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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安军:美国现代司法审查的兴起

更新时间:2012-01-14 09:03:28
作者: 雷安军  

  

  【摘要】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司法审查是司法审查发展的现代阶段。早期阶段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一种对抗立法暴政的革命行动,是一种政治色彩极强的行为。在马歇尔法院的推动下,司法审查由早期阶段进入了传统阶段。司法审查被赋予了浓厚的法律色彩,成为法院日常工作的一部分。19世纪末司法审查进入了转型阶段,法院用实体性正当程序去审查规制经济领域的立法。转型阶段预示了现代司法审查的到来。宪法和司法观念的转变、1937年的宪法革命和沃伦法院的推动共同促使了现代司法审查的兴起。现代司法审查的特征是对美国政治生活中司法部门的立法地位更为明确地接受。司法性立法被认为是法官无法推却和非常必要的职责。

  【关键词】美国司法审查;现代司法审查;司法审查权

  

  引言

  

  30年来,我国学界对美国司法审查的研究逐步增多,对一些问题如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反多数难题[2]等有较深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个较大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司法审查似乎自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以来就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很多研究采用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未能从思想史和制度史的角度梳理司法审查理念和实践的发展。这体现为基本史实不清楚,尤其是关于司法审查的确立、发展阶段、性质的变化等方面的史实不清楚。本文将对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变迁进行研究,意在揭示现代司法审查是如何兴起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界对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缺陷。

  司法审查自殖民时代萌芽,联邦宪法通过以后破土,马伯里案之后成长,延续至今,经历了两百多年。像任何人类制度一样,司法审查制度随社会变迁而演变。现代司法审查是20世纪兴起的,它是司法审查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而出现的。[3]

  

  一、从早期司法审查到传统司法审查

  

  在美国联邦成立早期(1789年—1803年),无论在联邦层面还是在州层面,认为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的观念已经成为主流,并受到立法部门的认可。虽然人们对于该权力行使的情况(比如依据宪法条文还是依据自然法原则)、范围等问题还有争议,但司法审查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已经发展起来了。[4]

  不过早期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重大的政治行为,是充满反抗暴政意味的政治事件,是革命的替代行为。因此,法官们认为该权力的行使要尽可能少,只有违宪是明确的、清楚的,法院才能使用该权力。艾尔德尔是联邦最高法院主张司法审查权的第一批法官之一,在采用联邦宪法之前他就主张这一点,他当时是贝阿德诉辛格尔顿一案[5]的主要律师,当时站在激烈主张北卡罗来纳州法院有权通过审查宣布州法违宪的一方。在考尔德诉布尔案[6]中,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主张法院有司法审查权。我们也看到最高法院称这项权力具有“可怕的性质”,除了非常明显和急迫的情形外,千万不应诉诸这项权力。埃尔德尔的观点代表了早期司法审查的特点。

  而马歇尔首席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7]中所做的不是第一次宣布司法审查,而是改变了司法审查的性质:由震动社会的重大政治行为变成司法机关的日常行为,司法审查由政治制度演变为政治与法律制度。由此,在马歇尔首席大法官的推动下,司法审查发展到了传统阶段,即传统的司法审查。传统司法审查的“显着特征是其假定宪法是可知的—宪法有实在的、真实的意思,并且如果对其进行正确的解读,人们能知道宪法的含义;宪法是实体的—它建立的原则是足够确定的、清楚的,以至于其能作为法律规则而不仅仅是作为模糊的一般概念实施。司法审查仅仅使得宪法规则优于任何与之矛盾的立法或行政行为”。根据这种宪法解释观,宪法客观的含义是存在的。这个客观的含义也是人们可以发现的。法官根据正确的解释规则,可以获知宪法的客观含义,并能找到宪法问题的唯一正确解释。这种特点在汉密尔顿和马歇尔论证司法审查时得以展现。法官通过解释宪法,发现国会制定法与宪法不一致时,可以宣布制定法违宪无效。这种论证的逻辑是:不是法官说制定法无效,而是宪法说制定法无效,法官无非是将宪法的客观意思表示出来而已。事实上,美国联邦成立之初,美国社会存在大家都接受的法律解释规则。[8]根据这种解释规则,法官能客观地解释宪法,寻求宪法的真意。故传统的司法审查就是法官将宪法适用于案件的客观过程。即便国会的制定法被推翻,那也是因为宪法高于制定法,人民高于国会,而不是法院高于国会。

