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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博伊:从辛亥革命谈启蒙和实现民主的基本条件

更新时间:2011-12-12 19:46:23
作者: 松博伊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评论文章特别的多,足见这段历史对现今社会问题很有借鉴作用。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所以重要,表面上是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更深层的是从此拉开了“革命”的序幕,这“革命”一搞就是百年,至今也不知应当是“告别革命”呢?还是“继续革命”呢?又如何来评述这“革命”呢?

  当初是把不惜用暴力来迅速推翻清帝制称之为“革命”。因为清帝制的腐朽没落和昏庸无能,使相当多的有识之士都认为应当向西方学习,推翻清廷,建立一种新社会制度。一个朝代到了末期,政权摇摇欲坠,这在中国历史上屡次发生,是不稀罕的,是常态。而这次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对旧朝廷的推翻也就赋予了新意,冠以了“革命”的名义。对“革命”最简单的解释是“砸烂旧世界”,是“造反”,是对执政者的“反抗”,是对改变政权的诉求。辛亥革命应当说是成功了,随着清帝的逊位,民国的建立,再使用“革命”一词,应当把“对象”要说清楚。然而历史的进程并不是这样,革命的对象不再是具体的政权,而是一系列空洞的政治术语,什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等。辛亥革命后掀起的一次次“动乱”,一次次“暴力”,都可以以“革命”为理由,不断去“继续革命”,“革命”也成了永远的“革命尚未成功”。以至到了对文化的毁灭行为也称之为是“文化大革命”,为此大呼“好得很,就是好”。既然要不断革命,对辛亥革命自然要做出“失败”的结论,而总结失败原因时,最主要就是指责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们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所以革命是不彻底的。而我这里所讨论的是这些恰恰是辛亥革命最正确的地方,也应是纪念它的主要原因,也是百年历史留下来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每一个人处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需求、想法也是各不一样,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无非就是干活、挣钱、娶妻生子。而“革命”关注的是政权,是属于“政治”的范畴,一般人是没有能力也是不一定需要关注的。几千年的帝王专制社会里,老百姓对政权的更迭并不是很在意,这不是中国百姓的愚昧,而是古今中外社会的常态。清末朝廷学会了如何与国外打交道,国内也没有大的骚乱,更重要是对国外先进生产技术打开了大门,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在这种局面下,老百姓不愿“革命”是自然的。至于一些读书人,知道更多思想理论的人,提出推翻清廷,建立共和,这当然也是值得尊敬的,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也是值得悼念。推翻一个政权,是很可能丢掉性命的,或者说“革命”是与政权的争夺有关,参与“革命”是危险的。鼓动与政权没有多少利害关系的普通百姓参与“革命”,应该把它定性为不道德的行为,充斥着“欺骗”。辛亥革命所以值得纪念,就是这场“革命”是几千年里改朝换代旧方式的终结,政权更迭新方式的开始。政权更迭方式的新旧如何划分呢?就是是否鼓动起了“普通百姓的广泛参与”。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动员起“广大群众”参与进来,但已经开始了这个苗头,孙中山的不少革命行动就是到街头去鼓动民众,在国内没有这个环境,多是在国外的华侨中。他所向民众做出的承诺在清廷退位后实现了没有呢?显然是没有,这不是欺骗了海外侨胞吗?怎么能叫做“唤起民众”呢?作为一个读书人,作为一个“先知先觉”者,是有责任传播文化,去给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做“启蒙”工作。但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要做“启蒙”而不是在“煽动”。要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对你宣传的“东西”自己首先要搞懂,对可能产生的危险要讲清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仁人志士不少还是可以注意遵守,革命的传播主要在课堂上,牺牲的也多是“老师”。《辛亥革命》电视剧中的秋瑾放走学生,独自面对清军的抓捕,显示了传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英雄的浩然正气。辛亥革命期间,利用会党(不是动员普通工农)举行暴动,搞暗杀也比较盛行,这些不少都失败了,但显示了当时主张革命的志士身先士卒的道德底线。大概是这种有良知的启蒙对革命的作用有限,从辛亥革命后的“唤起民众”不再遵守这一底线,而是抛出一系列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口号,只要能“唤起”甚至不顾及“常识”,不怜悯生命,更不要说对做出的承诺有责任心了。例如孙中山所谓的“平均地权”,任何负责人的政治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或是将引起社会重大混乱的事情,把此作为参加革命的口号,对广大缺地少地的老百姓来讲是容易接受的,但这不负责任的话语不就是在搞“煽动”吗?

