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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中国大陆该向台湾学什么?

更新时间:2012-01-15 17:30:03
作者: 杜维明 (进入专栏)  

  

  儒家学者杜维明说,台湾社会的软件值得中国大陆学习,例如公车、捷运上的“博爱座”,人们讲话温和,没有暴戾之气,服务业水准高,富而好礼。多元的公民社会也是民主的土壤。

  台 湾总统大选在即,引发中国大陆民众广泛关注。学台湾经验是一种共识,但该学什么,却众说纷纭。从北京来香港讲学的儒学思想家杜维明周前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 说,中国大陆尚没有台湾那样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称民间社会),这或许是大陆目前最需要的,公民社会要多元化,没有多元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民主。他从宗教、文化认同谈到公民社会,认 为公民社会离不开群体和批判的自我意识,当然必须落实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杜维明先说了个关于汽车的故事。没有汽车的国度,当然不受汽 车废气、车祸等的困扰。一九七一年美中关系解冻、首批美国官员抵达北京,周恩来把满街的自行车说成是国家“健康”的标志,“既不污染空气又锻炼了人民体 魄”,说得美国人连连点头称是。然而,二十年后中国人毫不犹豫,实是争先恐后地向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告别了,更自夸满城汽车是“生机勃勃的进步”。

  杜维明是在一九七八年开始回大陆的。他说,那时大家都在讨论台湾经验,台湾是四小龙,可以学习台湾发展经济的经验,即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出口导向。到九十年 代,大陆经济腾飞,反而觉得台湾应该学习大陆,不管是贸易还是旅游,似乎大陆都在接济台湾,不过仍觉得台湾的政治经验可以学习,就是政治民主化问题。台湾 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可以把陈水扁抓到监狱里去,对李登辉也可以当面指责,每一个人都觉得有言论自由、知情权和直接问政的资格。

  杜维明 说,中国大陆当年还嘲笑台湾“用廉价劳力换取外汇”的出口导向经济政策,嘲笑台湾的娼妓色情业,嘲笑台湾的公害、拆迁纠纷、黑金政治等。现在不再嘲笑了, 因为中国大陆自己也“进步”到了能产生这些毛病的阶段了。但大陆人民仍开心地嘲笑台湾立法院打架的事,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那些厮打场面,意图透过展现台湾 民主的“丑陋”场面证明民主有害,从而箝制中国民众的言论、集会及其他民主必备的诉求。由于舆论工具的垄断,这种宣传是有效的。每当有台湾人向大陆人谈起 台湾民主进步的成就时,不服气的大陆人便以此丑陋场景相讥:不就是在立法院演出全武行吗?那叫啥本事?

  杜维明认为,文明达到一定的开放程 度,才会出现在民意机构打架的暴力情景,其实这些举措很少导致伤人的后果。他说,台湾好像有甚多乱象,“我记得这种在议会中的打闹,是朱高正从德国学的绿党媒体策略,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只要成为媒体关注中心,作为反对党就会有影响力”。朱高正在德国以研究康德哲学为题目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还对中国哲学有极大的兴趣,绝不是一般的不讲原则的政客。在立法院打架,自己演、群众看,已成为一种立法院的观众习以为常的表演。杜维明说,对台湾的嘲笑有种反讽的意 味。历史向前推进,而“完美有序”的专制制度走到尽头,“乱糟糟”的民主制度代表人类未来,这是规律。无论怎样仇视民主,民主这条路是躲不开的。如果中央 电视台全程直播台湾立院的会议实况,让人民看看,除了那不到百分之一的打架过程外,他们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做些什么?对一些没有代议经验的人们来说, 是大开眼界的。

  杜维明认为,在民意机构里打架是民意代表对其权力的滥用,但这种滥用的存在,说明这个社会有了“民意代表”的实质,就好像 汽车交通事故的发生,说明这个社会有了汽车一样。中国大陆仍处在不知民意该如何表达的阶段,人大代表目前还不是真正的民意代表而是“官意代表”或者“官准代表”,他们当然不敢在议事场所放肆。于是中国的人代会场的秩序经常有平和的假象,这秩序注定要被历史淘汰。再进步若干年后,中国必定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 民意代表和民意机构,到那时中国人才能欣赏到民意代表在会上打架这种真正的“新生事物”。