  

  二、从传统司法审查到转型司法审查

  

  传统的司法审查经历了转型阶段后,被现代司法审查所取代。在传统的司法审查制度中,法院与后来法院的区别不是他们讨厌主张司法特权。区别在于前者的司法权观念受制于对宪法文件的忠实解释,并且法官们在共和的公共观念的范围内活动,这种观念使得司法审查的立法形式不可知。传统的司法审查强调法官仅仅是在“适用”宪法,而在后来的司法审查制度中,法院则更为大胆地主张司法审查的立法形式,法官不仅仅是在“适用”宪法,而是在“创造”宪法。

  19世纪是美国逐步迈向工业化的时代。社会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要求强大的政府权力支撑。立法权和行政权都逐渐扩大权力的范围。作为与立法权、行政权平等的司法权,也渐有扩大之趋势。这也是卡佩莱蒂所说的,司法部门成长为与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平行的“第三巨人”,[9]以达致权力的平衡,满足社会的需要。由此,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权渐渐扩大。作为司法权一部分的司法审查权也逐步扩大。司法审查权的扩大不仅表现在审查范围的扩大(如对经济领域管制的全面审查),更表现在审查方式的深刻转变:不仅审查立法的合宪性,而且在自然法的前提下审查其合理性。因此,司法审查进入了转型阶段(1890年—1937年)。

  内战扩大了联邦的权力,司法权也进一步扩大。在马歇尔时代,司法权被用于巩固联邦,而战后司法权被进一步用于强化联邦。施瓦茨认为:“蔡斯法院行使的是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均已被确认的审查权。到战后时期,对于法院审查法律合宪性的权力已经没有什么疑问。最高法院可能在内战前很少行使审查国会法律的权力,但州在许多案件中行使了这一权力,而且被主要教科书的作者和其他法律评论者不加质疑地接受。甚至斯科特案的批评者都没有争论司法审查的权力;他们的责难指向的是最高法院判决的实体。”[10]“战争不仅肯定而且加速了强力联邦政府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已成为我们宪法发展隐含的主题。”[11]从行使司法审查的情况来看,坦尼法院(1836年—1864年)宣布了1项联邦法律违宪,蔡斯法院(1864年—1873年)宣布了10项联邦法律违宪,韦特法院(1874年—1888年)宣布了9项联邦法律违宪,司法审查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内战带来的是联邦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扩张,在美国的制衡分权体制下,一种权力的扩张会带来其他权力的扩张,否则制衡分权体制就不能维持平衡。法院也慢慢从斯科特案的阴影中走出来,运用司法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进行制约。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联邦层面司法审查权行使的次数明显增加。

  “19世纪末见证了司法审查实践的深远变化。内战以后,异议者开始反映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在法律职业者中被持有,并渐渐地应用于法院的决定。这种观点将司法审查变成不仅是对宪法的扞卫,而且是对自然法(或者更为精确地说是自然权利)的扞卫,最重要的是对财产权利的扞卫。在此理解下,司法审查不再是作为对宪法中的大众或民主意志的司法实施而被扞卫,而是根据《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汉密尔顿,它不再是判断而变成了意志”。[12]随着早期自然正义司法审查通过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复活,最高法院成了私人财产的积极扞卫者。当然,这种转变也是对传统阶段中坦尼法院将公共利益置于私人财产之上的一种反动。仔细研究美国的司法审查史,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一正一反、一张一弛的现象。

  在这个阶段的司法审查中,最高法院(被法律职业群体的广泛支持)采取了一种受自然法支持的关于财产权利的特别理解,就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在这个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它从1890—1937年宣告了52项联邦法律违宪,这些联邦法律很多都试图规制经济事务。这种转型主要是通过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引入来实现的。

