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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运:顺服还是抗争——沦陷期的南京民间社会

更新时间:2012-01-01 23:25:28
作者: 张福运  

  

  原题:如何评判沦陷时期的南京民间社会——“抗争”与“灰色地带以外”的视角

  

  内容提要:沦陷时期的南京, 商贩群体突出的自利性与投机性及其贻害黎民的事实, 显示了“灰色地带”说的解释力。知识分子在 1940年后发生了或爱国或变节的分化, 但大多选择了表面妥协实则尽力维护民族利益的中间路线。底层市民的分化也很严重,介于中间状态的芸芸众生不久便完成从幻想到幻灭再到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真面目的转变;在非妥协即牺牲的两难选择面前, 他们外表顺服但内心充满仇恨。对后两个群体民族立场的解释,“抗争”论与“灰色地带”说均显不力。其实沦陷区民间社会恰似“致命的暗橄”,其中舍生取义的暴力抗争者为灵魂, 坚韧不屈的隐性反抗者构成其支柱和脊梁, 貌似混沌的中间群体聚成坚实的基座。

  

  有关沦陷区民间社会民族立场的研究, 代表性观点一是大陆流行至今的“抗争”论, 二是美国学者创立的“灰色地带”说。前者认定,除极少数甘心附敌的汉奸外, 沦陷区广大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其他爱国人士, 基于民族大义,为争取自由和生存权纷纷投入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抗日斗争中,并汇入全民抗战的洪流。①后者则认为,沦陷区民间社会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 并非绝对黑白分明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立, 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暖味性;中国百姓酰非“爱国”也不“卖国”, 而是处于中间的“灰色地带”。②

  

  沦陷区民间社会究竟是“怒火群山”还是“灰色地带”?为回应此问题, 本文选择沦陷时期南京民间社会为分析样本。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南京随后被纳入严密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统制体系,并因国民政府全身而退与共产党势力迟迟未有效介入,成为地地道道的沦陷区。同时,当地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驻地和“维新政府”、汪伪政权的行政中枢,民族主义成为最敏感的话题,民间社会的反应和立场因而具有典型性。为叙述之便, 本研究将南京民间社会的行为主体切割为知识分子、普通商贩和底层市民三个群体,试图从他们各自的主要历史活动中把握其民族立场。当然这种划分法并不周密。商业活动的盛行及经济统制下商家破产倒闭的常例化,决定了后两个群体之间存在身份互换的可能,且普通商贩的非职业活动与底层市民的日常行为相比也没有明显差异。此外,南京产业工人较少,群体特征并不明显, 将其合并于底层市民群体也是权宜之计。

  

  一 、普通商贩:利与义的失衡

  

  南京的商业色彩历来十分浓厚,商贩群体在民间社会中一直举足轻重。沦陷后大批失业人员转做商贩,规模更为壮观。金陵大学教授路易斯?史密斯的调查显示,1938年 3 月南京市从事商业活动的有 13500人,占本市全部从业人员的 67'so。①其后随着伪政权的建立和秩序渐次恢复,其他从业人员特别是公教职人员的比例有所提高,但 1940年商业全面复苏后,该群体的比重再度遥遥领先,成为民间社会职业群体的代表。此外, 该群体为易劳逸(Lloyd E, Eastman)“灰色地带”说关注的重点,而有关沦陷时期南京民族抗争的研究中则被回避@,这更说明解读其民族立场的必要性。

  

  南京沦陷后, 为满足民众日常生活品的需求,商业活动开始恢复, 且当时经商成为很多人唯一的谋生手段。起初商业活动以街头叫卖为主, 活动地点主要在“安全区”的上海路和莫愁路,所售商品囊括了“你所能想象的各种赃物”③,如衣服、被褥、布匹、餐具、家具、花瓶、铜器、床架、门窗等。安全区负责入魏特琳和拉贝均证实“大多数东西是抢劫来的”, 因为其间南京“根本没有生产”,“商品只是换换主人”。④或许这些赃物主要来自抢劫的日军或趁火打劫的暴徒,或许大多商贩只是为了生存被迫经销, 但这至少说明其道德自律性不强。

  