  

  台湾维稳靠健保

  

  他说,现在大陆在文化、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出了很多问题,先看看社会文化方面,一是社会整个设置是否便民,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指社会维稳。但为什么台 湾能“稳”,是因为它的全民健保政策。以前很多在海外闯荡的人现在都尽量想找到台湾的身份证、注册证,想回台湾,重新变成台湾的一部分。虽然全民健保政策 有可能像美国一样难以维持,但现在确实很完善很便民。再有,就是台湾的公共设施,不管捷运、火车,都非常便利,衣食住行都很方便。

  杜维明说到台湾社会的软件(软体)。他说,在台湾坐火车,虽然很挤,但留给老人孕妇的座位是不会有人坐的。人与人之间,比如问路讲话,就比较“温”,台湾人没有大陆财大气粗的暴戾之气,大陆文革之后那种与天斗地斗人斗的“斗”,在台湾只限于蓝绿的政党政治,十多年前党内党外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时,怒骂甚至动手的例子确实不少;但到现在已经可以坐下来谈了,这些都体现出台湾的政治文化越来越成熟。特别难得的是,去一家餐厅吃饭或去商店买日用品,台湾的服务已接近 日本。台湾也已慢慢走上富足而好礼的路,富庶而好礼仪。大陆去台湾的游客中,都会感觉到台湾人比大陆人要文明礼貌多了。

  杜维明说:“大陆社会要学台湾,首先是让宗教蓬勃而又健康。现在大陆的基督教发展很快。有趣的是从利玛窦到今天,很多传教士来大陆,也有很多大陆人成为基督徒,但很少有世界级的神学家造访。我想,要找些好的神学家来对话是很难的。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却没有基督教神学上的大师大德,从而使得一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并不了解基督教深刻的精神内涵。”

  他认为,台湾对于宗教很宽容。宗教在台湾相当蓬勃,特别是佛教。他说:“台湾有很多佛教大师,有星云,还有刚去世的圣严。圣严在日本读明代佛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来美国找我,我替他做翻译,后来他成为传播佛法如此重要的人物。再有,就是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在大陆就找不到这样高深的大师,有些宗教局的官员就坦率表示,赵朴初去世后,很难找到有学养的高僧和居士。传播佛法的人不少,但像台湾这样世界级的大师就很少。”

  他谈到大陆当局对道士,比如一贯道的态度。他说,一贯道在大陆以前被视为邪教,后来中央研究院一批人类学家作了一番详尽研究后,它完全合法化了。一贯道目前在台湾的资源很多,至少有一百万人,力量不可小觑。可以说宗教在台湾的地位很高。

  

  对宗教必须宽容尊重

  

  杜说,大陆处理宗教问题,从法轮功,到现在的藏传佛教,再到现在所谓疆独问题,很明显的,就是领导者对宗教没有敏感,甚至无知而傲慢,根本没有体验,甚至麻 木不仁。杜维明说:“对有信仰的人,外界用物质诱惑,或用政治压力整治,甚至用军事镇压,都不会有效果的。历史上最好的例子,就是只有几十个门徒的基督教能把罗马帝国打垮。我认为,如果汉藏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出十个甚至一百个‘法轮功’。”

  杜维明说,北京大学成立了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院有一个“文明对话中心”,他的基本的构想是,把一个文明对话的中心,办成一个学术性的高等对话中心,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思想家和中国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家在同一平台上对话,增加对宗教的认识和了解。

  接着,杜维明又谈到文化认同问题。他说,文化认同就是对他者的尊重。要真正理解“和”,和而不同,如果同的话就无所谓“和”了,“和”的必要条件就是 “异”。比如说广州人煲汤,需要文火和各种不同佐料,慢慢煲才能煲好。其实“和”的观念来自音乐和弦,多种乐器一起奏鸣。若以“同”的观念达到“和”,这 是一种虚伪、肤浅,更是欺骗,没有人真正能“和”了。

