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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更新时间:2011-12-27 12:45:49
作者: 高华 (进入专栏)  

  不少作家都做特务(页306),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5]。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页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页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页335)。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页307)。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19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老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6]。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翁元:页224)。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履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翁元:页218)。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15年。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 「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数据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禹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页258)。「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十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十月:十月十日是「双十节」、十月二十五日是「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的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件不放心,对软件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平,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的「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虏获的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归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人「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们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19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翁元:页48)。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它支持故旧, 其它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交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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