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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东西方文明,谁将战胜谁?

更新时间:2012-02-07 16:51:36
作者: 尼尔·弗格森  
19世纪是“西方的冬天,它是唯物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国会和金钱的胜利”。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12册巨著《历史研究》(1936~1954年)中提出挑战和应战的循环理论: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又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微。另一个宏大理论来自俄国流亡社会学家索罗金,他认为所有的主要文明都经历三个阶段:观念阶段,(这一阶段现实体现在精神层面),感知阶段(这一阶段现实体现在物质层面),理念阶段,(它是前两者的结合)。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任教时,教导他的学生(其中包括未来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文明如同人类可分为7个年龄段:结合、妊娠、扩张、冲突、大帝国、没落和入侵。奎格利在解释生命周期理论时有一段经典的话:

   在演进过程中,每种文明都由诞生之初,开始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其间,它的规模和实力不断增强,直到内部矛盾逐渐显现。当危机过去后,这一文明将经历重组,它的活力和士气都有所削弱,它变得稳定,并最终滞留不前。在度过了和平及繁荣的黄金时代后,它再次出现内部危机,此时首次显露出人心的背离和国力上的虚空,这也让人们对这一文明是否还具备抵御外敌的能力产生质疑。随后这一文明逐渐式微,直至被外敌侵吞,并最终消失。

   以上的理论模式虽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历史具有节律性。

   虽然如今很少有人再去读斯宾格勒、汤因比或索罗金的著作(奎格利倒是仍被阴谋论者所津津乐道),但类似的思想在更多现代学者的论作中清晰可见。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987年),就是另一部对历史的周期性进行阐述的论作。书中认为,大国的兴衰取决于其工业基础的增长速度,以及相对于其经济实力的帝国扩张成本。这一思想暗合了科尔的组画《帝国的兴衰》,认为帝国的扩张为未来的衰败埋下了隐患。保罗•肯尼迪写道:“如果一个国家战略扩张过度,它将面临这样的风险:过度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将无法弥补其庞大的开支。”他认为,这种“帝国的过度扩张”现象是所有大国的通病。保罗•肯尼迪这本书一经问世,这种顾虑便被许多美国人所认同,他们担心自己的国家也将被这一疾病击垮。

   贾德•戴蒙近期提出的关于兴衰变迁的理论再次引发共鸣。他的《崩溃:失落与延续的文明》(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2005年),是一部绿色年代的周而复始的变迁史,它讲述了多个文明的兴亡故事,包括从17世纪的复活岛到21世纪的中国,这些文明或已为滥用自然资源付出代价,或者正在为此承受着风险。戴蒙援引了美国探险家和业余考古学家约翰•劳埃德•史蒂文斯--正是他在墨西哥发现了惊人的玛雅文化遗迹--的话:“这里就是那些享有过高度文明的奇特民族的遗骸,他们经历过国家起起落落的各个阶段,步入他们的黄金年代,而后消亡。”根据戴蒙的观点,玛雅跌进了典型的马尔萨斯陷阱:其脆弱低效的农业系统无法负荷它过快的人口增长。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开垦,更多的开垦则意味着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河渠干涸和土壤耗竭。结果就会因争夺日趋减少的资源而引发战乱,并最终招致灭亡。

   戴蒙的推断自然是今天的世界也可能步玛雅文明的后尘。关键问题在于自然环境的自杀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而不幸的是,无论是落后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社会的政治领导人对这个可能在100多年后才会彰显出的问题置之不理。虽然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出了清晰而殷切的呼吁: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但与这个问题相比,解决当前贫富国家之间在财富分配上的争端则显得更为紧迫。我们爱自己的孙子,但之后的子子孙孙便无暇顾及了。

   然而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这种周期观念的总体框架是错谬的。科尔艺术创作中所展现的文明由诞生到成长直至死亡的漫长周期变迁,可能是对历史进程的错误解读。历史演变是否有可能并不遵循缓慢的周期规律,而是一种心律失常的悸动:有时看似平静,却蕴涵着激烈的躁动因子。历史的时钟是否有可能并不像季节更替那么缓慢悠长、可以预测,而是像我们做梦的时间一样忽长忽短。总之。文明的崩塌是否有可能并不需要靠几个世纪来酝酿,而是像夜贼一样突然来袭。

   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力图展现的,文明是一个复合体系,它是由众多交互因子组成的非对称的机体,它的结构较之埃及的金字塔,更像纳米比亚白蚁的蚁丘。它行走在有序和无序之间,处于一种被计算机学家克里斯托弗•兰顿称为“混乱的边缘”的状态,这样的体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运转平稳,并能够持续地进行自我调节应变。但它也有出现危机的时候,一个细微的扰动就可能让它从良性的平衡状态滑向沦亡,一颗沙粒也能造成一座稳定的沙塔的坍塌。

   为能理解这种复合性,我们不妨来参考一下它在自然界是如何体现的。设想一个蚁群自发性的组织机制,它让50万只白蚁构筑起复杂的蚁丘;或设想一下由水分子构成的雪花的分形几何,它能变化出无数种各式的六边形。人类的神经系统也是一个复合体系,它由中枢神经系统中10亿个相互作用的神经元构成,它被神经学家查尔斯•谢林顿称为“被施过魔法的梭机”。我们的免疫系统同样是一个复合体系,我们的抗体会自发抵御外来抗原。自然界的所有复合体系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对于这种复合体系,一个细小的介入都可能会引发剧烈而未曾预料的变动,科学家将其称之为“放大器效应”。