  此类活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商贩的生存压力与缓解了商品市场的需求压力,即魏特琳所言“自从(1938年)1月份以来,这个城市的人们就主要靠买卖赃物而生活”⑤,并带动了其他商业活动的复苏。出售赃物的摊点旁边不久便“冒出了许多新的茶馆和饭店”⑥,规范的店面渐渐取代了简易的摊位和售货棚并向其他街区延伸。1938年底太平路商业区开始重现昔日的繁华,“许多门面已安装”,“大部分正在出售日本货”,“许多年轻的中国女孩身着蓝衣白裙站在商店、餐馆门前, 吸引士兵们进入”。⑦ 在民族对立的背景下,经销日本货与招揽日本兵的特意安排,暴露了民族正义的缺失。

  

  在货源阻滞的现实面前与生存优先的法则下,对上述行为道义层面的要求或许不宜过高,但如失去这两个前提特别是以嫁祸他人或危及他人生存为代价的商业活动,就没有任何可谅解的余地。经营金陵女予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粥厂的商家,在国际委员会提供全部原料并保障其合法利润的情况下,仍然“没有给穷苦的难民充分的好处, 而是以难民饿肚子为代价赚了一大笔钱”。问题出现后,,“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 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

  

  对此魏特琳极为愤慨,认为“用刺刀很快地刺杀一个人比不给他食物而让他饿死可能还要人道一些”。这种情况并非特例。1938年初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检查时发现, 金陵大学、蚕厂、兵库署等难民收容所粥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克扣难民口粮、“大部分米被拿到收容所外面出售”等问题。从难民口中夺食的行为,即便在和平年代也不会被容忍;发生于民族灾难降临、国际友人出面组织赈济的背景下,说明商人的逐利本性既不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更不受民族大义观的制约, 此亦魏特琳所称“即使是战争和苦难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内心”。

  

  如果说这些行为因发生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商贩群体鱼龙混杂的沦陷初期不具代表性的话,那么 1941年伪政权为规范南京商业活动对商家重新审核登记并成立商会和同业公会后,该群体的行为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民族立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 沦陷中后期, 囤积居奇、黑市交易和走私贩运成为商业活动的主体,正常的市场交易也因商人抬价与反限价受到严重影响,即表现出浓厚的投机色彩。

  

  理解这一时期的商业活动,应首先把握其宏观经济环境。日军“以战养战”的掠夺政策破坏了沦陷区的物资供应链,造成1940年春夏之交和次年初南京接连发生两次大面积的粮荒。为此1941年4月南京市首先对食粮进行管制, 随后又将食盐、棉布、煤炭、食用油、煤油等生活必需品纳入统制之列。统制物资由日伪联合组成的南京地区统制委员会统一采购,再由各同业公会分配给下属商店行号经销,并规定售价不得高于配给价的20%。在日军疯狂的经济掠夺造成沦陷区物资匮乏、货源紧张的背景下,削足适履的物资统制不仅未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反而激活了商业投机。

  

  统制物资的稀缺性,决定了暗盘或黑市交易产生的必然性。陶菊隐所察“孤岛”的交易情景——烟纸店老板把配给烟藏起来暗盘出售,“轧油党”把轧来的平价油高价转售的现象,在同期的南京比比皆是。最紧缺的大米, 黑市交易反成为主体。南京市实行粮食管制后, 虽承诺定期出售平价米,但因主产区控制在日军之手,粮源稀少,“市民咸感无米可购”。偶尔放开的“官米”,不是霉变恶味, 就是糠壳稗砂俱全”, 黑市交易因而大行其道。米粮店内白天“一粒米也看不到”,只在“夜晚上货”,“仅仅下一两扇门板做交易”;价格随行就市,“目下一言为定, 早晚市价不同”,“甚至转眼间就涨了几次价”。

  

  连接黑市交易的走私贸易,因物资统制和限价造成地区间商品价差而获得发展空间。为追逐超额利润, 市区商户将食盐、煤油等配给商品私运到乡下销售。1941 年底南京食盐配售价每担 80元, 出城后“即可得200余元之高价,故南京盐商得盐不售予南京,市民仍须高价购自小贩”。往市内贩运的太米,由专职粮贩在乡间收购后化整为零,“托市民以不被限制之数量运人城内”。从上海贩运工业品、向其输出农产品的走私活动也十分红火, 其中利用沪宁铁路“跑五洋生意之小贩”一度“几占全部旅客之七八成”;贩运量很大,1943年底南京撤销车站轮埠检查时“下关车站每日出口之米不下 2000石”。

  