  虽然离完全的民主相差甚远,但辛亥革命前后的这段时期是中国上世纪少有的“民主的时期”。这段时期“民主”的社会环境表现在这样几方面:首先是辛亥革命能很快取得胜利,产生的社会动荡较小。普通民众绝大多数在忙自己的事情,并不在意有没有皇帝,也不在意谁执政。有一定的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人们可以随意谈论政治,或不参与政治。立宪气氛浓厚,可以广泛讨论宪法。有了初步选举。就是出现的议员争论的混乱局面,出现贿选,随意解散国会,等等,也都是建立政治民主初期难免出现的混乱现象。随后国民党在全国进行“训政”,要求民众服从一个领袖,已有的“民主环境”被削弱了。这似乎是个奇怪现象,打着“民主革命”的幌子,在削弱民主的社会环境。

  “五四运动”视为新革命方式的开始,它是“唤起”了民众,虽然这时“唤起”的还只是在青年学生中。当时打出的主要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现在大量历史证据说明,当时指责民国政府话语,要则是泛泛而谈不负责任的空话,要则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的“二十一条”政府从没有打算签署,而且当时的外交官员们也是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最值得赞赏的是学会了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努力通过外交谈判来避免武力冲突的发生。把当时的政府定为“卖国政府”不是证据不足吗?清末和民国初年大家只是看到了“民主”、“科学”传入中国,并没有注意一种新的“革命方式”也在悄悄传入中国。这就是本来和“政府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广大民众也被鼓动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这种方式最早是从城市的街头聚会、示威、游行开始的,先是只有学生参加,随后是市民参与,逐渐发展到农村,更广大的农民也都参与了进来。行动也从只是喊喊口号,发展到拿起枪杆子,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形成燎原烈火之势。

  “唤起民众”,大家都投入到国家政权的重新确立上来,这不正是“民主”的表现吗?这一点正是我们对民主的误解。所谓“民主”应当是:个人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下,根据自己的利益对“政治”表达诉求,做到这一点,自然是“个人”和“政治”联系是不紧密的。“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通俗来讲就是所谓“国家大事”,是有关政府权力的问题。一个普通个人是没有权利去管“别人”的事,国事对普通个人来讲也是管不了的,也没能力去管的。例如出台一部增加税收的法案,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民众可以自由分析看是否对自己有利而表达是、否的决定,这是“民主”。反过来,如果你控制舆论,强调增加税收是增强国家实力,不同意是不爱国的表现,这时就将个人与“政治”(是否爱国)联系起来,这就不叫“民主”了。再例如,对于政府政权是否更迭,或更换“谁”,如果民众可以没有风险的去选择(如投票),这里“没有风险”所说明的就是“个人”和“政治”(政权更迭)是没有太紧密联系,这是民主;反过来,参与政权更迭有很大风险,要拿起武器,甚至和个人的安危或物质利益有很大关系,此时就没有了“民主”的环境。

