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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圣:告别“五四”精神

更新时间:2012-02-10 09:28:05
作者: 陈翰圣  

  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拯救了资本主义的凯恩斯(John M. Keynes)说过,列宁主义可能正在为人类道德开辟新纪元11。而在历史学界,那位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也强烈暗示,苏联有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新旗手12。

  正是在这种"国内小气候,国际大气候"下,"五四"运动爆发了。"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就像以后几十年北京数代学运精英一样,傅斯年、罗家伦们因缘际会,舍我其谁,高举"北大精神",冲出校门,一跃而成学生领袖。"五四"当天上午,罗家伦不仅等来了"世界潮流",而且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由他受命执笔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波澜壮阔,一挥而就:"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13!和整整七十年后,在同一个城市几乎同一个地点写下的那份《绝食宣言》相比,和那份宣言中"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所表达的精神相对照,两者从笔下的文采到内心的冲动是那么的一致,可谓不绝如缕,一脉相承14。

  有人当领袖,做宣言,自然就有人喊口号,写血书。于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五四"运动,便浩浩荡荡地运动起来。但是,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当天,这场后来注定要永载史册的"五四"运动,究竟"运动"什么,如何"运动",恐怕连傅斯年、罗家伦们自己也不清楚。作为导火线的"和会",远在鞭长莫及的巴黎召开。况且说是"和会",但凡能开起来,都有飞机坦克作后盾。所以,所谓"外争主权",大概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过说说而已。倒是"内除国贼",不那么好高骛远,比较切合实际。所以,"五四运动"运动一番后,突然拨转马头,将"国贼"之一曹汝霖的住宅团团围住。先喊口号,扔石块。继而翻墙入院,抄家砸东西。然后"文攻武卫",将人打翻在地。直到最后,纵火焚烧曹宅。把半个世纪后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几乎统统预演了一遍。

  "革命行动"不仅针对"国贼",也针对不愿加盟"世界潮流"的其他学生。例如,对北大反对"五四"运动的学生,革命学生就曾理直气壮地加以拘捕,审讯,甚至囚禁。只是后来由于"反动"警察干预,"革命行动"才不幸夭折。事后,据说"进步"舆论曾一致谴责反动政府的干预,一致声援革命学生的拘捕行动。连外国友人,如胡适博士的恩师杜威(John Dewey)先生,也曾"友邦惊诧",表示政府"无权干涉只与学生有关的事情"15。《阿Q正传》里写过"不准革命",但不曾预见过"不准不革命"。七十余年来,这种"不准不革命"的精神在中国广为流传。譬如,"革命"要罢课,对复课的学生便可派员拦截;"革命"要绝食,对"撤离广场"的建议统统斥为"出卖运动"。革命尚未成功,专政已具雏形。革命所以威风,是因为背后有群众的洪流,是因为洪流底下,有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在冲动。据说,"五四"期间,各种社会势力,包括流氓、小偷、青红帮等等统统行动起来,纷纷对"运动"表示敬意16。这种群众的敬意和集体的冲动,从北京的"五四运动"到湖南的农民起义,从红卫兵见到"红司令"的如痴如狂,到摩托"飞虎队"声援"绝食"时的呼啸街头,不幸在中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再次"不绝如缕,一脉相承"。

  中国人好像不太有中庸之道,从缠足到革命都如此。推崇小脚,非"三寸金莲"不可。时尚革命,便"不准不革命"。不仅走极端,而且全体国人同一时间走同一极端。要么"读书无用",要么人人热衷文凭;要么无商不奸,要么全民皆商;要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要么妇女能顶半边天;要么"万般皆下品",要么"教授卖文凭";要么崇洋媚外,要么爱国愤青;要么当奴才,要么作主子。其实,在两个极端里,都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自由"和"独立"。"中庸"貌似平庸,其实不然。在思想领域里,最大的平庸莫过于一边倒。所以,当法国大革命时,"自由"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卢梭(Rousseau)和人权的批评17;在人人各自为祖国而战时,"独立"是罗曼•罗兰的"超乎战乱之上";当大家信奉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均衡"时,"自由"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而在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伟大社会"里,"独立"就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选择的自由"18。只有当舆论一律甚嚣尘上,群情激愤铺天盖地时,还能抬头仰望苍穹,内省一点良知的人,才称得上"精英",才配叫"独立自由",才是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相反,在"文革"时嫌巴黎公社不够左,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又比弗里德曼还要右的人,不管他叫造反司令也好,称作大学教授也罢,都与"独立自由"相去甚远。可惜,中国独多这种造反司令,大学教授。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群众;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领袖。在中国,领袖和人民同样不"自由",精英和群众同样不"独立"。从陈独秀的"不容他人匡正"到七十年后的"绝食宣言",体现的都是同一种精神。不管它们怎样和"世界潮流"接轨,如何排山倒海"浩浩荡荡",其中恰恰都缺乏王元化先生所谓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德赛二先生

  

