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199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译本1999年出版以来也一直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材之一。
哈佛学生的“觉醒”
王敏：最近70名哈佛学生集体退出格里高利?曼昆教授的《经济学原理》课，并参加波士顿地区的抗议华尔街运动。美国人的愤怒从街头燃向美国的最高学府，是否意味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在现实面前遭遇强烈的挑战和危机？
陈平：西方这次经济大衰退，西方的领导人和金融界有主要的责任，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大众和决策者的误导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系统否定大萧条中诞生的凯恩斯理论，否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效果，以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卢卡斯所领导的微观基础论和理性预期论，主张市场经济能自我调节，即使大萧条的大规模失业也是工人的理性选择，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干预没有任何效果。曼昆为代表的后凯恩斯派最终和芝加哥学派妥协，把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政府作用边缘化。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是这一妥协的代表。
1980年代初期起，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财政部的主导下，向发展中国家推行一整套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即华盛顿共识，其理论依据都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到。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给拉美、东欧和东亚各国，带来一连串的金融危机。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拒绝反省，最后导致美国和欧洲2008年的金融危机，至今没有复苏的迹象。大众对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信仰也完全被动摇。我们过去近30年的研究，系统批评和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包括有效市场理论、经济波动的噪声驱动理论、价格的线性供求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宏观经济的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零交易成本理想和制度趋同理论等。以曼昆为代表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共同点是否认大萧条的基本教训，无视历史的多样性和经济的复杂性，推行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否认政府干预的作用，强调英美模式的普适性，无视世界上多种市场模式的竞争。曼昆事实上还不算最“右”的，他属于后凯恩斯学派里的妥协派，认为政府干预还有点必要，最“右”的是芝加哥学派，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有害无益。
如果比较1973年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萨缪尔森写的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简称萨本）和曼昆2004年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简称曼本），差别是极其显著的：第一，萨本讨论的是混合经济，曼本删去“混合”一词，也就不承认非私有经济的地位。第二，曼本删去萨本的经济思想史和社会主义体制的比较，也就不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第三，曼本不提大萧条的教训和相应的制度变迁，不提凯恩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对市场缺陷的批评。所有这些，都是使哈佛学生愤怒和反思的原因。
说到混合经济，我想提醒大家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常识：西方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完全的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中国一样也是混合经济，国有、私营、非营利经济各占一定比例，只是国情不同，比例也不同。西方政府在国防和福利的开支几乎占GDP的一半，政府在税收、监管和金融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多次和我说，美国做的和说的并不一致。他们向世界推销的那一套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数学模型装饰下的意识形态。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是乌托邦。
美元霸权不再，金融游戏破产
王敏：那么，这次西方自身也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到底原因何在呢？
陈平：现在的情况和1930年代大萧条时一样严重。从美国来看，其根源在于美元主导的世界霸权已大大衰弱，使得美国难以再像以前那样从外部世界攫取资源，维持本国的高福利。同时，庞大的利益集团绑架了国会的决策，使得美国国内任何应付危机的结构性改革难以开展。
从大萧条到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美国维持了经济繁荣和世界霸权，原因有二：第一，美国在军备竞赛中掌握了制高点，“枪杆子里面出信用”；第二，美国从1930到1970年代采用凯恩斯政策，维护了金融系统的稳定和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国战后经济的繁荣，也成为西方世界战后恢复的引擎。这两条是并行的，军备竞赛成为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军事主导了国家的科技战略，推动大学的高科技研究。同时，军备实力也决定了一国的金融信用。举个例子，如果欧元走强导致美元走弱，美国要阻止这个趋势，不愿提高利率唱衰美国经济，就在竞争对手附近制造局部战争，打击其市场的安全感。要知道钱通常会有两种流向：要么流向回报率高、经济增长快的地方，要么流向安全的地方。制造竞争对手的不安全感，就会把该地区的钱吸引到美国来，美元随之走强。搞军备竞赛需要大政府才能进行，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大萧条后的美国早已不是古典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了。
