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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出自固执的记忆

更新时间:2011-12-10 22:49:28
作者: 臧棣  

  

  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新诗的进展非常迅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而在另一种眼光看来,是一个诗歌运动接着一个诗歌运动,热闹但是短命。上述两种描述涉及的价值评判截然相反,但却认同一个基本的事实:仅就进程而言,当代诗歌的发展速度确实是迅猛的。实际上,在新诗的历史上,时代和政治这两个因素,一度让诗人们相信,新诗的胜利必然是一种速度的胜利。在当代,海子的写作,也印证了这样的信念。可以说,海子最根本的诗歌意志是建立在对加速度的崇拜之上的。不仅如此,他所展示的写作方式也充满了这样的暗示:真正的诗歌天赋其实是一种审美的加速度,它以一种尖锐而亢奋的方式纠结着本能、直觉、热忱、激情、认知力、意志。这种状况会诱使人们得出了一个印象:优秀的诗歌写作似乎总是与想像力的加速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观感,它大致还说的过去。但作为一种见识,它就显得极不牢靠了。比如,在评判像赵野这样的诗人时,它很可能会起到遮蔽的作用。

  在当代诗歌的星云图上,赵野可以说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八十年代早期,在四川大学就读时,他即投身到当时热火朝天的大学生诗歌的浪潮中,并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一九八二年十月,第三代人》这首诗描绘了彼时彼地的出生于六十年代的诗人们亢奋的心情:

  天空飞动渴望独立的蝙蝠

  和他们幸福的话语,仿佛

  一切都是真的,没有怀疑

  没有犹豫,树叶就落下来

  之所以显得亢奋,是由于诗歌的前景又一次以天空的面目显现在新一代诗人的预感中。这里,“天空”的意象实际上对应的是当代诗歌的写作的可能性。这种亢奋也涉及到对诗人的代际身份的确认:

  这就是他们,胡冬、万夏和赵野们

  铁路和长途汽车的革命者

  诗歌阴谋家,……

  语调中不乏自信与反叛精神,重点则是渴望成为诗歌的天空中的“独立的蝙蝠”。不过,在赵野身上,对反叛的渴求更多地转入到独立的需求。这种需求如此内在,以至它不断地滑向一种美学的孤立。虽然名列“第三代诗歌”最初的策划者的行列中,但由于先天的诗歌个性,他并没有更深地卷入到它的漩涡中。边缘化,在别的诗人那里,是一种诗歌的不幸与被迫,而在赵野那里,则变成了一种自主的选择。并且,像所有优秀的诗人一样,赵野实际上非常明了边缘化在当代诗歌情境中的辩证意味。边缘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现实张力的现场,一个目击永恒事物的场所。从写作的角度看,边缘化甚至可以提供一种天然的屏障,有利于诗歌天赋的专注。而从速度的角度看,边缘化意味着一种诗歌的慢,意味着淡漠所有的诗歌时尚,以自己的方式接近诗的真理。

  归结起来说,赵野的诗歌方式,就是将语言表现为一种回忆,或记忆。甚至可以说,记忆/回忆是他为诗歌重新塑造的一个有魅力的文体。记忆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意识浸透在他的诗歌中的。作为一个历练丰富的当代诗人,赵野没有把诗歌最初的冲动定位在感觉上,而是将它锁定在记忆/回忆上。记忆是衡量素材的尺度,同时也是深化主题的酵母。就诗歌想像力而言,记忆还意味着经验的内敛。这促成了流溢在他的诗歌中的冥想的调子。比如,他经常会在诗歌中提到“古代”、“前朝”、“前世”等等。更特出的,他了解记忆的鲜为人知的功能:

  ……,但记忆

  暧昧如官僚簇拥的皇帝

  安详平静又四伏杀机

  也不妨说,对赵野这样的诗人来说,记忆就是诗歌的想像力。甚至远不止于此,记忆(回忆)也是一种诗人的命运,在《时间·一九九○》这首诗中,在记忆的美学框架内,赵野为他的诗歌定下的总体基调是:

  多少诗章出自固执的回忆和

  心底,恰似一轮明月照东风

  “固执的回忆”显示诗人有意识地把他的诗歌想像力深入到传统和远方。它触及了人生的伤感,但又包含了对伤感的超越。“明月照东风”即在意境方面对这超越做了出色的描绘。此外,怀旧感还是一种精神尺度,用于衡量诗人自己对世界的关注程度。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最珍贵的遗产,我以为,是历代的优秀诗人都努力把诗歌发展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自主的人生态度。假如把诗人赵野放到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联中考察的话,那么,他的诗歌便显出一种古典的倾向。他倾心体现在古典抒写中的那种对诗歌的态度,即诗歌是触及人生奥秘的一种方式。赵野所显示的接近传统的方式表明,传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的殿堂,而且更是一座体验的迷宫。更进一步地,传统也可以被发展成一种充满内在张力的感受力。作为一个当代诗人,赵野的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他并非一味地和传统接轨,把传统膜拜成自己的源头,抑或拼命洗刷自己身上的现代征候,进而把自己假想成一位生活在古典环境中的现代诗人,这当然无法满足他的诗歌灵魂。他选择的方式既简洁,又高贵:实际上,他就像一个活在现代的善于感悟天地万物的古典诗人。在这样的诗人看来,时间是永恒的主题,也是灵感的源泉。

