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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纪念辛亥革命,首先要把历史搞清楚

更新时间:2012-01-07 23:55:58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资深媒体人马国川围绕“辛亥革命”这一主题,访谈了周有光、李泽厚、余英时、许倬云、杨天石、朱维铮、袁伟时、萧功秦等十二位著名学人,整理成这本《告别皇帝的中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书中各篇对话思考深刻,视野开阔,既展现了各位学者的积学定见,又不乏争鸣论辩。

  

   “如果不肯自己改革,别人就要起来颠覆你”

  

   马国川:甲午海战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各界人士,包括像光绪皇帝和他周围的一些人,积极主张变法维新,于是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

   朱维铮:戊戌变法是突如其来的,因为“老调子已经唱完”,原来的日子混不下去了。“瓜分豆剖,渐露机芽”,列强提出来要瓜分势力范围。光绪皇帝和他的支持者要变法。当时慈禧已经还政光绪了,不好出来干预。慈禧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物,她对周围的那批人说,让他去闹,闹几天再说。这是我们中国一贯的思路,不仅仅是戊戌变法,从汉朝以后,有人要改革,其他人都是这种“看热闹”或者“秋后算账”的心态。

   马国川:有人在干事,有人在看热闹。最后失败了,再收拾干事的人。改革者总是难有好下场。

   朱维铮: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可是他没有多少具体办法。变法要有一个总纲,找不到,结果非常奇怪地拿来了三十年以前冯桂芬写的《校邠庐抗议》。冯桂芬本来是一个进士,太平天国的时候逃到上海,当过上海翻译学堂的总办,开始了解西方,写了这部著作。《校邠庐抗议》其实就是洋务运动的设计书,非常具体。光绪皇帝就叫荣禄赶印了《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分发给中央政府六部和地方督抚,要求每一个衙门都根据《校邠庐抗议》和自己衙门的实际状况,提出改革意见。如果违抗变法,就要把衙门裁撤。为了自保,每个衙门都非常认真地做了。在戊戌变法结束以前,有关改革的奏折多达两百多万字。

   马国川:从嘉庆到道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满清“以满驭汉”的旧例不断被打破。

   朱维铮:确实,汉族大臣的权力比过去大了,总督巡抚地方势力也加强了,尤其在南方,在湘淮军阀的势力范围里,满人要做总督、做巡抚的话,也要得到当地汉族士绅的支持。所以,戊戌以后朝廷的倒行逆施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慈禧就采取一个非常机会主义的办法,支持义和团,没有想到又招来八国联军,把整个朝廷赶跑了。慈禧太后和她的丈夫咸丰皇帝在清朝创造了两次丢失首都的纪录。

   马国川:一次是英法联军把咸丰赶到了承德,一次是八国联军把慈禧赶到了西安。

   朱维铮:慈禧不得不在逃亡的路上下诏要变法。她挟持了光绪,但是光绪始终不说话,慈禧就用光绪的名义“变法”。后来派李鸿章和八国联军谈判,谈判的一条底线是,允许不允许清朝现政府继续存在,说穿了就是慈禧集团,连同慈禧本人是否必须下台?八国联军谈判的条件,除了赔款以外,还要求清朝政府必须改革。这一条虽然没有正式写进和约里,但是研究近代史的人都承认有这样的协定。所以,慈禧为了自保,除被迫将煽动义和团的满汉大臣罢官,流放乃至处死外,又被迫在西安下诏变法,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交部。后来又废除科举,不再读四书五经,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可以当官。在废科举的同时改学制,兴办新式学堂。废科举制就把中世纪王朝的基础给弄垮掉了。

   清朝政府这么一搞,就等于自毁满清君主独裁的政体。所以我认为,1900年以后清朝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后来慈禧太后不是公开宣称“量我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

  

   清政府变成了所有人的敌人

  

   马国川:慈禧在庚子之变后推动改革,1906年甚至提出“立宪”,为什么没有成功?

