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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中国政治改革顺序论

更新时间:2012-02-10 09:03:58
作者: 胡星斗  

  

  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开启新改革开放时代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2期许论坛”、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研讨会”等会议上的发言)

  

  中国政治改革的顺序是先法治后民主、先分权监督后代议选举、先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后结社自由、政党自由。同时我建议:实行“宪政社会主义”,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实行可控民主,大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增进民权,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继续解放思想,开展社会正义运动,建设公正社会。

  

  一、中国政治改革顺序论。

  

  中国政治改革应当遵循“实现正义,保持稳定,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先法治后民主,兼顾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的原则,在宪政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有序推进。

  所谓“先易后难,先法治后民主”,也就是在实现正义、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宪政改革,确立宪法权威,开展违宪审查;依照党政分开、分权制衡的原则,实现机构之间、权力之间的相互监督;实行可控民主,完善人大制度和党代会制度,发挥人大和党代会的关键作用,政府必须向人大、党委必须向党代会负责,完善罢免问责程序;开展舆论监督,尊重民意,完善公推公选制度;暂不开放直接民主选举行政领导人,逐步实现代议民主;同时,先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十年、二十年后实现结社自由、政党自由。尽管宪政、法治与民主是不可分的,但是仍然可以有轻重缓急之分,在中国,宪政、法治、分权制衡应该先搞,直接民主选举、政治结社、政党自由应该缓行。

  所谓“兼顾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就是要调和、包容、容纳一对矛盾、两个方面:理想与现实——理想是宪政,现实是社会主义;目标与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宪政是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渐进达到宪政目标的手段,当然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也可以被看作目标。还要兼顾、包容右与左——宪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右,社会主义是左;普世价值与中国国情——宪政是普世价值,中国国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说,还必须兼顾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宪政、公平属于自由主义,同时也属于社会主义;还要兼顾当代潮流与路径依赖——宪政是当代潮流,社会主义是目前的路径依赖;兼顾长期目标与目前的道路——宪政是长期的目标,目前的道路是社会主义。

  只有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才能符合“实现正义,保持稳定,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先法治后民主,兼顾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的改革原则。宪政社会主义蕴含着宪政优先于民主、法治优先于自由、分权制衡优先于民主选举的内涵,宪政社会主义更加可能为高层决策所接纳、为担心民主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人士所接受。2006年我在一些论坛发言中多次阐述宪政社会主义的观点,在2006年8月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上,我发表了论文《宪政社会主义与现代中华文明探讨》,在2007年3月的研讨会上我发表了《宪政社会主义与可控民主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2008年6月27日,我发表了《设立政治改革特区,试点宪政社会主义》的文章;2008年7月10日,我又发表了《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文章。

  宪政社会主义也可表述为公平社会主义、共享型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原则也可表述为:抑制官权,节制资本,改善民生。

  宪政社会主义经济与民主社会主义及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基金社会主义等有关,但是又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经济。职能社会主义是对私有制的修正,宪政社会主义是对国有制的修正;职能社会主义是对私有制国家的改革,宪政社会主义是对公有制国家的改革;基金社会主义是将私有制改造为“分别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宪政社会主义是将国有制改造为真正的全民所有、公众所有。宪政社会主义经济超越福利主义、职能社会主义,而重视公民权利,主张通过改善民权以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制度主义、制度经济学,宪政社会主义是宪政主义、宪政经济学。

  

  二、实行“社会主义新政”,迎接“新改革开放”时代。

  

  实行“社会主义新政”,核心第一条就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

  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对于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不如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好。民主社会主义源于西方,在北欧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不同于北欧,不适合强调民主、先搞民主,而应当强调宪政、法治,先搞宪政、法治(尽管也搞“可控民主”)。也就是说,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蕴涵了“宪政优先于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优先于建设民主国家”的内容。

  宪政就是宪法政治,即保证宪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为此必须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设立宪法法院;同时,宪政也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制约行政和司法权力,实现公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建立“有限政府”,保护公民权利。宪政与法治(也许“法治”一词更容易为领导层和民众接受),虽然两者侧重点不一样,一个重在宪法与分权,一个重在规则与平等,但是他们异曲同工,都代表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成果。

  所谓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就是既尊重宪法的至高地位又保障政府应有的权威性、既致力于建立有限政府与法治国家、捍卫公民权利又强调建立有效政府、避免民粹主义混乱的社会制度。

  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源于我对“右”(宪政)与“左”(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融合的思考。宪政社会主义既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师,同时也反对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和暴力专制的社会主义,它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未来的中国,“宪政”(“法治”)与“公平”(“社会主义”)是两大旗帜。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

  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兼顾宪政民主与社会稳定、法治分权与中央权威、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才能真正地帮助中华民族走出危机、走向新生。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新政已经刻不容缓(详见附件:社会主义新政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将由此开创“新改革开放”时代。“新改革开放”时代就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纪元、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或法治社会主义的令人耳目一新、社会焕然一新的崭新时期。

