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我国大力开发公租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将近一年了。
今年3月，我撰写《建保障房谨防重蹈大跃进覆辙》，阐述政府大力开发保障房的弊端。年关将至，中央正在制定保障房规划，地方政府与住建部正在签保障房“军令状”，此时此刻，我坚持发出微弱的呼声：政府大建保障房不可持续！
当前大建保障房的做法与1958年大办粮食的做法相似，都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动员和组织大干快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年称大跃进，现在称跨越式发展）。1958年政府大办粮食的结果是大饥荒，现在，政府大建保障房的结果将以住房错配、空置与短缺并存、高铁式烂尾等形式表现出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大跃进的教训，分析当前的大建保障房，发现我们是在路径依赖地推行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被实践证明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当年搞大跃进，大江南北听不到反对的声音，直到出现大饥荒，大跃进才叫停；现在大建保障房也是大江南北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为避免重蹈大跃进覆辙，我奋笔直书，希望管理层倾听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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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住有所居一直是中心议题。今年初，以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由，政府大力开发公共租赁房（公租房）。虽然公共租赁房冠有“公共”二字，并不等于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公共租赁房是普通租赁房，具有商品属性。
这几年，经济适用房、两限房、限价房、政策房、廉租房、公租房等陆续登台亮相。其实除了廉租房，这些保障性住房可统称为普通商品房和租赁房，与高档商品房和租赁房一起，向市场提供门类齐全的高、中、低档商品房和租赁房。然而，我们以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住有所居为由，人为地设置繁多的住房类型，为行政权力介入住房市场提供通道，从而构建起政府开发的保障房市场。
在我看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非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政府是行政机关，无利润来源，用财政税收和调集社会资金大建保障房是对基本国策的曲解。如果换个角度分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发现这种曲解的危害是，政府集拿地、建房、监管施工、监管分房于一身，由垄断土地市场演变为上下游一条龙，全面垄断保障房市场。
今年，在中央提出的3600万套保障房奋斗目标指引下，保障房大干快上，有如1958年大办粮食、大办钢铁重现。姑且不论大建保障房的后续资金如何筹集，仅从保障房分配上，就出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政府分配公租房时，如果按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梯次分配，收入高一些的家庭将排在后面轮候，结果是相对贫困的家庭先住上公租房，然而，贫困与否都需要一处住所，无先后次序之分。如果不按这一标准分房，标准一灵活，将给行贿受贿提供机会，需要住公租房的家庭难以得到住房保障。
实际上，需要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是失业、残疾、天灾人祸致贫等弱势群体。对于这个群体，政府发放住房补贴帮助租房，他们也就得到了住房保障。这样既为需要住房保障的弱势群体提供了帮助，又充分利用了现有租赁房市场的资源。当然，政府要为弱势群体建廉租房，但也要用现金补贴的方式帮助他们租廉租房，这是住房商品化应有之义。
上述分析表明，用现金补贴与实物补贴提供住房保障的效果完全不同，而我国选择的是用实物补贴的方式为城乡居民提供住房保障，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政府开发经济适用房出现错配和腐败，现在政府开发数量巨大的公租房也会错配和腐败。为什么会错配和腐败？溯本求源，一是按政令建房需构建冗长的建房环节，二是政府充当保障房市场主体，大力开发保障房并负责分房，会导致错配和腐败。
政府充当保障房市场的主体，意味着政府变成了开发商，成为建造商与购房租房家庭的中介机构。政府充当开发商超越了政府的职能，政府分房也超越了政府的职能。作为一个大家族，包揽家族成员的住房问题可以运作下去，作为一个大国，包揽几亿人的住房问题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应视为乌托邦式的实践，不可持续。
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分解指标，形成的摊派建房，难以按购房租房者分布和变动的地理位置建房。地方政府为了创政绩，完成上级下达的建房指标，就得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难以按市场需求建房。政府亦官亦商，难以杜绝腐败发生。
政府开发保障房的上述内生性缺陷，势必导致住房资源错配，空置和短缺并存。
我国也不能像新加坡那样为全国的中低收入家庭建房。2009年新加坡人口374万人，一个家庭按3.5人计算，政府用国际贸易赚外国人的钱建造80万套组屋，就能为80%的国民提供住房保障。作为国家与城市合一的国际大都市新加坡，政府廉价出售组屋，通过这些家庭向外来人口出租组屋的部分房间，不但让新加坡人当上了小业主，还是外来人口对住房需求的补充。城邦小国新加坡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人口少的国情，可以通过政府一次性投入，让国民长期受益。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多达9亿之巨，无法移植不需要农业和农民的新加坡住房开发模式。
我国的现状是，推行住房制度改革13年来，至今仍停留在为城镇居民改善住房和为投资投机者建房，农民工能分得政府提供的保障房凤毛麟角，可是，95%的农民工符合住保障房的条件，是隐含的轮候一族。问题是，目前的2.4亿农民工都不是政府提供住房，更无财力为这个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建保障房。如果强上硬拉弓，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让全国人民（包括农民工）实物补贴城镇居民住保障房，形成恶性的住房开发模式。另外，政府运作资金效率低、雁过拔毛，滋生腐败等，也说明政府为中低收入家庭建房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既然数亿农民工家庭难以住上政府建的保障房，政府大建保障房意义何在？
住房是不动产，一旦建成就被固定在某一块土地上，不能像衣服鞋子，通过流转或出口销售。住房是耐用消费品，不能像衣服鞋子那样通过时间来消化生产过剩。如果不以市场需求建房，而由中央下指标，向地方政府分摊指标建房，随着时间推移，将积累大量空置房，给子孙后代留下千年风蚀不了的钢筋水泥建筑垃圾，后果不堪设想。
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政府由开发廉租房转而大力开发各种保障房，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权宜之计。当前，我国正在采取措施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这样一来，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租房需求将大量涌现，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因此需作好预案，及早取消政府开发保障房这一权宜之计。并且，大建公租房形成的“以售为主”向“以租为主”转变，是对1998年以来住房制度改革的否定，如此重大的政策转向需充分论证。
我认为，在战争动乱和战争动乱恢复期、突发灾害、国防所需等情况下，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促使全国上下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可以收到好的效果。在和平时期，用战时的办法，通过搞运动来发展经济，不但效果差而且风险大。当前，我国处于和平发展期，需放弃通过搞运动来发展经济，具体到政府大力开发保障房不可持续，属于放弃之列。
那么，我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住房建设模式呢？
多元化建房是各国通行的住房建设模式，我国庞大的住房需求持续涌现这一国情，决定了选择多元化建房才能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的住房需求。
多元化建房指建房主体多元化，如开发商建房，合作建房，委托建房，自建房等。
选择多元化建房，辅以土地交易制度改革和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房价虚高、住房错配、空置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相对政府开发保障房保就业，多元化建房也能保就业，是市场真实需求提供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关于多元化建房的具体内容，我在《我国城镇化面临的挑战（九）——探讨多元化建房》等博文中已探讨，不赘述。
当前，迫切需要中央给政策，给多元化建房的政策，不是政府代替百姓建房子，把一批清正廉洁的官员搞得不堪重负，把另一批官员推向腐败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