   朱维铮:立宪不过是做一个姿态,预备立宪原来规定十五年,后来被迫改成九年。为什么说立宪是假的呢?因为慈禧虽然口口声声搞立宪运动,可是连通缉康梁的命令都不撤销。而且在宣布立宪的时候,又增加悬赏,购买他们的头颅。

   马国川:当时梁启超在海外宣布愿意拥护立宪,还搞了一个组织“政闻社”。

   朱维铮:那个组织主要是和同盟会对立的。梁启超明明是帮慈禧,可是有一个政闻社成员要求实行立宪制时间改为三年,慈禧太后竟然马上把他处置了。这就足以证明,慈禧没有一点诚意!你起码要容忍人家说说,连说话都不行,不是假立宪是什么?慈禧之所以在1906年匆匆忙忙宣布立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05年孙中山、黄兴以及当时光复会一批人在东京组成了同盟会。清朝政府急急忙忙宣布立宪,明白是对付革命党的。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假立宪。

   当然,立宪运动也产生了一些后果。各省开谘议局,尤其是南方的谘议局士绅就现身了。这些士绅拥护变法,也害怕如果不赶快改革,革命闹起来他们吃不消,所以他们这些人真的是想搞立宪。但是地方上的态度也不一样,各地争的是本省权力,所以当朝廷要实行铁路国有时,地方谘议局都反对,要求本省所有。这说明,这些人都是从本土利益出发,愿意回到戊戌变法。但是朝廷连这一点都不赞成。

   马国川: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还是对清廷抱有幻想,梁启超就鼓吹“开明专制”。

   朱维铮:1900年以后,对于清朝政府的垮台,大家基本上认为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梁启超拼命地支持预备立宪,还专门发表了长篇的文章呼吁“开明专制”。开明专制是欧洲早期提出来的,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很简单,就是“对上言仁政,对下言服从”,统治者要行仁治,老百姓要服从。

   马国川:梁启超当时拼命要搞立宪,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当时一个时代命题的应对之策,这个命题就是“改良和革命的赛跑”。改良要跑在前面去,不要让革命跑到前面去。

   朱维铮:对,梁启超就是害怕改革落在革命后面。后来章太炎为首的《民报》和梁启超为首的《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就集中在这个主题上。慈禧死掉,满清失去了一个主心骨;光绪死掉,立宪派失去了拥护的偶像。

   慈禧在世时,毕竟头脑还比较清楚,限制那些满洲的贵族子弟,不让他们胡来。可是1908年慈禧死了,光绪也莫名其妙地死了,摄政王是个软弱无能的家伙,满洲权贵的那帮无赖子弟开始任性胡来,内阁改组后变成了“皇族内阁”,都是纨绔子弟去占领那些位置。

   马国川:对于那些权贵来说,还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掌握权力放心啊。所谓的“皇族内阁”,其实是在民主大潮之下的“集体世袭”,纯属逆历史潮流之举。

   朱维铮:清廷自己拆穿了立宪的假面目。这么一来,地方士绅就彻底失望了,有些士绅就开始和革命党拉关系。所以,不到三年清廷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在“文革”中因无聊而读历史,就很奇怪,为什么清朝把一个一个的机会都丧失掉了?把海军的银子弄去修颐和园,如果用来建立强大无敌的舰队跟日本打仗,就算失败的话,也算是有点贡献;戊戌变法,假如说不镇压的话,局部的改一改也比不改要好;扶植一个最落后的义和团,疯狂的仇洋行为除了把大多数真假“洋鬼子”推到了对立面,还有什么作用?《辛丑条约》让每一个中国人赔一两银子替慈禧太后赎罪,这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即使最愚昧无知的人也会感到气愤:你胡闹了半天,为什么让我们给你买单啊?对于清廷预备立宪,革命党人不满意,海外的康梁等保皇党人不满意,地方士绅也不满意,结果清廷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敌人。

   所以说,辛亥革命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长而又长的过程。

  

   “中国的改造只能够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

  

   马国川: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孙中山就开始从事革命了,但遭遇许多挫折。为什么孙中山的革命在那么长时间里都没有显著成效呢?

   朱维铮:当时搞革命的孙中山等人都是香港教会里出来的,接受洋教育,人们把他们叫做“洋鬼子”,没有什么人支持他们。孙中山从华侨那里募捐,收买一些帮会和新军,发动的武装起义都是在边缘地区。孙中山、黄兴等组织的十二次起义,除了最后一次黄花岗起义比较壮烈,影响比较大,其他都没有什么影响,在清朝看起来不过是“癣疥小疾”。当时革命党里也有争论,一部分人主张先搞长江流域的革命,孙中山唯恐脱离他的控制,不赞成。到了1908年,实际上原来组成同盟会的三个组织已经分裂。光复会首先独立,组织暗杀,给清政府很大震撼。它也联合帮会,组织起义。华兴会则开始联络湖南、湖北的新军,这些新军受过新式教育。

