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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维富:变革社会中的法律:以社会文化事实为分析点

更新时间:2012-01-31 12:02:22
作者: 青维富  

  

  【摘要】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以社会为基础的。社会变革必然引起法律变迁,社会的现代化必然导致法律的现代化。因此当我们在研究法律时,就必须把握法律所面临的社会语境,将它纳入社会关系之中加以阐释。从社会学家的视角而言,理解法律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诠释变革社会中的法律之关键所在。当我们试图探究作为社会治理方式的法律之内蕴时,也必须解析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关键词】法社会学;社会状况;社会观念;个人或群体;法律意蕴

  

  社会是一群个体通过领土、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而形成的共同体。所有社会都沉淀了一种“文化”,它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总的生活方式。”[1]文化渗透于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且代代相传。作为社会主体,我们运用文化结构帮助解决问题,并满足基本的人类需要。而文化又是由三种相互关联的因素所构成:认知因素,即我们如何去思想和互相交流;规范因素或范式,即阐释我们的信仰与价值;物质因素或质料,即涵盖我们在社会中所需要的所有物质财富。其中,三种文化因素既存在着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存在着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当三种文化因素交互作用时,就形成社会文化。

  在社会中,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包括语言、思维方式、情感和行为、手段和技术、饮食模式、睡眠习惯、交流类型和方式以及规范我们行为的法律等等都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文化随着社会情势之变化而嬗变,且因时而变;它以人类思想和既定时期内所存在的社会条件为依归。正如社会和文化在本质上是流变性和移转性,法律也是如此,因为文化和社会型塑了法律。因此,一方面文化传统的嬗变必然引起法律的变革,尽管许多人提出疑义,认为法律流变更为缓慢;而另一方面法律的进化和变革,又反过来影响社会文化。文化影响法律和法律影响嬗变中的文化的事实证明,社会和它们的法律制度是相互依存的。

  

  一、变动社会中的法律文化事实

  

  当我们审视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时,可能注意到社会和文化是制约法律的主要因素,尤其是社会中的三种文化事实,即社会状况、社会观念和人(包括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对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中国社会的法律和社会文化事实的相互作用为例。在中国,法律处于嬗变过程中,且通过各种具有恒定性的社会属性与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律在嬗变的社会语境中更为完善。值得注意的是,适应社会变动的法律必然处于不同的社会状况、社会观念和个人及群体之中,并在社会三种文化事实的关系中得以体系化和完善。

  1.社会状况:法律演进之基础

  在任何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变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决定着创制和实施的法律的不同类型。同样,社会状况也决定着解决争议的司法机关—法院是否应该存在以及是否需要专门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包括律师、法官和治安人员)。典型的民主产业社会对民法和刑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以及其他不同种类的法律作了区分。狩猎和采集社会几乎不需要法律制度以及各种类型的法律人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演,新的社会状态必然要求法律与之相适应。因此这种文化的更迭决定着必须通过社会主体的协商,要么更新法律制度,要么变革法律制度。

  当然,社会条件不仅影响法律类型的构成,而且影响法律的实质性内容。支配单纯农业社会体制的规则完全不同于后工业社会所编制的繁复的法典。例如,在农业社会,技术程度较低且伴随着简单的性别角色的社会特征,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性骚扰或劫持汽车几乎毫无关联。而正在形成的后工业社会,因社会需要而创制了有关资本结构和经济垄断的法律。由于导致垄断形成的社会条件并不会存在于农业社会之中,因此现代社会所急需的且精心创制的经济管理规则在农业社会就成为不必要。同样,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皇权至上,集行政决策、行政监督和行政执行于一体,行政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国家的立法职能。在此意义上,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提供条件的,甚至可以说是行政权力实现的手段。由此封建时代的中国是典型的“行政国家”[2],国家的统治活动基本上属于行政权行使范畴。因此在古代中国,立法、行政和司法不可能独立,且政府主要运用行政强制手段治民,因而就不可能制定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和行政法。

  2.社会观念:法律实施的动力

  在既定时期内所盛行的社会观念不仅影响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而且影响司法制度的特性。以中国封建时代为例,如果以当时的妇女在封建礼教和传统律法所限制下的社会观念来分析中国当时的法律体系,那么当下的我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那时,妇女处于社会的从属地位和恭顺地呆在家里的社会观念处于支配地位。“三纲五常”等道德礼教严重地约束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和从事社会职业,法律不得不屈从于礼教。封建时代的这种社会观念严重地影响着法律观念的形成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因此古代社会的这种文化事实产生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常常被引用来说明那个时代无节制的性别主义:属于女性天生的和符合传统习俗的羞怯和柔顺明显地不适合参与社会普通生活领域内的许多活动。只有基于自然法则和事物本身的特性组建家庭,才能真正地体现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中国妇女的这种状态直到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后才有所缓解,但是并未真正消除这种文化事实的影响。由此可知,法律总是受到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事实的影响,各种社会文化事实促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教和律法对妇女权利的界定:

  (1)按照中国古代社会的观点,妇女并非“神或上帝所设计”来从事任何有意义的活动,除非她作为妻子和母亲,即妇女只有在作为妻子和母亲时,其社会作用才能得到体现。

  (2)明确法律的可变性和礼教的稳定性在社会文化中相互交错所形成的社会观念仅仅被人们极为谨慎地探究着,即法律与封建礼教之间的关系处于慎重而微妙的关系磨合之中。

  (3)在古代中国社会,封建礼教束缚的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法律和道德所能规范的范围,即它不仅包含着已经牢固确立的社会治理模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律法失去了应有的法律效力。

