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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

更新时间:2011-12-21 10:46:37
作者: 李泽厚 (进入专栏)   杜维明 (进入专栏)   徐友渔 (进入专栏)   李公明    

  

  编者按

  

  2011年9月3日至4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国际研讨会,三十余名国内外学者与会,李泽厚先生提交了书面发言。本刊以“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为题,择要刊发此次研讨会部分内容。顺序及标题为编者另拟。

  以下内容已经过大部分发言者审订,高建平、李公明、钱理群、黄子平先生未审阅其发言内容。

  

  开场白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我认为我们这次讨论会很有意义,李泽厚提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不要再追问中国有没有哲学,西方的宗教和哲学是分开的,和我们太不相同,将来中国哲学会怎么样,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救亡和启蒙是大问题,“救亡压倒启蒙”也是大问题,但是不管是救亡压倒启蒙,还是启蒙压倒救亡,我们不加反思地认为我们追求的启蒙就是西方的启蒙,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因此“启蒙是救亡唯一的路”。这种思路需要扩大,还有很多人类不可或缺的价值必须认真考虑。

  还有一个“西体中用”的问题。这是李泽厚提出的观点,以西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讲的是体和用的关系,但跟张之洞所讲的不同。

  再有关于转换和创造。不是创造的转换,而是转换性创造,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

  另外是儒学四期的问题。他认为“三期说”似乎有些过于简单,“四期说”是强调汉代的重要性。

  历史本体论的长处和短处在什么地方?“情本体”提出的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出发?从经验变成先验,有没有可能?另外,能不能够从历史建构理性?能不能从文化心理积淀建立本体?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我想,哲学上有两个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一种是综合考虑各种问题;另外一种就是集中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最后形成了一条有各种可能性的思路。李泽厚的思想框架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建构起来,经过转化创造,在回应他人的批评和自己的学术发展,自觉地重新修订,建构,我认为这在中国哲学界并不多见。我们组织这个会议,主要是想重新了解80年代思想界的创造性。而以哲学的创造性为主,李泽厚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个重点。我们对他的学术进行同情的了解,同时也进行批评的认识,可以让我们回顾80年代波澜壮阔的思想状况,同时也可以为我们的学术和思想工作提供参考。

  

  一、80年代氛围中的李泽厚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80年代“文化热”:主流思想及其超越

  

  我们会议的题目是“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我像中学生做命题作文那样,仔细研究了这个题目,它既要考虑80年代思潮的内容、特征及产生的背景,也要以李泽厚的思想为例子、为中心说明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要潮流和成就。

  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我想以李泽厚为例评论80年代中国主流社会思想的得失,即成就与不足。我注意到,今天会议上谈的,都是李泽厚的成就,没有批判性的反思。而不谈不足或缺陷,我觉得是一种缺失。

  我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论述了80年代思想界代表人物的时代局限,以及80年代之后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分析了后来的思想、观点在精神上对于80年代的继承,以及在内容上对80年代的超越。这种超越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认为,只有在超越中发展的背景下,才能深刻把握80年代的思想,包括李泽厚的思想,才能对他作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我认为,因为中国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传统,因为刚刚脱离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背景,因为面临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任务,所以80年代思想界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文化方面为经济、政治改革开路。只有理解了“借谈文化讨论政治”这种大家都心照不宣的目的,才能理解当时为什么那样谈问题,恰当估量80年代思想界的创造性。如果脱离了这个语境,以中国近代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为参照,那么我们根本没有“思想的创新”可言。以纯粹思想看,80年代大陆主要思想领袖、文化英雄的重大贡献其实借鉴了海外华裔学者和汉学家的观点,也谈不上有多少思想的创新。

  李泽厚在2006年接受采访时说,80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以文化代替政治。大家带着很大的激情讨论文化问题,关注的其实是改革开放的问题。总的来说,80年代思想理论界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任务,这就是破除以阶级斗争、专政理论或继续革命为核心的旧意识形态,大致树立了以人性或人道主义为旗帜的新观念,我就是用这个标准来看待80年代思想成就的,我的评价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而不是以古往今来人类文明纯粹思想学术的标准。

  80年代思想最有高度和深度、最成体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无疑是李泽厚,这得益于他在理论上巨大的吸纳综合建构能力。我认为他的基本思想观念明显来自马克思,这使他的观点在80年代当时的总体水平上,具有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实际上80年代存在很多超前的思想,但是当时的总体水平没有能力接受,后来这些思想才会显现出来。李泽厚的思想基本来自马克思,只有这样,他才能被广泛接受、广泛赞扬。

  不过,他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在于,与其他思想家相比,他扩大了自己思想的资源,丰富了马克思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比起其他理论家,他没有画地为牢,而是从马克思主义阵地向外跨出了小半步。这主要包括:

  第一,他吸收利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成果,比如利用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拓展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用结构主义来改造单因决定论和丰富认识论。

  第二,他拥有相当丰富的中国思想史资源,这是其他思想家所没有的。

  第三,他充分吸收了康德的哲学思想资源,将康德的主体性思想置于自己理论体系的核心。他摒弃了认为黑格尔哲学是西方哲学最高成就的旧说法,这种说法曾经统治我国哲学界很多年。虽然这一点对于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来说是常识,但是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中,要提出这一点,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洞察力。记得当年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西方哲学研讨会,李泽厚提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引起震动。在中国,当时这简直是石破天惊之论。