但这套游戏到1970年代就玩不下去了。西德和日本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机把美国挤出民用市场，石油危机使美元与黄金脱钩，欧洲美元市场有效制衡了美联储的美元霸权。中东战争导致油价飙升，通胀使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倒挂，导致了80年代末美国的储蓄贷款危机。这一危机加速了里根总统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当时以为可以强化美国的金融霸权，却不料埋下今天金融危机的种子。
美国在大萧条后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无产者变成小资产者，这样他们就不会起来革命了。要知道大萧条的时候美国出动了军队，开枪对付工人游行。几万退伍军人在首都华盛顿安营扎寨，要求国会提早支付抚恤金被国会否决，美国总统派总参谋长麦克阿瑟亲自出动坦克和马队来驱散退伍军人和家属，放火焚烧他们的帐篷，才有罗斯福总统的上台。罗斯福新政除了用政府工程来给失业工人创造就业之外，还在战后推动房地产抵押贷款，使那些本来只能租房的人，通过分期付款变成有房者，这样就把小资产者绑架到房地产市场了。美国工人于是成为世界上最无社会主义要求的工人，只要按时上下班，按时分期付款，别的什么都不用管，再也不关心政治。
那么，房屋抵押贷款风险由谁来承担呢？与中国不同，美国实行的是固定利率，而且利率水平很低，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美国政府为了规避银行风险，又规定储蓄贷款银行不得经营商业房地产，而且贷款利率受政府管制，禁止恶性竞争。就这样，美国以一种几乎是社会主义性质、但实行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了大约一半居民的住房问题。这种做法的前提是美国可以控制全世界的金融市场，控制石油定价，控制长期的低利率。
然而，石油危机之后通胀引发利率飙升，出现了存贷款利率“倒挂”现象，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美国几千家小银行因此破产。当时是共和党执政，坚决不救金融业，把银行破产留下的房产廉价拍卖，没人要的房产以一美元的价格送给贫困线以下的黑人扶贫，很快走出金融危机。这和2008年金融危机处理办法完全相反。此次危机中执政的民主党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那些“太大不能倒”的金融寡头企业，却无力挽救美国的实体经济。其政治原因不难理解，共和党背后的利益集团是军火工业集团，不把金融放在眼里，主张控制金融。而民主党背后是大工会、金融财团和好莱坞。奥巴马接受了金融集团的捐款竞选上台，当然要回报金主来救金融集团，代价是进一步牺牲实业，使美国经济至今毫无起色。
无论如何，美国控制高科技、控制金融、维持福利社会，这套做法越来越难玩下去了。因为离开了实业支撑的金融，只能是随时会破灭的泡沫。制造业才是根基，金融业、服务业必须依托于制造业。现在流行一种说法，似乎发展服务业可以拉动消费，不提制造业如何发展升级，只是一种空想。
王敏：西方国家目前普遍存在失业率高的现象，是导致民众普遍愤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是否与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转移密不可分？
陈平：曾经一度，欧美老百姓的确愤怒中国的廉价工业产品打败了他们的工业，击垮了他们的福利社会，使他们过不上以前的好日子，因此攻击中国是低人权的经济增长、底层竞赛。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他们看明白了，中国大量产品运销欧美，这事儿不是中国政府干的，而是跨国公司干的，钱也是被跨国资本赚走的。而跨国公司的制造业转移又是美国军备竞赛的结果。中国得到的好处是增加了就业，1亿多农民工进城，制造能力大大升级，但是出口加工利润的大头落在跨国公司手里。他们没有拿去造福美国民众，而是玩金融游戏，搞垮了美国的实体经济。
那么，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把制造业向东方转移？这要追溯到1980年代里根的经济政策。里根上台后，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经济政策，也可以说是他的一大发明：既搞星际大战来补贴高科技，同时又减税来减少政府的福利开支。当时美国政府支出1/3用于军备竞赛，2/3用于福利社会。我们都知道，搞军备竞赛需要钱，钱要从税收中来，那么里根不是摆明了骗人吗？当时里根的竞争对手老布什也攻击他在搞“巫术经济学”。然而，西方民主就是如此“神奇”，谁敢许诺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谁就上台。
里根依据的理论是经济学的供应学派，说是减税比政府扩大开支更能提高效率、增加税收。后来可以看到，里根的这些许诺从来没有兑现过，结果是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怎么办呢？里根政府开始向全世界大规模借债来弥补赤字。借债以后，利率升高，美元坚挺，出口大大不利，迫使制造业大规模往外移，这都是里根政策的结果。同时，为了鼓励借债，他拆除了金融监管防火墙，各种新奇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最终导致这次金融危机。
实业才能支撑经济
王敏：您也认为是金融业失控和过度创新导致了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机？
陈平：我认为观察经济发展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由不同的阶层主导。美国最初的成长阶段是由发明家带动的，例如爱迪生；然后是企业家、工程师带动，比如福特搞的汽车流水线生产；等到市场饱和面临强劲竞争对手，如克莱斯勒汽车1980年代走出的破产危机，就是由营销人才亚科卡主导；然后到第四阶段，大量企业失去竞争力，兼并潮起来，才会由金融家来主导。英国、美国都先后走过了这条路。其实只要看到哪个国家由金融家主导经济，这个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愤怒，指责金融家绑架了政府。华尔街对美国经济起了破坏作用。历史往往是不可逆的，制造业出去了就难以回来了。现在美国一些大公司开始把研发都往外移，因为经济越衰退，利益集团间博弈就越严重，交易成本越高，税收越高，经济成长空间越小。前段时间微软的一个高管告诉我，一项新技术研发出来，在美国要从投资、立法到投产，平均周期需10年以上。但如果跟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洽谈，平均22个月就行了。中国的技术不如人，但是决策能力和速度远高于西方。全球国际分工的大改组是体制的竞争决定的，汇率和劳工成本不是主要因素。