  为配合日方掠夺政策,1942年 3月汪伪以建立“独立”金融系统为名宣布“币制改革”,投机活动由此被全面激活。限期收兑旧法币之举,引发了疯狂的抢购潮并逼疯物价,以致这年 4月初不到一周时间南京物价指数就“腾达五成或六成之高”。①对此, 尚有存货的商家开始惜售,囤积现象出现。其后又因中储券滥发与货源更为稀少,“物价有涨无跌”,1943年初南京竟出现“销货之多者,反不若销路之少者有利可图”的现象,之后囤积风迅速蔓延。这年 5月《囤积主要商品治罪暂行条例》出台后,囤积风潮又转向地下并愈演愈烈,以致沦陷后期南京又出现囤货反比应市商品多的怪象。

  

  面对持续上涨的物价和日益吃紧的货源,商家不敢将货物轻易脱手,即便出手也要在售价中加进下次进货时的涨价部分, 并因涨幅难测又要加保险系数。如此辗转相加, 不仅物价指数被进一步拉升, 政策性限价也很快告破。起初因限价商品有限且检查松散,商家多以口头报价、隐藏标签,或仅以次等、过季商品应付市面等方式, 暗中抬高售价。1943年 10月南京市颁布更严厉的限价政策并将限价范围推至“商店行号一切货物之买卖交易”后,南京商人便开始公开反抗。他们先是纷纷关闭店号改做地摊,继续遭到打压后又与街头小贩联合起来, 四处“扬言脱货, 造成人心惶惶,以便利其哄抬售价”。

  

  货物囤积、黑市交易、走私贩运、哄抬物价等投机活动, 起于物资统制和,?币制改革”,根源于日军的经济掠夺。面对经济掠夺造成的物资匮乏后果,伪政权被迫实行包括限价在内的物资统制,此举反而激活了果市交易和走私贸易井为其提供了发展空间。“币制改革”与纸币的滥发, 造成物价持续上涨并加重了货源紧张局面, 商人不得不采取囤积和反限价对策。简言之,沦陷中后期南京商人的投机活动,既有自保的成分,更不乏逐利的动机,唯不见民族主义的考量。

  

  客观上, 上述行为冲击了日伪物资统制体系并加剧了沦陷区经济秩序的恶化, 但如果由此认定其打击殖民统治的政治意义,或者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论出发将其提升到民族抗争的高度, 就显得过于牵强, 因为至今我们没有发现南京商人主观抗日或支援前线抗战的任何证据。再者, 商业投机在冲击物资统制体系的同时也祸及黎民,它产生的交易和附加成本最终全部转嫁到普通消费者身上,从而加重了百姓负担并使其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发现,在投机盛行的日子里“除工商业者趁此机会混水摸鱼, 生财有道外,一般固定收入者,,无不叫苦连天,咸感为人难生存难”。 至于其加重沦陷区经济危机的作用,同样是一把对敌人和同胞都有伤害力的双刃剑,也不宜评价过高。

  

  总之,殖民统治、物资统制的整体格局与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经济环境, 制约了商贩的行为选择,其逐利动机和投机特征因而突显, 该群体也因此被贴上背信弃义、自私自利、发国难财的标签。站在社会道义和民族大义立场上,环境的制约并非投机钻营的借口, 自保和逐利也不能背弃义理;因为历史上不少富人一直维系着乐善好施、扶贫济难的优良传统, 众多商帮在努力打造公平买卖、取财有道的商业规则,民族危难时期商人舍利取义、共纾国难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在这个意义上,对沦陷时期南京商贩道义方面的要求并不过分,“灰色地带”说对其确有解释力;但推及其他社会群体, 该理论的不足也很明显。

  

  二 、知识分子:气节的弃与守

  

  知识分子历来是社会中坚和民族良心之所系, 其立场和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1927年以来, 南京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了知识分子不断聚散与重组之重地,当地知识分子群的动向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政治的风向标。验证“灰色地带”说的傅葆石 (Poshek Fu),所选对象即沦陷时期上海的作家和文人, 这进一步说明考察同期南京知识分子民族立场的重要性。

  

  沦陷初, 南京知识分子主要由部分未迁移大后方的学者、文人、研究人员和原中小学教师组成。当时因恐慌未除、秩序未定,教育研究机构基本上处于关停状态,他们大都混迹于民间, 对时局采取观望态度, 未显现出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直到 1940年初汪伪“还都”并于同年夏“恢复”中央大学和国立编译馆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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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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