  第四,他把美学置于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位置,这大大增强了他学术的新颖性和丰富性,同时这也投合了一般人喜好文艺的气质。他受到广泛尊崇,与中国人喜欢文学艺术的气质有关系。

  李泽厚无疑是80年代对年轻一代影响最大的人,他自己也在90年代的一次访谈中说,80年代每一个有思想文化追求的大学生,都是看他的书成长的。我要说,这句话基本正确,我同意,但是也有例外。

  而且我还要说,他的影响既包含了革新方面,也包含了局限性。李泽厚比所有人高,但是他的高度是一个时代的高度,这个影响既包含他思想的创造性、革新性,也包括李泽厚本人思想的局限性。我们《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一些成员专门讨论过李泽厚的观点,他在他的代表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前言中说,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是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感到这种说法很好玩,不知道李先生现在的观点是否还是这样,也不知道《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再版时是不是删去了这些话?李泽厚的观点被一些年轻的学者视为貌似新,实际旧,有年轻学者指出,虽然李泽厚最大的成就是提倡主体性,但他强调的是整体的主体性,而不是个体的主体性。当然我还是要说,年轻一代的观点、影响力远远不如李泽厚,因为他们大多还是刚毕业的研究生,还没有什么资格和话语权,但这绝不意味着李泽厚是80年代思想最顶峰的人物。

  到了9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思想文化也相应转型,社会中心问题从“要不要改革”,变成了“要什么样的改革”,公正问题牵动所有人的心;人们的兴趣也从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关怀转向了社会政治制度安排的原理原则,从人文修养转向了社会科学。90年代思想文化最活跃的领域在政治文化方面,我认为,90年代以后,思想界最大的进步是人们明确认识到宪政民主是未来要争取的目标。相比于80年代,90年代之所以有这种巨大的超越,在于80年代的理论家在社会制度安排的原则问题上缺乏自己的看法,他们满足于《共产党宣言》中这句抽象空洞的话:“(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0年代的文化英雄和思想领袖对政治改革的终极追求没有明确、具体的看法,说到最后,就归结到《共产党宣言》这句很空洞的话。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它就只有这么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

  下面我具体分析他们的不足是怎么造成的。在我看来,以李泽厚为代表的80年代思想家的局限在于他们知识结构的偏颇和眼界的狭隘,以及教育经历方面的缺陷。80年代的根本问题是政治,但是他们的专长在美学、文学方面,没有人熟悉政治理论,所以他们谈美学、文学及有关的问题得心应手,谈到政治就比较捉襟见肘,他们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源很少。

  80年代的一些大家,如周扬、王元化等人是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当中锻炼成长的,其中还有人受到了延安党文化的影响。李泽厚、刘再复是上世纪50年代在新中国教育路线下受培养的,他们既不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也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进程是陌生的,对人类普世价值是隔膜的;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限于马克思主义,其中最有学问的人,涉及了一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还有俄罗斯文学,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拿手好戏。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想解放思想,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即超越了毛泽东主义,达到了马克思的原点。他们以为这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精华的全部,却不知道自己翻筋斗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他们对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界在探索宪政民主时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是无知的,他们很可能没有读过萧公权、张佛泉等人的著作。而且他们未见得摆脱了50年代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从而把胡适的自由主义传统看成是一笔正面的政治思想遗产,他们很可能还认为胡适是唯心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反动的学者。至于研究借鉴现代台湾自由知识分子为争取民主宪政作的努力,这种工作不是他们做的事情,而是20年后下一代人做的事情。

  现在,李泽厚不再是青年学生的导师,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说明中国进步了,整体水平提高了。当然,我还是认为,与许多人的断言相反,李泽厚并没有退下中国思想文化舞台。有太多人对李泽厚并不是那么了解和尊重,他们过早地断言李泽厚退下了中国历史舞台,李泽厚没有发言权了,我觉得不是这样。李泽厚最近的著作和谈话显示了他思想的敏锐性和现实性。他不再是导师,但还是一个充满智慧、关注中国现实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来自历史、经验、日常生活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很多在西方念了不少洋书的人在考察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时根本没有的。李泽厚有来自传统、来自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智慧,这些都无人可及,这使他在关于“国学热”、少儿读经、启蒙这些问题上有着清醒的看法。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喧嚣一时的时候,他为国人敲响了警钟。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我觉得友渔有的地方对李泽厚不是很公平。我们应当避免那种政治中心主义或者政治自由主义评判的标准。如果把李泽厚讨论哲学的辩证智慧看作“妙不可言的戏法”,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思想论述的层次不同。对自由主义者很简单,作明确的政治实践的选择,到底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专制,什么是个人,什么是国家。而李泽厚讲的辩证的关系是哲学中的一些基本关系,最典型的是感性和理性。我们不能不承认感性和理性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不能说只选择感性或只选择理性。所以,不能够要求把任何讨论都还原到政治实践的选择上来比较。哲学的问题,就是比较复杂、比较深刻,越深刻的问题越复杂。比如个人权利的问题,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为本,但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思想,就是在今天的自由主义内部也受到很多的辩论、讨论。我觉得不同哲学层次的讨论,应该开放、区别,这样可能对李泽厚更公平。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形象思维讨论在1979年以后被重提的意义

  

  形象思维这个问题看似很小,其实曾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以这么讲,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60年代,讨论的整个大的脉络过程是从美的本质到形象思维。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李泽厚、朱光潜还是蔡仪?1966年第5期《红旗》杂志有一篇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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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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