按理,最近结构可以超越古典结构和近代结构,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特定状况,前者无法一蹴而就.一越而过,往往与后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实态。最近结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为主导,以超越近代结构为目的,更不去言古典结构。然而,最近结构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才能超越,这也是当时设计者立论的基础。这一点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中国还不具备,加之旧的结构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伦关系尚未彻底改变,最近结构虽然成为主导,可并没有全然排除其他历时性结构,有时往往还会遇到它们的严峻挑战。交锋的结果是最近结构被高度强化,其中最激烈的成份被扩大,以压倒其他结构。这个过程是必然的,也是实际所要求的,因为不如此,新的制度就有可能站不住脚。但是,强化在客观和主观因素的作用下走向了极度.反而破坏了自己的存在。“文革”便是这种演变的结果。“文革”实质上是最近结构的一种更替。“文革”形成的政治文化成份脱开了其产生的母体,也脱开了社会需求和社会价值体系。“文革”之后,又发生一次更替,“文革”结构被从原则上否定,建设起来的结构一方面是对”文革”前结构的恢复,另—方面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判明和适应。因此说,最近结构既形成了又没有形成。说其形成,是因为它也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了;说其设有形成,是因为自我否定不断,还在寻求自已的血肉之躯。任何政治文化的成份都是不断衍生、不断变化、不断升华的,不能希望转眼之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形态。不过,最近结构的否定之否定,的确值得注意,它会对社会政治生活和大众政治心态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能忘记,最近结构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结构。

  

  从历史演进观之,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始终在不断地自我更新或自我否定。每一个历时性结构都意味着对前一种结构的否定或批判,结局是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价值系统。每一种新的价值系统还没有渗透社会政治文化的土壤就被淘汰了。政治文化的更新与新价值系统的形成关系密切,尤其与新价值系统的社会化有关。新的价值系统渗透政治文化,并能够驱逐旧的价值系统,支撑新的政治文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种价值系统只有成为帕斯卡尔所言的“第二天性”,才真正坚实稳固⑩。世界上具有这一条件的国家并不多见。西方发达国家从文艺复兴开始形成新的价值系统,大约经过三百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近代以降,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大约处于五十年来一番彻底改造的节拍中,古典结构往往潜在地、不声不响地延续下来,乃至进入后两个结构,而由社会变革或历史运动推动的价值更新,却不合人意。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转变时期重要历史参据。其中更为根本的原因应由深奥的哲学思辨来分析,不属本文范围。

  

  (三)

  

  政治文化除有历时性结构的一面,还有其共时性结构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共时性结构的作用更至关重要。历时性结构最终会加入共时性结构,成为共时性结构的组成分子。自然,在文化意义上,共时性结构的每一部分均有其历时性,沉积的历时性结构也都会表现为共时性结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这种征状尤为明显。因此,言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必须言其共时性结构。共时性结构表示着一种因素组合关系。每个因素自身在变化着,这些变化一方面改变着政治文化中各种成份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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