   其间的因果关系通常是非线性的,这也意味着传统的通过观测的归纳法(如趋势分析和取样)难有作用。事实上,甚至有理论家认为这种复合体系具有完全的非确定性,这也意味着我们无法依据过去的数据对它们未来的行为进行预测。我们可以用典型的或惯常的森林火灾来解释这个问题。借用现代物理学术语,森林在火灾发生前处于“自我组织的临界”状态,它摇摇摆摆地走在火灾的边缘,但火灾规模大小是个未知数,因为森林火灾规模的分布并不遵循常见的钟形曲线,并非多数火灾都集中于平均值上下,这不像多数男性的身高处于175厘米附近。但是,如果你想在火灾大小与其发生频率之间得出函数关系的话,你将得到一条直线。下一场火灾是大是小,是小如篝火还是燎原大火?我们最多只能说今年发生两倍于去年火灾规模的可能性大约是去年的1/4(或者1/6,或1/8,取决于它是何种森林)。这种模式被称做“幂律分布”,它在自然界非常普遍,不仅森林火灾遵循这种分布规律,地震和时疫也同样如此,只是那条函数直线的陡度不尽相同而已。

   人类的政治经济结构也具备复合体系的许多特征。事实上,一些非正统经济学家,如布赖恩•阿瑟,几十年来都保持着这种观点,他的学说超越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长久以来引导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各式个体,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后来对经济计划和需求管理的批判也是受他启发。阿瑟认为,一个复合体系是离散因子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它缺乏任何的中央控制。它由多种层面的组织构成,能够持续进行调整适应,并不断创造新的市场契机,它不存在总体均衡状态。与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论点(竞争导致收益下降)相反,在经济复合体下,竞争很可能会提高收益。从这个角度看,硅谷就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经济复合体,同样,网络本身也是如此。而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也可以用类似的理论来解释。正如纳西姆塔•勒布所说,2007年春,全球经济就如同一个过于优化的电网,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拖欠行为造成的小小的涌动,即会导致金融体系跳闸停电,致使全球经济陷入黑暗,并在一段时间内造成国际贸易的瘫痪。圣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如何将这一独到理论应用于人类的其他集体行为,包括“元历史”。

   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复杂,因为相比金融危机,战争爆发的分布更不规则。物理学家兼气象学家刘易斯•弗莱•理查森曾对“致命的争端”进行归类,范围小至谋杀大至世界大战,他用以10为底数、总死亡人数的对数为标尺,对这些事件的严重程度进行划分。比如,一场导致10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其严重度为2。而一场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战争,其严重度为6。(严重度为6±0.5的战争,它导致的死亡人数可从316 228到3 162 278。)理查森发现在1815~1945年,有300多起冲突的严重度达到或超过2.5(即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人以上)。在这当中,两次严重度达到7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造成至少3 600万人死亡(约占总死亡人数的60%),该数据不包括战争引发的灾荒和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而数百万起严重度为0的谋杀事件(被害人为少数几人)累计造成的死亡人数为970万(占总死亡人数的16%)。这些数据初看时似乎完全随机,但它们也遵循着幂律分布规律。

   战争像森林火灾一样难以预测,又由于战争直接关系到社会复合体的起落成败,因此任何一种理论对文明的兴衰都无法一言概之。文明从定义上讲是一个高度复合体(无论在形式上它设有怎样的中央权威机构),在本质上,它都是一个由经济、社会、政治构成的动态的、可进行自我调节应变的关系网。因此无论何种式样的文明,都会表现出自然界复合体的许多特征,包括容易发生时局突变,平稳可能骤变为动荡。

   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所见,西方文明的最初雏形--罗马帝国的衰败消亡,并非缓慢而平静。它在5世纪初遭到匈奴人入侵后轰然倾覆,它的灭亡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又如印加人在1530年仍是站在岿然的安第斯城上俯视一切的霸主,但仅在10年不到的时间,一群外国人便用马匹、火药和瘟疫将这个帝国砸得粉碎。中国明朝的沦亡也是在倏忽一间,它从政权尚稳到被推翻同样历时十载不到。与此类似,法国的波旁王朝同样是从辉煌迅速陷入绝境。法国介入北美殖民地对英的独立,这在18世纪70年代看来似乎是明智之举,但它也将法国财政推入艰难窘困的境地。1789年召开的三级会议引发了政治连锁反应,王政迅速垮台,仅在4年后,国王即被送上断头台,而断头台这一新事物也只是在1791年才问世。在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运动时期,奥斯曼帝国似乎仍具备自我变革的能力,但到1922年,随着最后一位苏丹登上英国战舰离开伊斯坦布尔,他的政权也宣告灭亡。日本在1942年所占领的土地之辽阔可谓在其历史上从未有过,但到1945年亦不复当时。

   大英帝国落日的到来也相当突然。1945年2月,英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尚能昂头挺胸地站在世界舞台上,作为“三巨头”之一,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决定着各国的命运。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间,缅甸、埃及、加纳、印度、以色列、约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锡兰以及苏丹纷纷独立,英国在其殖民地独立的浪潮面前已无能为力。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表明英国已无法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抗衡,大英帝国从此落幕。虽然直到20世纪60年代麦克米伦“变革之风”才吹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苏伊士东部剩余的殖民地地区,但英国的霸权时代在它战胜了德国和日本后不到12年的时间里即已告终。

较近的最为人知的时局骤变的例子当属苏联的解体。从事后的分析看,历史学家们可以把苏联体制内的种种腐化迹象推溯至勃列日涅夫时期或更早。据近期某一言论称,只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油价高昂,这才“避免了美苏大决战”,但这在当时并不明显。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还(错误地)估计苏联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60%。苏联的核武器当量也的确超出美国。而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从越南到尼加拉瓜,在之前的20年中大都也倾向于亲苏。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不到5年,苏联在中欧和东欧的统治便开始瓦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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