  他说,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更不要说了解和认识,这是一种无知和傲慢。这背后是肤浅的现代人的霸道,即汉族要帮助少数民族实现现代化,要帮助他们脱离奴隶社会走进现代社会,这种观念非常流行。让人欣慰的是,如今很多大 学生已开始意识到,去西藏,能从西藏的佛教高僧身上学到很多,欣赏他们的艺术,学习他们的智慧。但是政坛官员这方面的敏感度还不高。

  杜维明说,公民社会的出现一定要多元化,没有多元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民主,目前大陆缺的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在西方语境中是civil society,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学者Edward Shils曾经写过一篇长文,专门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是儒家的“士”,认为civil society的老祖宗是孔子。后来Shils退休前在芝加哥开论坛演讲,说civil society的出现,最重要的三点是:文明而不是野蛮,文而不是武,民间而不是政府;而孔子充分体现了这些精神。

  杜维明说,Shils 认为,要了解今天意义下的知识分子和儒家提出的civil(民间)的关系。杜维明就此写了系列文章,讲到今天意义下的知识分子,只有儒家传统中的“士”才 最相契。一个有趣的故事:毛泽东学英文,一次问王海容,英文的“知识分子”是什么?英文的“知识分子”就是intellectual。这词来自俄文,原词 是指沙皇时代认同法国擧蒙、抗议政府那一批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从俄国模式看,一定要反政府,或至少要有对既得利益的抗议精神。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义特别来自于“自由主义”,就是要和政府区分开,不然就觉得出卖了知识分子。实际上,做了官就不是知识分子,世界上可能只有俄罗斯才是这样。法国沙特是知识分子,他反政府反得很厉害。法国著名作家安德列·马尔罗(Andr赌 Malraux),曾任戴高乐时代法国文化部长。哈佛教授能被美国政府请去做顾问,做助理国务卿。在德国,所有的教授都是政府聘用的,其官位和政府的官位 相配。儒家的传统更是这样,中国的“士”就是今天意义下的知识分子,也是重视政治、参与社会的一批人。

  杜维明说:“谈到文化中国,有几个 重要的现代社会必须存在的中间领域,包括政府、企业、媒体、学术界,及各种不同的职业团体,这些中间领域一起对话的时刻到了。我关注的是怎样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不关心文化,以不懂文化作为标签,以此证明自己是自由人,这是很可怕的。”

  他特别关注杭州。杭州市政府把 西湖扩大了三分之一,他们要把杭州建成休闲之都,除了精致,还要强调大气开放,要凸显杭州的文化素养。“我建议他们,杭州出了那么多大文豪和国学大师,还有民族英雄。在杭州,知道岳飞的人很多,但知道国学家马一浮的人却很少。浙江大学成立了儒商与东亚文化研究中心,第一次开会时我们请了一些企业家来,在蒋庄的马一浮纪念馆一起读《大学》。

  

  杭州胜过北京之处

  

  杭州要把各个领域的力量动员起来,现在杭州市办了个电视节目叫《我们的圆桌》,让企业、政府、媒体、学界的人坐下来谈日常生活,论述了很深刻的问题。所以,杭州的横向沟通非常到位,但要在北京这样做却很难。”

  杜维明来香港参加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讲题是《面向二零一八的儒学》。他希望二零一八年世界哲学大会能在北京召开,“大会在哪儿开,就以当地语言作官方用语,宣传品都要用中文,这是很重要的发展”。■(实习生毛莹、姚舜整理录音)

  

  杜维明小档案:哈佛大学研究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一九四零年生于云南昆明,祖籍广东南海。当代儒学思想家,六一年毕业 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翌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就读,获博士学位,曾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八一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曾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 席、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八八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九六至零八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自大学本科即以研习儒家哲学为终身志业,提出“文化中 国”、“擧蒙反思”、“对话的文明”及“多元现代性”等,是当代学术界最具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著有中英文著作近三十部。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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