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欧梵:《弦裂》:一个音乐家的流亡故事

更新时间:2011-12-11 11:22:28
作者: 李欧梵 (进入专栏)  

  

  战乱和流亡是二十世纪思想和文化史的“主旋律”,然而迄今为止,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专著并不太多,和中国有关的——无论是外人流亡到中国或中国人流亡到外国——研究更少。二十世纪末,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研究的理论界大谈所谓“离散社群(Diaspora)”,却往往把它放在一个“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语境中讨论,甚至和“全球化”拉在一起,实无历史意识可言。

  其实“Diaspora”这个字本来源自犹太人的历史,指的也是犹太人离散到他方,如今被广泛引用之后,反而把这个犹太根源忘了。也许,重谈(弹)二十世纪犹太人流亡的故事早已成了老调,而且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中也不合时宜,所以最近几本这类书籍在中国似乎未受重视。承蒙汪晖先生的推介,我得以读到这本译著:《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李士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三年),读后不胜欣慰,也连带地想起犹太人流亡的问题。

  斯特恩(Hellmut Stern)是犹太人,一九二八年生在柏林。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当权并大肆排犹的时候,斯特恩举家逃难。他们到处申请签证碰壁,英美各国对犹太人的入境管制更严,最后竟然流亡到了中国哈尔滨。原来他的母亲获得一份捏造的合同,介绍她作为钢琴教师到哈尔滨工作,于是全家于一九三八年离开德国,乘船辗转来到中国,经上海、大连,到哈尔滨,一住就是十一年,和中国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关于哈尔滨的章节。

  自一九三一年起,东北大部分已经为日本人统治,属于伪“满洲国”,一般史家对于这个时期的研究往往嗤之以鼻。然而,日本殖民者在东北也留下大量的研究资料,“满铁”收藏的经济资料更丰,为美国知名学者如Ramon Myers、黄宗智和杜赞奇(Presanjit Duara)等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宝库。但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斯特恩的这本书,恰好为我们打开一个研究哈尔滨文化的窗户。我读了此书才理解到哈尔滨当年竟然如此“国际化(cosmopolitan)”。哈尔滨虽在日军统治之下,但作为纳粹同盟的日本非但不排犹,而且大开方便之门,所以除了上海之外,哈尔滨也成了二次大战期间流亡到中国的欧洲犹太人聚居的地方。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哈尔滨的俄国人更多,包括白俄和俄裔的犹太人。所以在这个东北边远的城市,这些外国人很快地酝酿出一种以宗教和音乐为主的国际文化。书中如此写道:

  这样一来,二十年代的哈尔滨就变成了一个带有国际色彩的俄罗斯都市,而且是在中国的大地上!虽然那些流亡者原来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待在中国……可是,他们都先在这里扎了下来。因为这里的生活很便宜,至少在这里的生存前景短期内是令人乐观的。那是一种强烈的准备出奔的气氛。“黄金的二十年代”在这里开始了。哈尔滨很快成为“远东的巴黎”。

  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在哈尔滨开设了领事馆。连美国也设立了代表处。那时候不必缴税。……于是,百货大楼、夜总会、旅馆,一切都以欧洲的风格出现了。此外,也出现了许多文化设施,剧院、学校和音乐厅等等。(40页)

  以上的叙述,使人很容易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而中国竟有两个“远东的巴黎”,也是我在为拙著《上海摩登》做研究时始料未及的。我心目中的“双城记”指的是上海和香港,是以英国殖民文化的背景为坐标,没有考虑到俄国和犹太文化。从本书作者的立场而言,犹太人流亡故事的“双城记”却是上海和哈尔滨。斯特恩全家抵上海时,曾遇到一位久居上海的犹太富翁Toueg,其财富与沙逊和卡都里西大犹太家族齐名。这位富豪有意收养十岁的斯特恩,但为其父所拒绝,“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斯特恩在书中回忆说。于是全家终于定居在哈尔滨,一住就是十一年。