  对优秀的诗人来说,传统不是一个追求的对象。从写作的实际情形看,好的诗歌传统也无需去追寻。只要遇到好的诗人,它就会复活,并焕发出新的才气。赵野的诗,尽管在形式上太过内敛了,却像他推崇的当代诗人柏桦一样,充满了这样的才气。所以,赵野全然不像一些标榜“回归古典”的诗人那样,用古典诗歌的标准来支配诗歌的现代书写。他倾心于诗歌的古典气质,深谙古典写作在普遍性方面所具有的审美力度,但他也不会忘记他是作为一个现代诗人而存在的。他的诗歌语言就像是在铁匠铺里淬砺过似的,精炼中又带出一些老练,在诗歌节奏上,他的诗句处处显得像格言一样严谨,但效果却接近循循善诱的铭文,令人赞叹。

  在新诗向古典诗歌吸取养分时,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误区就是,新诗幻想着它可以在诗歌的现代抒写中再现古典诗歌触及的意境。新诗历史上,许多才具卓然的诗人都被这样的幻觉牵扯或是耗损了他们的诗歌生命。我曾担心赵野会陷入意境的泥淖中,因为他习惯采用的句法非常接近营造意境的要素。在他的诗歌中,意象仍像在古典诗歌的句法原则中那样居于诗句的核心,回忆和节制都有助于意象变得突兀而凝练,显出堪与雕塑媲美的线条,最后驯服于以结构的面目出现的意境,不过,很快我就松了一口气。对古典气质的倾心并没有妨碍他对新诗的现代性的敏感。意境不再是现代诗的最高的目标。诗歌的写作毕竟应首先体现为一种艺术创造。赵野的优异之处在于,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写出了诗歌的汉语中的境界。并且,尽管有点过于风格化了,但这境界很少受到意境的拖累。他的诗能够引起微妙的共鸣,也盖因于此。

  一个诗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命运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即命运。这是诗歌最重要的特征。诗歌之所以具有参与历史的力量,就是因为它能在任何情形下不断地显示这一真理。对此,赵野也有清醒的觉察。在《汉语》这首探讨语言与自我、语言与诗歌、语言与种族、语言与历史的多重关系的诗作中,诗人写道:

  在这些矜持而没有重量的符号里

  我发现了自己的来历

  在这些秩序而威严的方块中

  我看到了汉族的命运

  这里,赵野对汉语的“矜持”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语言的矜持实际上是命运的风格特征。在与世界发生关系时,这种风格化的矜持,反映出汉语在对事物加以命名的过程中显示出一种温柔。一种命名的温柔,假如它不是汉语所独有的,也是汉语最先领悟到的一种语言的自觉。即对我们所命名的事物,要尽可能地做到“彬彬有礼”。汉语作为一种诗歌资源,也给以它为介质的诗歌写作带来特殊的机遇:在那里,“每个词都被锤炼千年”,但它也富于一种内在的活力:“犹如每片树叶每天改变质地。”

  近百年来,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人,都不得不在他们的写作生涯中分出一部分精力来回答什么是新诗。作为一个当代诗人,赵野的回答方式仍具有标识意义。写于一九九二年的《诗的隐喻》,揭示了诗歌在本体论意义上投映在诗人心中的形象。它既是对什么是诗歌的回答,又是诗歌与心灵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说明,一次在我看来相当美妙而不失简洁的说明,并且相当有说服力。简而言之,它是对诗歌的形象学的一次举例。这首诗值得全文引录:

  趟过冰冷的河水,我走向

  一棵树,观察它的生长

  

  这树干沐浴过前朝的阳光

  树叶刚刚发绿,态度恳切

  

  像要说明什么,这时一只鸟

  顺着风,吐出准确的重音

  

  这声音没有使空气震颤

  却消失在空气里,并且动听

  至少,作为一个答案,它看起来不再那么焦虑,并且揭示出, 诗人已重新返回到了某种专注于诗歌自身的自主状态。这首诗写得非常节制,更重要的,在节制中写出了诗歌的力度、优美与深湛。呈现在诗歌的画面如同记忆在对梦幻做复述。“河”的意象保留了它在古典想像中的基本含义,它既是孔子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叹时所面对的河,也是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将他的思索借喻于“人不可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时所谈及的河。经过诗歌的转喻,它基本的指涉是人生与世界。用“冰冷的”来加以修饰,则暗示出某种现实的氛围。