  洛克纳案[13]是分水岭案件,标志着最高法院将实体性正当法律程序广泛地用于审查规制经济的立法。佩卡姆大法官代表法院发布多数意见认为:对于自己的事务签订合同是个人自由权的一部分,受到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保护。纽约州的法律是否属于州行使治安权范围需要法院进行审查。法院审查州治安权是否公正、合理和正当地运用。经过审查,佩卡姆大法官认为纽约州的法律超出了治安权的界限,其目的不是保障人民的健康而是对私营企业中雇主和雇员的劳动时间进行规制,州法会干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关系,影响到雇员的工作时间,该法律的真实目的不是要保护健康,而是要让州成为个人的监护者,纽约州的法律违反宪法而无效。哈兰大法官(怀特和戴伊大法官附议)的反对意见认为,无论州法是否是明智的立法,它都不属于法院审查的范围,法院并不关心立法是否明智以及立法的政策导向,法院仅关心州法是否能合法地实现其目的。该反对意见进而认为,在面包房中长时间工作确实会影响健康,故州法是合宪的。霍姆斯大法官发布了着名的反对意见,该意见首先挑战了多数意见的理论前提:宪法包含了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霍姆斯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并没有体现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社会静力学理论,而且一部宪法也并不意图实践一项特定的经济理论。”继而,该意见认为,“只有一个理性且公正的人会承认该项制定法违反已经为我们公民的传统和法律所理解的基本原则”时才能被认为违宪,但本案中纽约州法没有如此。[14]

  哈兰大法官的异议坚持的还是传统的司法审查,即审查立法的合法性而不是合理性。霍姆斯大法官的异议尽管反对佩卡姆大法官的多数意见,但二者都主张审查立法的合理性。不过,“尽管佩卡姆和霍姆斯大法官都阐明了一种合理性的检验标准,但二者在运用合理性标准的方式上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佩卡姆的法律意见表明,被质疑的法律的合理性必须作为客观事实由法官根据自身独立的判断来确定。在判断洛克纳案的法律无效时,最高法院实际上用自己的判决代替了立法者的判断,认为该法律与治安权可以合法地实现的任何社会目标之间没有合理的关系。作为要由法官自身加以确定的一种客观标准,有关合理性的解释渗透在洛克纳案的法律意见中”。霍姆斯却认为,评判的标准不在于我们是否认为该法律是为了公益,而是一个理性的人是否会合理地持有那种信念。如果一项法律的性质和影响是有争论的,那么立法机关有权作出自己的判决,而且就立法机关已经决定的问题来说,法官们个人的观点不应当取代立法机关的判断。……对霍姆斯来说,标准就是:理性的立法者是否会认为该法律是达成预定目标的合理的方法。[15]

  洛克纳案是转型阶段司法审查的显着例子。借助实体性正当程序,最高法院积极行动,在1890年至1934年间,最高法院根据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驳回了近200个州行政法案,[16]并且宣布了大约61件联邦法律违宪,其中大部分依据的是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

  与传统司法审查确立的合法性审查标准不同,洛克纳案确立的司法审查标准实际上是审查立法的合理性。“按照这种方法,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自由地推翻任何规制经济事务的法律。这种权力似乎就是意志的事物—立法,根据《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的词语,而不再是判断、裁断或解释”。[17]这个阶段的司法审查一方面仍然具备解释宪法、适用宪法的外衣,另一方面则审查立法的合理性,决定社会的政策并进而造法。布丁激烈地批判这一时期的司法审查背离了司法审查的本意,使法院过多地介入到立法者的事务中。[18]而赛耶在1893年发表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一文中,认为法院有司法审查权,但其行使范围要受到限制。“在司法机构确实有权的情况下,其权力的全部范围就是,为了决定被适当提交给法院的诉讼问题,判决有争议的特定权力之行使是否为宪法所禁止”。[19]因此,法院行使的应当仅仅是审查立法的合宪性,而不是合理性。赛耶的司法审查观念还停留在传统阶段,即司法审查使用的场合很少,并且其范围也应该很有限。“既然法官控制并纠正违宪法律的机会如此有限,那就可以理解为他们在获得这种机会时的控制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20]赛耶的反思不过反映了其对传统司法审查的追思。但这种对传统司法审查的认识,在转型阶段渐渐被法院在正当程序方面的实践突破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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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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