  从一个音乐和文化的观点来看,斯特恩的音乐天分完全是在哈尔滨培养成熟的。他的老师特拉赫藤贝格(书中未附原文,无从考证)原来是圣彼得堡玛里金斯基剧院的首席小提琴[译者没有注明原文,可能就是当今最有名的Marinsky歌剧院,它的乐队叫Kirov交响乐团,也有一个同名的芭蕾舞团;现在的乐队指挥是鼎鼎大名的格杰耶夫(Valery Gergiev)]。这位小提琴家是俄国著名的小提琴教师奥尔(Leopold Auer)的学生,所以应该和奥尔的另一位高足海菲兹是同辈甚至同学。而特拉赫藤贝格在哈尔滨教出来的另一个中国学生,也就是斯特恩的同学杨慕云,后来成了中央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四十年后,斯特恩随柏林爱乐访问东北时,两人终于重逢。

  作为一个乐迷,我对于斯特恩这段叙述中的音乐掌故特感兴趣。他说连鼎鼎大名的海菲兹都曾在哈尔滨客居过,还有那位最伟大的俄国低音歌唱家夏利亚平(Fyodor Chaliapin,本书译为菲尧多·沙雅斌)。斯特恩参加他老师组织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和音乐学院,这个乐团可能和当年上海的“工部局交响乐团”相似,成员都是洋人,斯特恩说:“乐团的音乐家之中不仅有俄国人,而且有捷克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等等,在日本占领期间也有几个日本人。”他的老师担任首席小提琴,指挥是施威考夫斯基。该团定期举行音乐会,也邀请独奏家和客座指挥,内中有一位年轻的日本指挥朝比奈隆(Takashi Asahina,书中照音译读为高市朝雏),最受乐团的欧洲人钦佩,这位大阪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音乐家,曾两次受邀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他虽没有小泽征尔(另一位与中国东北有渊源的音乐家,他生于沈阳)名气大,但他对布鲁克纳交响乐的诠释至今独执牛耳。妙的是我最近在北京购得一套价廉物美的“雅典艺术”版布鲁克纳交响乐全集光碟唱片,指挥就是此公(也没有注明日文原名)。据闻他最近已经过世。

  斯特恩于一九四二年十四岁时举行第一次正式的音乐会,书中把曲目列了出来(55页),大多是难度甚高的小品:巴哈的G小调帕蒂塔、柔板和赋格(可能有误,应该是g小调奏鸣曲的一段),康努斯的小提琴协奏曲(Conus,这位冷门作曲家的协奏曲极为好听,当年可能是热门,也是海菲兹的拿手好戏)、克莱斯勒的若干名曲(可能是“爱之喜”、“爱之悲”、“中国花鼓”等小曲),最后是帕格尼尼的“女巫之舞”(难度当然更高)。十四岁就有此造诣,实属难得。

  斯特恩全家在哈尔滨的生活很苦,他为了接济家用,也曾自组四人小乐队为中国人的婚礼奏乐助兴。日本战败后,苏联军队来了,他们的生活更不安定,甚至还要到内蒙的一个小城的铁路员工俱乐部去找工作。几经折磨之后,终于在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乘船到以色列。先在咖啡厅伴奏,混一碗饭吃,最后终于在一九五一年进入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作为一个犹太人回归故土,斯特恩对于早年以色列建国后的文化问题却着墨不多,对自己的落叶归根心情也无交代,不免令人失望。也许,他和许多德裔犹太人一样,心目中其实有两个祖国——以色列和德国,前者是他的心灵故乡,后者是他的文化故乡,而文化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心灵上的感受。因此斯特恩在本书有关以色列的章节中,谈的几乎全都是指挥家和演奏家,内中尤以撰写海菲兹和钢琴家鲁宾斯坦最为传神,而对于名指挥家伯恩斯坦的记述则不多,甚至关于他和卡拉扬之间的恩怨也只一笔带过。倒是谈柴里毕达克(S. Celibidache)——一位传奇性的指挥家的篇幅较多,说他当年还是一个调情高手,深受女士们欢迎。

  斯特恩本来可以常住以色列,在此飞黄腾达,然而他的父亲却又移民美国,他几经考虑后也决定于一九五六年到美国谋生,以便照顾年岁已高的父亲。然而他在美国并不走运,因为没法加入工会,所以失去了一个加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机会,只能在二流乐团工作,甚至还卖过皮鞋和保险。最后终于在一九六一年重返柏林,并顺利考取柏林爱乐第一小提琴的位置(据我所知,该团有四位首席小提琴,斯特恩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日本人,他脸上有一个大黑斑)。