  诗中的“树”, 诗人“观察它的生长”实际上就是在体察诗歌本身。“趟过”一词用得非常巧妙,但又不留斧痕。它将对诗的追寻的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和盘托出:诗,就像这首诗中提及的那棵树,它生长在冰冷的河的彼岸。诗歌的作用是安静的,弥散的,毫不嘈杂,因为它首先是一种自我启示。它的基本方式是“这声音没有使空气震颤”,但是,它“动听”。最后,对诗本身的深切的领悟,反过来也锤炼了赵野自己的最典型的诗歌风格:诗歌是安静的,而优秀的诗人则更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深入诗歌的安静。越是安静,越是动听。

  诗歌的安静,不仅仅是一个美学的命题,或风格的目标。它还涉及到对诗人自身处境的一种省察。安静很可能有一张哲学底牌:沉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显示的一种严格的自我限定:凡不可言说者,就保持沉默。在《自我慰藉之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二十个世纪,很多事发生了

  更多的已被忘记

  因此,我学会了用沉默

  来证明自己的狂野

  这里,诗人所自愿显示的沉默,在姿态上,非常接近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所自觉采取的态度。但除了自我认知方面的谦卑,一种气质高贵的自知之明,诗人的沉默又不同于哲学家的沉默,它还有另外一层涵义。诗人的沉默还是对世界的一种主动的回应。所以沉默,是因为内心有最深切的感动:

  像那些先辈,每个雨季

  都倚窗写下一些诗句

  不是为了被记忆,而仅仅

  因为雨水使他们感动

  这雨水也使我感动,此刻

  河流流淌,光明停在山顶

  就这样,某些东西被诗歌突出在高处,比如在“山顶”那样的地方,它们被彻底照亮了。同时,诗人也很明白,人生并不因此而一劳永逸,但它的确因此而获得了安慰之光。

  从主题上看,赵野的诗具有一种不寻常的力量。作为一个偏好节制的诗人,他倾向于把所有的诗歌素材都压缩到一种诗的情境之中。命运既是这情境的要素,又是它的最基本的背景,而诗歌有能力在心灵中开辟一种新的自主的现实。赵野的诗在主题上独特之处在于,它表明,诗歌的力量有时就是一种呈现情境的力量。换句话说,它是一种揭示人生境况的力量。从效果上看,它甚至戏仿了命运的力量。《一九九七·元旦·温家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前世的巨大的雪

  铺满道路和庭院

  树木冷峭、坚硬

  有种宿命的意味

  城市遁去了,终于

  和我没有关系

  但空虚像更冷的寒流

  从墙根漫到额顶

  在这首诗中,现实,生活,人生,世界,都严格地处于一种成年的目光之下。它的主题很常见,诗人的目标是对自身境况的省察。捎带地,梳理一下此种人生境况所可能包含的身世方面的内容。这也是赵野最偏爱的一种探究事物的方式。对现实的感触最终转入对情境的敏感,情境不仅是一种文体结构,而且是一种命运结构。

  也许有人会觉得诗人把空虚与结局联系起来,并没有跳出常见的感叹人生的俗套。其实,对空虚的体察并不会诱使人生变得消沉。我觉得,赵野像所有优秀的诗人一样,有能力以诗歌的方式避免人生卷入情绪的波澜。对于人生,他的基本态度接近一个小说家的态度:

  但是活着,我敢说,却远比

  一部小说更微妙和细腻

  ——《飞行诗篇》

  不言而喻,“更微妙和细腻”,指涉的是一种对人生的敏感。而诗歌的方式则有助于加强这种敏感。好的诗歌方式更是在强化之外,将这种敏感点化为一种安慰。如博尔赫斯所说,之所以写作,是为了在时间的流逝中获得安慰。赵野的诗,之所以感人,就是因为作为诗人,他不仅敏感于素材与意义之间的关联,而且有能力在诗歌的主题领域把这敏感转化为一种安慰:

  难得雪花飞舞,融化了

  周遭的浮躁与喧嚣

  大地柔软、洁白

  如梦中的木房

  ——《关于雪》

  在这里,净化场面几乎是作为一种自我认识的仪式显现的。它首先始于外部环境,但很快就渗透到诗人的内心。这种内心的净化分几个步骤进行,衔接有序,环环相扣。起始阶段,仍是一种对生活的警觉,接着是深入的自我怀疑,更进一步的进展则是由心灵作出的评判。这样的评判通常也是一种对意义的选择。全部过程如下:

  傍晚的雪使我恐惧

  我开始怀疑我的角色

  扮演了这么久,这么坚忍

  还被教诲心存感激

  如今大幕还没有落下

  我只想退场,细细回忆

  感动过我的优雅身影

  和那些改变命运的细节

  这当然是一个高度浓缩的过程,它既是人生的缩影,又是心灵的剪影。站在诗歌的立场(赵野以他独特的方式将这一立场展示得的确有些“固执”),人生是一种外在的现象。回忆比记忆更主动,它完成着自己。并且在完成自己的同时,也完成了诗歌对人生的总结。回忆是诗歌的躯体,也是诗歌的灵魂。而且,很有可能,这样的表述并不仅是传达一种对诗歌的认识,它其实是“改变命运的细节”。

  二○○三年八月

  (《逝者如斯》(诗集),赵野著,作家出版社二○○三年十月版)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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