   当时的局面是,孙中山在两广一再组织起义,陶成章则在江浙策动帮会起事,宋教仁在华中鼓动新军起义。恰巧,武昌年轻的士兵造炸弹时失手爆炸,意想不到地引爆了武昌起义。当时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大部分部队都开赴四川去了,武昌兵力空虚,又碰上湖广总督瑞澂是个胆小的纨绔子弟,率先跑掉了。假如总督是张之洞或者袁世凯,武昌起义都搞不成。

   马国川: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一个小小的事件一下子引爆了全国性的反应,不到两个月已经有十八省宣布独立了。

   朱维铮:这就证明,清朝垮台正如摧枯拉朽一般。当时孙中山在美国,财政资源没有了,人力资源也搞得差不多了,听到这个消息还不相信。国内拍电报催他回国,他还犹豫呢。孙中山回国后被十八省代表推为临时总统,1912年1月1日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清朝维持不下去了,于是袁世凯趁机逼清廷退位,延续近两千年的君主专制至此土崩瓦解。

   所以,辛亥革命是在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完全想不到的时间,完全想不到的地点,突如其来地爆发,结果一下子清朝就垮台了。辛亥革命不是按照伟大领袖的“英明决策”进行的,根本没有战略部署。为什么看起来是那么高大的、维持二百六十多年的一个巨人突如其来就垮掉了?原来人们听到民国两个字都掩耳疾走,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觉得还是民国好?如果不从历史来说明的话,很难理解。

   纪念辛亥革命,首先要把历史搞清楚。不能够变成只歌颂孙中山,只歌颂孙中山开启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从个人来讲,要恢复他的历史面貌;从辛亥革命来讲,要恢复辛亥革命时候的真正的革命力量原貌,把历史梳理清楚。

   马国川:这些年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各种意见也都冒出来了,有否定的,也有肯定的。

   朱维铮:完全肯定的不稀奇了,是我们的主流。完全否定,我觉得不符合历史。一种代表性观点是“告别革命”,认为如果给予清王朝机会,是有可能立宪成功的。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尽管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现在没有人愿意中国再发生革命,但是,革命就存在于历史上,不承认也不行,告别不了。

   马国川:辛亥革命到底给中国留下一些什么遗产?

   朱维铮:辛亥革命的功劳很大,因为从秦始皇开始建立的君主体制,至明清时发展成君主个人独裁的专制主义政治形式,至此告一段落,以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是昙花一现而已。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是非常了不起的。

   其次,辛亥革命说明,中国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搞民主,这也是了不起的。

   还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有中国人提出来改造旧体制。中国人有力量可以搞民主。开始不过几个人,后来慢慢形成力量,形成一个政治运动,突如其来一个动作,一下子就变过来了。

   第三,辛亥革命证明,中国的改造只能够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当然也要争取外部的力量和支持,但不是由外部的力量来决定的。中国进入近代不是由于外国力量的推动,中国进入到现代也不是由于外国力量的推动。

   马国川:您怎么看从辛亥到现在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朱维铮:我的研究只做到五四,我把五四看作一个终点。共和国作为一个体制慢慢被接受,中国人要民主,最大的一次爆发就是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改变,到了五四运动,不仅仅是要求体制的改变,而且要求整个民族精神改变。这个改变至今还在进行。

   马国川: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有许多变化,也有许多地方在踏步。比如,至今仍然有些人将中国的前途寄希望于所谓的“开明专制”。

   朱维铮:这几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受损最大的是那些所谓先进国家。不搞政治改革、类似于所谓专制的那种国家反而能够比较快地度过危机,这大概是一些人推理的尺度。在我看起来,在历史上这种事例太多了,欧洲在搞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就认为专制比民主好。你看法国大革命搞得那么乱,后来恢复了帝制以后反而更好,拿破仑称帝后法国不是又强了?德国纳粹上台也是这样子,德国不是叫“国家社会主义”吗?有人就以为社会主义是好的,但是要国家控制。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太多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历史的最后结局,法国最后没有变成世界第一号强国,希特勒的纳粹最终也没有逃掉垮台的命运。苏联不是也一样吗?从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历经内斗,变成斯大林的个人专断,在二战中对德胜利似乎证明了没有斯大林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但斯大林死了,苏共想改革已晚,折腾了三十来年终于解体。所以历史是一个过程,很难说通过这几年看清楚,或者需要几十年、上百年时间来看。来源: 摘自《告别皇帝的中国》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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