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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

更新时间:2012-01-15 22:41:58
作者: 陈方正  

  否则肯定无法招架他的回应(《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二OO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号,44—46页)。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平克斯把光荣革命的观念扩充了不知多少倍:在时间上,从一六八八至一六八九年那几个月扩充到一六八五至一六九七年间的十二年;在空间上,从英格兰扩充到英伦三岛以至欧陆,特别是荷兰和法国;在性质上,则从政治、宗教扩展到行政、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关系。我们在此自然不可能充分说明他这“激进革命”观念的内涵,但也许举两个例子就足够了。威廉登基后一两个月内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詹姆斯派”(包括大量新教徒)就都起来造反,控制当地,而且其初节节得胜。苏格兰不久就平定了,但爱尔兰则要到翌年六七月间威廉亲自率军在波恩河(RiverBoyne)之役击败詹姆斯,这才算是暂时稳定下来;但法国海军随即在Beachy Head击败英荷联合舰队,此后法国入侵的企图和传言不绝如缕,直至一六九二年决定性的La Hogue海战(不知为何平克斯完全没有提及此战)之后情况才逆转。而这些战役的大背景则是威廉在国会支持下,领导英荷向法国宣战,为惨烈的“九年战争”(一六八九至一六九七)拉开帷幕。直至此战结束,威廉的王位才得到法国承认而巩固。所以,“不流血”革命云乎哉?

  其次,英国社会当时已经处于向工业和远洋贸易这新经济基础转化的关键时刻,荷兰为此提供了典范,但詹姆斯却认定土地为财富根源,支持以保守党为代表的地主阶层,以及垄断性的特许海外贸易机构,诸如东印度贸易公司和非洲贸易公司,甚至不惜为此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MogUlEmpire)正式开战而致遭逢大败。威廉登基后代表新兴工商阶层的辉格党(Whigs)逐渐得势,其结果就是以商人为中坚的英伦银行之设立,土地税法案之通过,国家土地银行之议被否决,非洲贸易公司被废止,东印度贸易公司修订章程、被迫自负盈亏等连串重大经济政策的剧烈改变。所以,“凭借贵族阶层共识”的革命云乎哉?

  然而,对于这些军事、外交、经济上的巨变,麦考莱和特里维廉这两位大史家即使不甚注意,或者知之不详,也绝不可能懵然不觉,何以他们和平克斯的观点却如此之南辕北辙,冰炭不容呢?对此原因,平克斯也同样没有放过研究!他的论证是,直至十八世纪初为止,光荣革命之为剧烈的全国性大冲突是英国人所一清二楚,绝无争议的,对它看法的“保守转向”开始于沃尔浦尔(Robert Walpole,一七二一至一七四二年任首相)和他所开创的“建制派辉格党”之长期执政;他们在政策上发生了巨大逆转,要遏止有共和倾向的民主进程,并且转为和法国亲善,故而连带对光荣革命的“革命性”也不断加以淡化。此后两个多世纪间,这“保守转向”更因为三位著名学者对欧陆如狂飙激流般的民众运动之畏惧、反感而不断加强。这些学者中名气、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大力抨击法国大革命的保守政论家伯克(Edmund Burke),但麦考莱处身欧洲革命年代(一八三○至一八六○),特里维廉经历纳粹横行的黑暗时期,他们承受、发扬了同样的保守论调,也是很自然,很顺理成章的。所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百多年来史学界对于光荣革命的成见牢不可破并非无因,而在三百年后的今日要为这场革命正名、翻案,还它一个公道,还是得靠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学者,那恐怕也并非偶然的了!

  

  五、现代革命的本质

  

  那么,既然历来公认为最平和、顺利的光荣革命是如此,难道所有现代化转型都必然是激进、流血、断裂性的吗?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最自然不过的问题,平克斯提出了他第三个核心观念,即现代革命并非由政府的压迫而产生,它不是“义民反抗昏君,推翻暴政”的故事,反而是由改革本身所触发的冲突所造成。在这崭新的解释框架中,光荣革命和其后法国、俄国、奥斯曼帝国、中国等等的革命并没有基本分别,它们都是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要经历的相同阶段。

