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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楠仁:红卫兵报刊幕后往事

更新时间:2011-12-26 08:49:06
作者: 胡楠仁  

  

  “文革”10年间,异乎寻常的现象迭出。其中之一,就是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铺天盖地,这与全国官方报刊种数锐减恰恰相反。据初步估算,类似《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这样的红卫兵报刊,竟有5000种之多。这些报刊是山头林立的各红卫兵组织的喉舌,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狂热浪潮下的变异文化现象。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3年,然在其初创、发展、鼎盛、衰亡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轶闻。

  

  【红卫兵小报让人认识了“五大造反领袖”】

  

  1966年5月底,中国的政治气候比自然节律提前进入燥热期。一群青年学生秘密聚集在圆明园遗址,兴奋地议论着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以“红卫兵”的名义,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

  8月1日,毛泽东写出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热烈支持孩子们的行动。红卫兵的名声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学传播。8月18日,红卫兵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如同一场狂飙,席卷全国。在随后的“破四旧”和“大串联”运动中,红卫兵的传单、通令雪片般撒向街头。他们迫切需要代表自己心声的更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于是,第一张红卫兵报应运而生。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红卫兵报,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和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这两份报都是八开四版。

  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第一批红卫兵之一,积极参加了“破四旧”运动。由于有严重的打砸抢行动,既而又流露出维护“走资派”的倾向,该组织仅生存了一个多月就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刽子手”而解体。它所办的报纸,也只出了十几期便告夭亡。“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一司”,成立于8月27日。主要负责人由高干子女组成,政治态度与中学的老红卫兵相似,因而不久也被斥为“保皇司令部”,报纸销声匿迹前共出了二十几期。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起而代之。不久,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井冈山》报相继诞生。

  由于这些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其报纸逐渐成为众多红卫兵报刊中的强有力者,发行量很大,地质学院《东方红》报销量曾多达10万份以上。北京大学的《新北大》报,虽然在8月22日就已经创刊,但最初以校刊的面孔出现,与红卫兵小报的模式不尽相同。该报因得到毛泽东亲笔题名而骤然显赫,后来成为“新北大公社”和聂元梓的独家代言人。

  通过《东方红》、《红旗》、《井冈山》、《新北大》这些高校红卫兵的小报,人们认识了北京五大造反领袖(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也由此领略了他们煽惑鼓噪的才华。

  

  【为漏排一个“的”字,三番五次作检讨】

  

  1966年12月初,林彪、陈伯达通过下发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动乱之火吹向了经济建设战线。红卫兵的含义急剧膨胀,不再是青年学生的专利。红卫兵报刊队伍中,也涌进了大批工人、农民甚至军人主办的行业造反报纸。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未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办的业余报纸,虽然内容空泛,“最最最”一类语言充斥字里行间,但必须承认就整体来说,错别字极少,比起我们今天看到的街头小报,差错率小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内中原因说出来既令人感到好笑,又觉得悲哀。在那个绝对政治化的时代,报刊版面上的任何错别字,都可能招致“反动”罪名,使本派陷于灭顶之灾。所以,办报者一面怀着极大的狂热搜索歌颂或咒骂的词汇,一面又战战兢兢地校对每一个字词,尤其是领袖人物言论的引文。

  在翻阅昔日红卫兵小报时,笔者看到一家造反名气颇大的《东方红》的几期,因为此前刊登毛主席语录时漏排了一个“的”字,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声明检讨,“从灵魂深处狠挖根源”;同时又板起脸来,呵斥对立派别不得借此“捞稻草”。诚惶诚恐之态,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老编辑至今感慨“文革”时的校对质量,盖出于此。

  

  【张春桥领导的《解放日报》也“犯下罪行”】

  

  红卫兵报刊的另一个来源,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各群众造反组织通过夺权,抢占上至省,下至地、县及本单位机关报。

  1967年1月3日,面对各级党委已难以继续领导宣传工作的状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指出:省市报纸可以停刊闹革命,但不应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

  就在中央发出“停刊闹革命”的当日,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平安里三号——原《解放军报社》社,召见了从上海前来的造反派头目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在座的还有聂元梓。张春桥神秘地布置说:“《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他要求王洪文等人立即赶回上海。

  1月4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当日报上发表《告读者书》,杀气腾腾地宣布“接管了《文汇报》”,“解放以来,《文汇报》罪恶滔天”,“《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对于《文汇报》的被造反,人们颇有几分惶惑:“文革”的导火索——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最早就发表在《文汇报》,这家报纸如何又“罪恶滔天”了呢?未等人们思索出答案,更奇怪的事情接踵而来。

  1月6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了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告读者书》,宣布自1962年以来,“窃据《解放日报》社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竭力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也“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世人皆知,身为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春桥,长期以来一直领导着《解放日报》,如果说这份报纸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他这个领导又如何洗刷得干净呢?