王敏：您认为中国对于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已不仅仅在于廉价劳动力，而在于一整套既有规则又充满活力的机制保障？
陈平：当然是这样。这最主要还不是受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的贡献，而要归功于具体执行经济政策的地方政府和干部的创新。他们非常清醒和务实，很明白一个政策出来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头脑非常清楚，没有被华盛顿共识忽悠，所以能够做到扬长避短。世界上只有中国既能吸收跨国公司带来的先进技术，又不被跨国资本所控制。比如，我们引入跨国公司的一个策略是“市场换技术”，要求跨国汽车公司零部件的国产率必须逐年提高，因此中国的技术、管理人才成长得非常快，这也是中国比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具竞争力的优势所在。同时，政府也扶持一些大的国营以及民营企业崛起，与跨国公司竞争，迫使它们降低利润。好多制衡跨国公司的办法，照西方主流经济学标准看，也许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腐败的根源。但正是这些由基层干部和中层干部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做法，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经济起飞。中国式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基于学习、创新和分散试验的新经验，也将使经济学超越均衡优化的古典规范，去探索非均衡演化的复杂经济学。
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王敏：全球化第一阶段，即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是否已告终结？下一阶段我们将如何开启新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
陈平：索罗斯在《开放社会》曾提出建立适用于全球市场的监管体制的设想，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出以公心的世界政府。改革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也比较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赤裸裸地为美欧利益服务的。这些机构的改革会非常迟缓，因为国际机构的改革是实力制衡的游戏，没有危机，西方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在现有的体系之下，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很难有具有分量的发言权。
假如没有世界政府，要维持全球化的市场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主要大国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适应改变了的世界格局，避免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美、苏、英瓜分世界，实际上是美国和苏联瓜分世界，现在这种格局已经终结，必须重新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欧洲、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几个经济体，假如彼此能尊重核心利益，就能维持全球稳定。表面上，还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交换条件是美国和欧洲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
我早在2008年的巴黎会议和2010年的堪培拉会议上向美国经济学家建议，美国如果废除美台条约，中国可以勾销美国一两千亿美元的债务，从而建立稳定的互信合作关系，稳定国际市场。《纽约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终止美国对台湾的军援和军售，在2015年以前废除美台防卫协议，以此交换中国豁免其持有的高达1.14万亿美元的国债，认为这是美国摆脱债务危机的唯一办法。其思路和我以前的主张一致，只是提高了价码。可以看出，美国内部对于国际政治新秩序也在进行一些比较务实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承认中国的崛起，必须调整西方中心的冷战格局。
中国等新兴市场力量的崛起，毫无疑问会改变世界格局，但还要取决于我们自己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绝不能被西方自由派思想俘虏。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只能重蹈东欧与苏联的覆辙。
冷战期间，美国由于打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被中国军队牵制力量，导致苏联的人造卫星和军备竞赛一度超过美国。美国军备竞赛虽然领先苏联，却将国内的民用市场让给德国和日本，于是这两个国家经济快速崛起。中国的崛起也得益于抓住了历史机遇。苏东剧变、中东战争和9?11等事件，使世界矛盾的焦点从东亚转移到中东，牵制住了西方的注意力，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30年和平发展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拥有独立的国防，不依靠美国的庇护，不必听命于美国，才使中国的经济决策比德国、日本更为独立自主。如果中国能够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团结亚太地区，一定能走出一个全新的格局。如果我们被西方经济学的偏见迷惑，也可能向拉美一样成为美欧的依赖经济。现在我们可以说正站在十字路口上。虽然有人发出悲观的论调，以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我却越来越有信心，中国会走出新的道路。因为西方模式的困境，现在还看不到摆脱的希望。克鲁格曼开始谈论战争，因为结束大萧条的不是凯恩斯政策，而是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欧洲要摆脱金融危机，改革和战争都面临两难的困境。因为老龄化限制了他们打持久战的能力，闪电战又不足以刺激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