  为什么改革反而会导致革命?平克斯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关乎政治、社会体制的基本改革必须经过酝酿、讨论阶段,而且必须以当权政府承认现行体制的基本不足为前提,这样就会为社会上各种本来被压制的势力提供在群众之间宣传、煽动其见解的空间,甚至提供了动员群众将各种理念(包括与政府截然相反者)付诸实际行动的机会。这样,自然就有可能瓦解原有政治秩序,引发全国性冲突,当政府失去控制的时候就会出现革命。光荣革命基本上就是由詹姆斯的“法国现代化模式”与辉格党和保守党合流之后的“荷兰现代化模式”两者之间冲突所产生。同样,在辛亥革命中有“保皇党”与“革命党”或曰立宪与共和两种不同改革主张的冲突,俄国大革命中有克伦斯基政府、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中有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的竞争等等此外,一九○八年的土耳其革命、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和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也都可以说是民间所追求的现代化模式战胜了当权政府的模式所造成。

  不过,另一方面,平克斯也强调,现代化改革并不一定就导致革命,其关键在于政府本身的健全程度和控制能力与社会自发性力量的强弱对比如何。他特别指出,像瑞典、丹麦、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或者明治时代的日本都经历了现代化转型,但并没有发生革命:在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会有不同模式的冲突、竞争,革命却并不是必然的。

  

  六、余论

  

  《一六八八:第一场现代革命》是一本充满热忱、动力和反叛性的,令人兴奋的新书。在它五六百页篇幅中,几乎到处都予人以破惑发覆,新义层出不穷的印象,然而它的注释却又是如此铺天盖地,无懈可击,无怪乎拜林要发牢骚说,此书是“过分撰写,过分征引,不断重复……它的论证重复了那么多遍,我们不免要因为被催眠而接受它了!”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在辛亥革命百年祭的前夕来读这么一本大书,自然又别有滋味和感慨在心头。近二十多年来,有感于中国近百年现代化道路之曲折坎坷,从而追本溯源,质疑辛亥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谓不绝如缕。他们虽然未必明言,但有意无意之间,往往流露出心底里的一种疑问和诉求:为何中国的革命就不能够像光荣革命和明治维新那样的理性、完美、顺当?是不是中国人太冲动、激进、缺乏远见,白白丢掉了循序渐进,立宪改良的机会呢,还是有什么别的理由?

  平克斯这本巨著不可能完全回答我们的疑问,但至少它可以很有力地说明一点:现代化转型要改变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习惯,要改造整个社会的机构、体制,所以它不是请客吃饭,往往不可能避免流血、斗争、混乱,也就是需要经历货真价实的革命,即使那么成功的光荣革命也不例外。它的平和、顺利、凭借共识只不过是两百年来政治家和学者所共同塑造的表象而已,现在是面对历史真相的时候了!思念及此,我们也应该可以对辛亥革命,以及对为此革命前仆后继的许多先烈感到释怀了吧!

  当然,我们心目中还有一层更重要的疑问是这本书没有提供答案的:仅仅就政权的转变而言,辛亥革命事实上和光荣革命几乎同样迅速。然而,光荣革命所产生的临时国会(Convention Parliament)为什么竟然能够在那样急迫、仓猝、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在拥戴威廉登基之际,未经激烈争辩、讨论,就提出了如“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那样成熟、合情合理、思虑周详的条件要求新君接受,而这也就顺利地成为日后宪政稳定发展的基础呢?反过来看中国,则辛亥革命之后政局仍然是动荡不安,斗争不息,直到四十年后才初步稳定下来,而此后还要再经历了三十年的失败尝试和激烈争论,这才终于走上较为平稳的现代化道路。这比之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的发展实在是迂回曲折太多了,其差别又从何解释呢?

  当然,尽人皆知,这和二十世纪初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国际形势有关,而中国人口和幅员之辽阔,也使得重新建立有效政府备加困难。但这些都不必在此讨论,我们要提出来的是往往为国人忽略的第三个因素,即英国长远得多的宪政与革命传统。从远的来说,《大宪章》和议会(Parliament)这两个体制从十三世纪出现,至十七世纪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和发展。从近的来说,第一位斯图亚特君主詹姆斯一世和议会的对抗是从一六二○年开始的,它后来发展成长达二十年的清教徒革命 (一六四○至一六六○),那是个大混乱时期,其间发生了国王与议会的激烈抗争;双方两度内战;国王受审和被处决;长逾十年的议会当权和“护国君”克伦威尔执政,最后则以查理二世复辟收场。换而言之,英国的十七世纪“大革命”实际上延续了足足半个世纪(一六四○至一六九七)以上!因此,应该承认:光荣革命实际上是“大革命”的结束而非开端,它一方面继承了英国的政治传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英国人从此前半个世纪革命历史中所得到的惨痛教训,故此能够迅速带来较成熟与合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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