  我们强调民主的前提是个人和“政权”没有太紧密的联系,个人可以不必关心“政治”,这不是“愚昧”状态吗?这里就提出一个我们提倡“启蒙”是启蒙什么呢?“启蒙”已经喊了一个世纪了,现在依然需要“启蒙”,就说明了在“启蒙”上我们走错了方向!真正的启蒙是围绕“个人”利益的,而不是谈论“国之大事”。也就是我们不能“唤起民众”投入到革命中来,而是让民众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不受“蛊惑”,如何不走极端,如何学会宽容。更清楚一点说,“启蒙”就是认清个人和政府在社会中各自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认清政权也是应该受到监督的,没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持久。在有古老传统文化的中国,启蒙就是将旧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剔出出来,吸收先进的思想理念。例如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讲究“忠、孝、节”,但形成了“愚忠、愚孝、愚节”,这就需要“启蒙”,认识到这时的“愚”已经是泯灭人性了。再如中国传统上在处理社会矛盾中缺少法治、契约等观念,而是将“公平”寄托于“清官”的出现。我们的启蒙工作就是要提倡遵守“法”和“条约”,努力摒弃崇尚“权力”的恶习,改变“胜王败寇”的观念。具体事例上,秋瑾受刑就义时,有不少百姓看热闹。我们对群众的启蒙不是号召他们投入革命,而是要让他们认识到:对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要有怜悯之心,要珍惜生命,任何一个人被判刑要有走司法程序,任何政府也不能滥杀无辜。

  真正做启蒙工作者的人应当是传播世界先进思想的人,是努力著书立说的人,是努力从事教育的人。在清末民初在这方面做出成就的,在早期可以说是君主立宪派、洋务派,随后是积极推行宪政的志士。新文化运动是近代最卓有成效的“启蒙”运动,当时文化的快速发展可以用“井喷”来形容,而随后的“五四运动”就远离“启蒙”了,而是用“革命”取代“启蒙”。近现代著名的启蒙者都是学者或是主要工作是从事学术研究或教育工作的“读书人”,而不会是执政者和革命家。启蒙就是要从对“帝王”的崇拜转到对真正“读书人”的崇拜。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常常会出现在一段时间不得不“革命”的现象,大量普通民众被卷入到“政治”中来,这是无奈,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哀,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宿命”。问题是出现平稳的社会秩序后,必须注意抛弃“革命”思维,取而代之的是“启蒙”工作,是让普通百姓能有脱离“政治”的环境。这是一个社会能长治久安必须注意的过程。

  计划经济在世界各地的失败表面上看是一种经济方式的失败,而其实质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政治问题。计划经济的执行和设计者无疑就是政府,这种经济运行方式无疑将大量“劳动者”和政府建立起一定的联系。正常的社会人群应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务员、军人等和政权有紧密联系的人,这部分可是说是靠税收来生存的,是极少数;另一部分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这些“百姓”彼此是平等和分散的,除去缴纳合理税收之外和政权联系不是紧密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事业的员工也成了“准公务员”,社会成了以政府官员为核心的庞大“利益集团”和集团外的民众。这时的国营企事业表面看上去十分有秩序,但里面的每个人不是平等的,为了维持这个“等级分明”要付出很大代价,人们把心思放在自己站在哪个“级别”上,原本和政权没有多少关系的普通民众也要时时注意“政治动向”,而不会把心思放在搞好工作上。这正是导致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同时这个“利益集团”不可能把“全民”包括进来,整个社会人群分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而体制内又存在严重的“级别”,造成了社会不稳定。

  我们希望施行政治改革,实现宪政民主,这些都需要民众的支持,而这时的民众应当是充分“分散”的,和“政治”没有多少紧密关系的,不能是明显分别属于一些“集团”的。只有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实现民主,才能在实现民主过程中付出小的代价,实现“平稳”过渡。所以实现国营企事业的改革应当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先声,而且这个改革主要就是“去行政化”,使国有企业“职工”,尤其是“读书人”,不再是行政干部中的一员,而是“自由人”,是普通的民众。

  **后记:缅甸似乎是悄悄地从军人独裁专制向民主过渡,其基础就是百姓可以脱离“政治中心”,属于经济上的“自由民”。这是实现民主的基础。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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