  

  【报社的“笔墨之争”变成“枪杆子之争”】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中,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机关报都陷入了夺权、“新生”的混乱中。然而,并不是所有报纸的夺权都能找到张春桥这样的硬后台,因此在你争我夺中,爆发了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由军队暂时控制报社,但情况并没有立即好转。

  在中央发出这一决定时,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已被西宁市“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占据,他们刁难阻挠军管,后又用暴力驱逐来社的解放军人员。当时青海驻军成立了联合支左办公室,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任副组长,联合支左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对报社强行军管,并确定“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

  2月23日,西宁驻军调动部队夺占《青海日报》时,群众组织与部队发生武装冲突,造成群众和部队伤亡377人的严重事件,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青海日报》事件”。事后,林彪、江青乘机把此事说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现,指责赵永夫是国民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宣布予以逮捕。报社的“笔墨之争”变成了“枪杆子之争”。

  在广州,1967年1月21日晚11时,几个红卫兵组织合并成的“省革联”,来到《广州日报》夺权,将报纸改为传播“省革联”声音的《新广州日报》。到了2月28日,“省革联”的夺权因未得到中央的承认而垮台,《广州日报》被军管。

  3月14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驻广州联络站,在其编印的《新北大》广州版发表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重新掀起夺权的轩然大波。4月10日晚,广州市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冲击广州日报社,要求转载《新北大》的文章。就这样闹到了5月15日,广州一个学院的红卫兵强行封闭了报社,《广州日报》因此停刊,直到1972年才以小报的形式复刊出版。其他如《云南日报》、《长江日报》、《广西日报》、《福建日报》、《北京日报》等,也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在“全面内战”的局势下,控制省报攫为一个组织私有的现象,并不多见。被造反派或红卫兵组织改造为红卫兵小报的,多是省以下的地、市级单位的机关报。但这些报纸因为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在印刷发行方面得天独厚,往往在红卫兵报刊中影响很大。

  1967年夏季,全国红卫兵报刊数达到了顶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有2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等省都在300种以上。当年周恩来曾询问过四川重庆的支左负责人,重庆市仅“反到底”派有多少种报纸?得到的答案是30多种。全国红卫兵小报最少的地区是西藏,仅有10几种。但西藏有藏文红卫兵小报《红色造反报》,堪称全国一绝。

  从办报人的职业看,学生、干部、工人最多,农民其次,甚至还出现了聋哑人造反组织办的《聋人风暴》,平反出狱的囚犯办的《红囚徒》报。如此五花八门,称之为“乱世奇观”,当不虚妄。

  

  【“走资派”街头售卖红卫兵小报】

  

  红卫兵报刊开始发行时,一部分自行发售,一部分通过邮局订阅。但后来因种类骤增,邮局也分裂为几派,通过邮发的只剩下影响大的几家报纸——多数都改为上街叫卖了。

  1966年11月27日,上海“红革会”的人员来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该处代为发行其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九期《红卫战报》,并要求此后要将他们主办的《红卫战报》与上海市委的《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他们称之为“《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我们就消毒到哪里。”发行处根据上海市委的指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要求。3天后,“红革会”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不准《解放日报》发行。12月2日,王洪文等人见有机可乘,也派“工总司”的工人造反队进驻解放日报社。

  上海人民和反对“工总司”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迅速聚集了50万人,把解放日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在报社外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迫于内外压力,上海市委只得同意了“红革会”和“工总司”的要求。于是后来一段日子里,便出现了每一份《解放日报》伴随一份《红卫战报》“押解而出”的“奇观”。

  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则另有高招,他们直接驱赶“走资派”上街卖报。1967年夏,北京外语学院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勒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及姬鹏飞等人,到王府井街头叫卖红卫兵小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外国报刊还刊登了乔冠华等人街头卖报的照片,给我国的外事工作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

  

  【“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在全国红卫兵小报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首都红卫兵》。说它影响大,和它创办者的名声有直接关系——它的创办者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自诩“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1966年8月28日,北京地质学院、林业学院、清华大学等20多所院校的红卫兵开始酝酿成立“三司”。9月6日,“三司”正式成立,由19个院校红卫兵组成。9月13日,“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正式出版。

  《首都红卫兵》创办之初,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初创时举步维艰,编报人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六家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排版,由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出。当然,随着“三司”的名声日益显赫,情况有所改观。由于“三司”的主要领导者都是“文革”初期受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学生,因此,“三司”一诞生,便把矛头对准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形形色色的小报中,《首都红卫兵》第一个在9月份刊出了批判工作组的文章;第一个在10月份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夺权”口号;第一个在11月份发表《打垮新的反扑》文章,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捍卫力量。

  那段时间里,《首都红卫兵》的文章时不时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党报党刊转载。各地红卫兵报刊的转载更是频繁,有些言论甚至被当作各地“造反”和“支左”的依据。于是乎凡是“三司”支持的,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谁与之看齐,谁便成为“响当当的左派”。

  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几天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份送到案头的小报。此刻他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使越来越失去控制的造反烈火回到秩序的轨道上来。几天前,他作出了要求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的批示,试图用军队的干预控制全国局面。但谁是“左派”?在几十天内揭竿而起的林立山头中,全都“唯我独左”。于是他想到了大联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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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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