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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更新时间:2011-12-27 12:45:49
作者: 高华 (进入专栏)  

  

  编者注: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教授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高华教授是爱思想网历史学科授权专栏学者,本网站表示沉重哀悼,并发布高华教授最后公开发表的遗作,与读者共同缅怀。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渡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的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决非是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纵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姐姐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与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的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于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一、「以蒋来拒毛」

  

  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1]。1949年,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这场熊熊大火让两百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当年的台湾,落后贫困,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尤如惊弓之鸟,人是来到台湾了,可是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就拿到一纸国民证,其它什么也没有。当局对离职的士兵,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另发560元老台币,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用席子卷人埋了(王书:页24)。

  上岸的人登记用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着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这在大陆是无法想象的,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还可以让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遭1949年的大变,不会不思考。到台湾,除了那些被裹挟的「壮丁」外,都是追随蒋介石来的。可是为什么支持他,追随他,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选择毛还是蒋,「对每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2]。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一般知识分子,这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谈不上选择,就是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也多是事后的认识。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其原因用王自己的话来说,是「以蒋来拒毛」。王说,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本省人仇恨蒋,但不怕毛,他们是从「2,28」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蒋的厉害。外省人则不一样,他们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知道毛的厉害。他对本省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 是「两害取其轻」,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作者认为,「蒋到底与毛不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页244)。

  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王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给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页112)。

  可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到了台湾后,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于是作者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页432-33)。

  

  二、 「匪谍妄想症」和「做出来的匪谍案」

  

  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自清」──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这很荒唐,在大陆时代,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是同学就是老乡,很难切割清楚。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拿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说事,大抓「匪谍」。

  与此同时,毛号召在中层(政府部门)、内层(党的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钧的说法,在大陆时代,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处处可以潜伏(页158)。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的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仅有口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教训,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着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3]。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 「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是「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页157)。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那完全是 「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被抓人员被特务引导,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页36),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页37)。

  斯大林「大清洗」中的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等等,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项目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4]。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中国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共军俘虏又被共军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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