  在美国,性别歧视的社会观念也影响着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的妇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美国的立法者。这种意识形态最初盛行于19世纪的大不列颠、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中上层阶级。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妇女应该呈现出四种价值取向:纯洁、虔诚、恭顺和家庭生活。这种观念导致了美国立法者们在立法时把妇女视为男人的合法财产的一部分。如果妇女应该是家庭生活型和顺从型的,那么妇女的庭生活和顺从的目标就是男人和他们的家庭。在英美国家,这种观念通过“妻的地位”(指有夫之妇的法律身份)的实现能够最好地予以说明。“妻的地位”是威廉·布莱克斯通先生所界定的一个概念:“妇女和男人是一体的,且一体于她的丈夫之下’,[1](P.35)。由于在既定社会内所形成的社会观念具有相对稳定性,以至于在美国着名的性别歧视案Bradwell V. Illinios案中对布莱德雷法官的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3]直到Bailey V. People案,斯科特法官宣布废除“拇指规则”,重申:按照现代立法和司法观念,从法律意义而言,通过妻子独立地位的存在实际上否定和破除了从属地位条件下所虚构的统一体的神话。她本人和丈夫一样具有尊严……如果实施法律的法院认同丈夫有权力强迫妻子服从他的意愿,假如需要的话,哪怕使用强力,这在文明提升的社会中是没有地位的,这仅仅是野蛮人式的遗俗。[4]但是,美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是在1920年民权法实施、美国妇女取得政治上的选举权之后才真正被法律予以确认。

  上述事例表明,不同时代的社会观念影响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效果,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必然要求制定和实施与社会观念相适应的新法律,新法律必然产生新的法律效果。

  3.参与社会活动中的个体和群体:法律变革的主体

  无论社会中的个体还是群体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和促进社会变化,从而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在我们论述社会文化事实影响法律及其变化时,要谈到我国司法判例中出现的两个普通人:齐玉苓和麻旦旦。齐玉苓案导致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8月13日发布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批复》,反映了当时我们的法律不能适应社会文化事实的变化,进而要求制定或修改法律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引起了立法者和学术界的深刻反思:在既定的社会文化事实下,宪法是法律吗?宪法能否司法化?[5]而陕西麻旦旦案(即处女卖淫案)之所以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原因在于受害人不仅被错误地拘留,而且精神和名誉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却无法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它反映了我国国家赔偿法所存在的问题,为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文化事实,必须修改《国家赔偿法》。在一定程度上,2010年12月1日所修改的国家赔偿法把精神赔偿简单地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之中正是中国社会文化事实变化的体现。[6]当然,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虽然在精神赔偿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事实的变化仍然不相适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和个体试图通过各种特定的社会途径影响当时的立法和司法程序。他们可能通过发表言论影响立法者制定反映他们价值和信念的法律。例如,我国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引起了3博士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违宪审查,从而掀起了一场在中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大讨论{2} (P.50-52)。三博士上书和媒体的相关评论集中于三点:一是收容遣送制度违反法治精神,应予废除。因为此制度是基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治理方式的需要,在当时具有社会福利和综合治理的性质,保持了城市的稳定和秩序;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迁徙自由成为社会主要文化事实,户籍政策松动,此项制度就不再合时宜。二是《收容遣送办法》违背了宪法和立法法有关规定,应予以改变或撤销;三是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启动违宪审查机制{3}。法学界许多知名学者发表评论,希望在中国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保护公民的权利免受违宪的法律、法规等侵害。而孙志刚案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国务院撤销了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的《收容遣送办法》。

  上述案例对中国社会文化事实变化的反映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状况。然而,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促进社会观念的变化的同时,也会受到社会状况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社会里作为对变化了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状况的反馈,必然是制定新法律或修改已经不适应社会文化事实变化的法律。

  

  二、社会事实交互作用之特性及对法律的影响

  

  在不同的社会里,均存在三种基本文化事实即社会条件、社会观念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个体或群体。三种基本文化事实的相互作用在不同的社会中形成调整不同社会关系的法律,并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当一种社会类型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类型时,新的社会条件、社会观念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包括个人和群体)等文化事实又形成调整新的社会关系的法律,并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随着社会的更迭,新的社会文化事实产生新的法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使法律体系发展至今而日臻完善。

  1.三种文化事实交互作用:保持法律效果的连续性

  三种文化事实的相互作用也许是显而易见的,即三种文化事实彼此交织,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社会规则并引起社会规则的持续变化。如果我们从特定的视角来认识这种交互作用的意义和重要性,那么它们的相互依赖性主要集中于文化的交汇点上。

  此外,形成社会文化事实的三种要素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交汇点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一方面,社会文化事实的构成要素之共同作用影响着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它们自身的相互作用必然形成新的社会文化事实,进而产生新的法律效果。当此种过程处于连续性时,在新的社会文化事实的作用下将不断地产生新的法律效果。

  当然,社会观念是人的思想和观念的体现,没有人就谈不上社会观念存在与否,即如果没有人的参与,社会观念就不会改变。因此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这些事实就成为法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持续性主题。为了更好地理解法律文化环境的重要性,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美国社会大萧条为例,说明法律、社会事实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表1:

  

    表1 法律、社会事实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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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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