  斯特恩在撰写他重返柏林的章节中却充满了激情,甚至特辟专章讨论。他为什么还要回到当年备受迫害的地方?他说有些犹太人想到德国的时候,“感到有无法克服的仇恨,表示将永远不再踏上德国的土地”,而像他这样的犹太人选择回到德国的并不多。他自称“在全部流亡岁月里,我都非常思念柏林。用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这是无法解释的”。那么用什么方式才可以解释?他的答案看来很简单:音乐,其实背后的文化因素可能更复杂。

  能够加入这个世界最顶尖的乐团——柏林爱乐,而且在该国工作三十四年之久,这当然“意味着一个乐团音乐家一生的高峰”,他对于这个决定从来没有后悔过。然而,如果他留在以色列,仍然可以在以色列爱乐乐团——也是世界第一流的乐队——做首席,也可备享殊荣,而且从犹太人的家国情操立场而言,可能更有意义。为什么他不留下来,或再从美国返回以色列?是否他不够“爱国”?

  可惜在这个认同问题上斯特恩的自我分析仍然不足。我们从他的出身可以推测出一点端倪: 自他父母亲那一代起早已同化德国,换言之,他们这类知识分子首先自认是德国人,其次才是犹太人。斯特恩尤有过之,他要走出这个犹太人的“隔离区(ghetto)”,而在认同广义的德国文化的范畴中促使德国人反省:为什么“有些人把德国、德国文化、德国语言完全和纳粹等同起来”?然而作为德国人中的少数族群,他也处处感受到一种区别,甚至被“排斥在外”,这是所有流亡和移民共通的感觉,也是一种常态,是一般占大多数的爱国公民(德国也好,美国也好),特别是右派狂热民族主义者无法了解的。我自己却颇认同这种心态,不论我生活在美国或黄皮肤属于大多数的华人地区。

  斯特恩在柏林爱乐乐团做过长年的常务理事,所以他可以在这个权力核心做不少文化交流的事:柏林爱乐乐团访问以色列和中国,幕后的功臣就是斯特恩。他于一九七九年第一次随团访华后,曾多次重返他的“第三故乡”,而且协助不少中国年轻的音乐家到欧洲留学。斯氏退休后移居美国,据闻他也协助当年的老同学杨慕云在退休后移民美国定居。

  全书的后半部叙述的大多是这类的活动,也表现了一个犹太流亡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找寻认同意义的心路历程。他在德国到处为犹太人请命,最后还加入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与激进右派青年对话,然而他的女儿却选择在以色列定居,并结婚生子。全书的高潮是由他在背后促成的柏林爱乐访问以色列的演出,然而卡拉扬并没有去。

  我认为本书最令人遗憾的就是对卡拉扬的记载。斯特恩毕竟是个君子,可能不便把所有的内幕写出来。卡拉扬晚年霸道得令乐团团员无法忍受,终于公开决裂,但他又是终身指挥,不能被罢免(后来接任的阿巴多则是有定期契约)。卡拉扬非但视犹太人伯恩斯坦为劲敌(伯氏只指挥过柏林爱乐一次),而且年轻时曾经加入纳粹党,为了自己的事业前途,不计一切代价。后来当上柏林爱乐永久指挥之后,又把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据为己有,在萨尔茨堡举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音乐节,并与德国唱片公司录制大量唱片和影碟,俨然成了“卡拉扬音乐帝国”的太上皇!和如此霸道的人如何相处?况且斯特恩还是柏林爱乐多年来的常务理事之一。但书中却对卡拉扬颇为尊敬,而且对他在音乐上的建树推崇备至。相反的,书中对另一位甚为杰出的犹太人指挥家巴伦波音(Daniel Barenboim)——当年还是问鼎卡拉扬宝座的热门人选,现任芝加哥交响乐团指挥,却毫无论述,只提了几次,刊登了一张照片而已。

  本书题名“弦裂”,我本以为指的是卡拉杨和柏林爱乐的“弦裂”,斯特恩是代表乐团的见证人,读完全书才领悟到:也许“弦裂”就是意味着流亡失所。此书在德国曾引起轰动,在二○○○年法兰克福书展上,列为畅销书排行榜第二。中译本似乎十分忠实(我没看过原文),但不够流畅,译者可能对音乐不够内行,不免出错,但无伤本书的内容和价值。

  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4804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