  那么,为什么以陈独秀为典型代表的"五四"精神如此自信、绝对、"不容他人匡正"呢?这就要讲到为什么笔者不同意李泽厚先生的"救亡压倒启蒙",也即为什么笔者认为"五四"精神有其内在的缺陷,而不是"救亡"从外面"压倒"了"启蒙"。"五四"精神之所以"不容他人匡正",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自以为有"德赛二先生",也即民主和科学,为自己撑腰。"德赛二先生"的始作俑者陈独秀在他那篇著名的"《新青年》罪案之答"的文章里说,《新青年》一切言论都遵循"德赛二先生"的教导,《新青年》一切"罪行"都是拥护"德赛二先生"的结果。例如,《新青年》反对国粹,那是因为《新青年》拥护"德赛二先生"。责难《新青年》的人,"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再如,钱玄同要废汉字,那是因为用汉字写的文章,"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他比同门小师弟华国锋要早半个多世纪发明"两个凡是":凡是拥护"德赛"的,我们都拥护;凡是反对"德赛"的,我们都反对。因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将中国引向光明19。陈独秀的文章,像牧师在布道。陈独秀所以自信、绝对、"不容他人匡正",是因为他自以为找到了绝对真理,拿到了匡时济世的万灵良方。是因为他的文章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上帝。虽然这次上帝改姓"德"和"赛",虽然这次上帝没有讲"你办事,我放心"。

  陈独秀的上帝不仅有名有姓,而且有国籍。早在"五四"运动前,当陈独秀还在用反动的文言文写作时,他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就说,西方文明有三大法宝:人权、进化论、社会主义。据陈独秀考证,这三大法宝均由法国发明创造。人类所以堪称人类,都拜三大法宝所赐。其中第一件法宝,即以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为标志的法式民主,更是功高盖世。没有它,我们都在黑暗中当奴隶。"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陈独秀用文言文如是感叹20。谈起西方文明,有人言必称希腊民主,有人顶礼膜拜罗马共和,有人颂扬意大利文艺复兴,有人论证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象陈独秀这样废黜百家独尊法国"上帝"的,并不多见。所以,法国民主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在"五四"精神中的突出地位,无疑是"五四"的一个重要特征21。虽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如果要追根朔源,"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起源却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

  

  陈独秀特别钟情,并通过陈独秀对"五四"精神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被同时代英国的保守主义者伯克惊呼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事情"22。在法国大革命前,也有过"革命"。从开创西方近代历史的角度看,至少还有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可以相提并论。但是,英美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有着根本的区别。据哈佛大学专门研究"革命"的社会学家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分类,近代史上能与法国大革命归于一类的革命,既不是英国革命,也不是美国革命,而是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23。而我们知道,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最终都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共产主义革命。

  法国大革命和英美革命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革命前法国存在着"皇权专制主义"(absolutism)。法国的"皇权专制主义",开创于波旁皇朝那位据说讲了"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的路易十四,中经对情妇比对朝政有兴趣的路易十五,而终结于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24。法国"皇权专制主义"开始时,并不面目可憎。因为十七世纪的大陆欧洲,经过频繁的宗教战争和政治动荡,人心思定。所以,"皇权专制主义"登场之初,颇有点上承天意,下应民心的气势。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虽不及咱们祖上,文武周公,"内圣外王",却也堪称纵横捭阖,文韬武略。在位七十二年,实现了法兰西在欧洲的"大国崛起"。但继位者路易十五盛极而衰,有点"高干子弟红二代",疏于朝政,勤于养"小蜜",包"二奶"。政绩乏善可陈,闻名于世的是情妇的发型和"宠妾" 蓬巴杜(Pompadour)夫人的名言:"我身后,管它洪水滔天"!到路易十六继位时,"洪水"果然"滔天",波旁皇朝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路易十六实际上是位真诚的改革者,很想有所作为,但"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不管怎样努力,终究沦为国家和命运的囚徒。历史学家几乎公认,路易十六比他两位祖上开明,但他的开明和让步非但没能平息"洪水滔天"般的民怨,反而引发起"让步"和"革命"互相促进的恶性循环,应验了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名言:"被革命所摧毁的,几乎总是正在改善的社会秩序。所以,坏政府最危急之时,恰恰正是它开始改良之刻"25。

  法国大革命和英美革命不同的另一个原因,和它信奉的哲学思想有关。众所周知,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理论,往往有一个共同前提,即都假设在人类原始社会里,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国家的建立,是人民和政府间的一种契约,双方同意结束"自然状态",进入有政府的文明时代,这就是所谓的"契约论"。这些启蒙思想家中有三个代表人物: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和卢梭。霍布斯和洛克是英国人,他们都同意"自然状态"不是理想状态。用霍布斯的话讲,"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以,国家的建立是一种进步。但是,霍布斯和洛克又不同,霍布斯认为政府是个好东西,就像俞可平先生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洛克却认为政府是不可避免之恶,是个需要时时提防的"小人",所以,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古典自由主义者比较喜欢洛克,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今天美国的共和党人就比较倾向洛克,而民主党人却比较倾向霍布斯,虽然后者嘴上不便明说。当今西方霍布斯和洛克谁更得宠,随时移势迁而河东河西。上世纪九十年代,攻击"大政府"所用的恶谥,往往就用霍布斯名著的书名Leviathan,意即"巨大的怪兽"。到了"次贷危机"发生的今天,也即"大家一夜之间都变成凯恩斯主义者"后26,霍布斯又有点风光起来。用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话讲:"霍布斯比自由主义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自由最大的敌人不是政府,而是无政府"27。霍布斯和洛克虽然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认为"自然状态"是个"坏东西"。换句话说,他们都不太信任"自然"的人性,有点"人之初,性本恶",是"性恶论"者。因此,他们都更接近现实主义28。

  法国的卢梭却与霍布斯和洛克都不同,他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个"好东西",而历史上的政府却是不折不扣的"坏东西"。他的《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29。一个"生而自由",一个"桎梏之中",两者加起来,必然走向"哪里有压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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