  

  三、实行可控民主,大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可控民主强调民主过程的透明、有序、程序性、可控性,注重过程的可控和结果的部分可控。提倡室内民主(通过电视、礼堂、教室等发表竞选演说)、协商民主(鼓励不同党派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加强和改革政协的作用)、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无法无天的民主)、间接民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民主),反对街头政治,鼓励政治协商,主张法治优先了民主;建立代议制度,公民只选举产生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然后由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通过选举及协商产生行政官员,不搞全民直选行政官员及最高领导人。

  只有可控民主,政治有序,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国家才能不分裂,中国才能不混乱;只有可控民主,才能保证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国家的领导人的必要的尊严和威信;只有可控民主,才能避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泛滥。如果民主不可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压抑得太久的民族,必然是非理性的爆发,必然是打砸抢。

  宪政社会主义与可控民主的实现方式是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关键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常务委员会具有“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权力。此两条实际上确定了全国人大的违宪审查的职能。我认为,为贯彻宪法精神、落实宪法权力,全国人大应尽快成立违宪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著名政治家、法学家组成,通过民主投票初步决定某一文件、法规是否违宪,如果认定违宪成立,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最后的决定。

  为了实现可控民主,必须修改选举法,完善选举程序,让人民代表通过竞选产生、使之代表民意,同时为了保证民主的有序性,可以规定:只能在政府指定的会议厅、礼堂、教室、电视、广播等场所和媒体上发表竞选演说,不得从事街头政治行为。人大代表的数量应当精简,人大代表一旦当选、履职,应暂停原来的职业,但保留公职,发放人大代表薪酬,使人大代表专职化。这样做,能够保证人大代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了解民情、传达民意、做好调研、监督等工作。

  各级政务官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政务官包括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市、县及各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正职领导人;实行透明政治,除依法并且在律师的要求下召开闭门会议的除外,一切行政会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公民皆有权旁听;实行经济民主,企业的监事会、董事会、管理委员会等机构中依法应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职工代表,企业主管工资福利的副厂长、副经理应由工会派出;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应组织工会,工会负责人由工会会员选举产生,工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职工的权益,并且可代表全体职工与政府、集体或资方就工资总额进行谈判;农村应组织农会,农会负责人由农会会员选举产生,农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农民的权益;政府扶持民间组织的发展,但民间组织不得进行非经法律允许的游行示威、户外演讲等街头政治行为,不得破坏社会稳定。

  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种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的制度能够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特点,保证了人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机构。但是,如何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人大内部实行分权制衡,特别是如何监督政府、司法机关,以及谁来监督人大,还需要作出制度上的安排。我认为,一要发挥第四权即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二要体现选民的选择,三要支持公民行使宪法第六十三条中规定的罢免权。对罢免官员的条款进行具体的立法,出台细则。

  中国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也就是说,人大具有监督财政支出、财政预算决算的职能。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将之落到实处,在各级人大中尽快成立会计局或审计局,由专业人士和专职的高素质的人大代表们掌管“钱袋子”,人大财经委员会不得由政府官员转任。各级政府必须列出详细的财政预算清单,没有人大的批准,政府和各部门不得乱花一分钱。

  为了实现可控民主,必须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行问责。各级“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不断地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力求完美无缺,但报告中的内容有多少落实了,似乎无人关心,于是大多数问题一年又一年重复地提出,写入报告。所以,我建议:每年的“两会”对前一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回顾、评价,说明落实情况、未落实的原因以及整改措施。

  还必须对提交议案与否、议案质量以及落实情况进行问责。目前,“两会”提案情况并不十分踊跃与理想,提案多是个人性质或者小范围征集而来,很少公开征集提案。学者根据中国人大网的公开资料统计出1800多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地省级领导)5年来没有领衔提交过一件议案。提交的议案中重复的很多,大多不敢涉及所谓“敏感”、实则关系民权民生的重大问题如信访、劳教等。议案的落实情况也无人问津,无权问责。所以,我建议:对于连续两年没有提出一项议案的代表或委员作自动弃权、放弃代表或委员资格处理;鼓励代表或委员通过媒体或其他途径公开征集提案;对于提案中的问题应当解决而没有解决的,由人大以一定的法定程序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

  

  四、增进民权,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

  

  按照“抑制官权,规范资本,增进民权,改善民生”的原则,进行“社会主义新国家”建设。

  1、实行阳光财政制度。建议从阳光财政、民主财政入手,建设阳光政府、社会主义新国家。改革人民代表选举制度,促使人民代表大会认真监督预算、决算和支出状况;严格执行预算法,追究超预算开支、非预算开支、改变预算开支项目的责任;逐步取消预算外、制度外的收费;向社会公布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的收入与支出的详情直至每一项采购、开支的情况,接受民众的监督。

  2、实行阳光财产制度。建议制定阳光(财产)法案即公职人员收入与财产申报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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