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历史的肉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1 次 更新时间:2011-12-10 22:47

进入专题: 聆听父亲   张大春  

苏炜  

“说不上为什么,就是感到非常好,你一定得读一读……”朋友刚从台湾访学归来、为我带回这本新鲜热辣的张大春新书《聆听父亲》。我读罢回复他的感叹,竟然也一如上言:“一时真的说不上为什么,只是觉得非常好……”掩卷沉吟,忽有一悟:这“说不上为什么”其实大有说头,——可不就是庄子说的“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陶渊明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么?——或者,也即如席勒的名言:“一旦灵魂开口言说,啊,那么灵魂自己就不再言说!”不是更如胡塞尔当年批判旧式逻辑思辨的那句著名的口号“Zu den Sachen Selbst”——直面于事情本身么?——确实,这种阅读感受中连汤带汁饱满盈盈的“文本的愉悦”,非关逻辑推理与“解构”、“诠释”等等“主义”夸炫,而纯粹来自历史与事象本身的丰富多义所带来的阅读快感,在我们近年的文学读本与知识言述里,实在是久违多时了!

《聆听父亲》是台湾著名的“顽童”作家张大春的最新力作,也是作者野心勃勃的“父亲”书写系列的“首部曲”。其实,出版社佩在书腰的“炒作”文字反而是对读者十足的误导:“——白话文学自朱自清《背影》以来最感人的父亲书写!五年间历经父亲瘫痪、稚子出生的张大春,二○○三年催泪代表作!”在甫一进入阅读时,因为有这个“朱自清的《背影》……”之类作为阅读预期,我本来真的以为面对的会是一个温馨、轻巧同时充满张大春式机智游戏的“催泪”文本。可是读着读着,仰躺的坐姿端持了起来,散漫的思绪敛聚了起来,我才发现,这是一个不但需要调动情感,而且必须随时进入“计算”、及时理清家族血缘的脉络,然后调动现代知识库存、再回到历史的当下现场,方可以进入具体叙述情境的一部非虚构性的严肃书写。说起“非虚构”,此书的叙述却是人物、事象纷繁,有着小说一般的叙事质感的。这里那里,都让人隐然读出类似《红楼梦》或者《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式的叙旧溯源的笔意。但据张大春回答朱天文问询的自述,他不认为这是一部小说,甚至连非虚构性的小说都不算,“你不如看作是一篇写得较长的散文吧”。可见,作者从构思立意的一开始,想做的就是“呈现”而不是“表现”,刻意要撇除虚构与想像中必不可少的“逻辑建构”与“主题取向”,他就是力求把“张家”家族史的原汁原味“还原”给你,从事象到文本,从细节到氛围,至于其中的价值、是非,情感向度、判断标准,是好是歹,由君做主,“悉听尊便”。

“……我猜,一定是因为在那个被我囚锁过久的角落里,有些禁忍不住的东西蠢动起来。它们依附着我对一整个废墟的家族的好奇而渐渐萌芽,它们借由我一点一滴、片纸只字地搜罗、探问、记录、编织而发出声响,有了形状,甚至还酝酿出新鲜的气息。你的母亲会迫不及待地告诉你: 这种永远会从人的身体里新生出来的东西就叫‘情感’,带来欢悦、带来烦恼、带来喜笑和泪水、挫折与渴望。千万不要担心——你的母亲一定会这样说:千万不要担心表达了情感是多么愚呆不智、庸俗可笑的事。你的母亲当然也会顺便跟你透露:你的父亲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压抑的。/我把这些,都压抑在梦中;在一笔一笔的为你勾画出来。”(222页)这是篇末,张大春向一个虚拟的“你”——他的未出生的儿子说的一段话,也可以视作《聆听父亲》的本事与主调,帮助暂时无缘阅读此书的读者一窥此书的题旨和意趣。 顾名思义,这是一本关于父亲的书。却是一个行将成为父亲的儿子(作者),站在瘫痪的父亲病床边,对尚在母亲腹中未降生的儿子絮絮说的一大番关于爷爷(作者的父亲)家族的话,而这话,却又同时是说给瘫痪在床、进入生命末期的作者的父亲说的。这么一个“父亲(作者)——儿子”、“儿子(作者)——父亲”——两代“父亲”环环相套的叙述视角,为本书创造出一种繁复而灵动的“聆听”氛围,在阅读中,我觉得自己完全成了作者倾吐的那个对象(“你”)而代入了一个“儿子”的视角,从而追随着张大春的笔墨,进入了张家家族史的一段悠远绵长的溯游之中。

“那真是一部《红楼梦》也说不清。”(200页)全书共分九章。台北现在时的现实情境、感怀,两岸过去时的家族史的代际脉络与作者自身的经历枝蔓,连环相套,随意出进,意绪洒漫。“一切尽在灰烬之中。”全书贯穿着张大春的“六大爷”张同京从“文革”灰烬中抢留下来的家族遗物与亲笔写给他的一纸关于家族史的回忆。原来,张大春祖家——山东济南张家“懋德堂”,是一个有着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的显赫家族。祖上各房都出过秀才举人,得过大小功名。自高祖父张冠英企图以三百亩祖产纳个俸禄被骗以后,祖规家训的“诗书继世,忠厚传家”,悄悄改换成里院门楣上两副与“福”、“贵”相关的楹联。张家祖业便也从诗书功名转为经商富贵,从曾祖父张润泉这一代开始,开当铺、估衣铺,插手济南盐务经营,曾祖父暴毙后,又在曾祖母朱氏的一手操持下,使得张家的事业愈见兴旺发达。日本人一九二八年制造的“五三惨案”是“懋德堂”历史的一道分水岭。爷爷张宗周在日本人治下“当过汉奸”(“任事敌伪”——供职于维持会金库),并染上鸦片嗜好;父亲张启京在战乱中加入过帮会“庵清帮”,在日本人的“局子”里任土地测量员;抗战胜利后为了“出门找差使”,父亲又违背“好男不当兵”的祖训,糊里糊涂地“穿上二尺半”、补了国民军青岛“第四兵站总监部的文职空缺”。全书结篇,在“漫天都是血光似的红霞”之中,母亲背着两个包袱和一把胡琴,用一双萎缩蜷曲的小脚踏上了千里寻夫之途,结束了这个张家历史“首部曲”的绵长叙述。

——这是笔者好不容易才从一大片如同原生态般荒芜恣肆、头绪纷繁的灌木枝蔓中,粗粗理出来的《聆听父亲》的叙事主干。这种恣肆和纷繁,像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他力求避免的,正是清晰而单一的结构里带来的逻辑化的线性思考;但是,却又像是作者作为儿子和(行将的)父亲,面对(行将的)儿子和濒危的父亲的独白对话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叙述走势。没有任何逻辑理念的预设,没有道德价值的褒贬和忌讳,更没有一般读者预期的主题阐释或者象征隐喻(但又可以说,全书充满了各种实有的隐喻和讽喻),作者甚至把“爷爷当过汉奸”这一段让他感到羞耻汗颜的历史,考据出具体的脉络与情境,连同父亲年轻时加入“庵清帮”的具体入会、盟誓、证件的细节,都加以一一呈现。张氏家族从清道光二十年即公元一八四○年迄今两百余年的历史,就这样枝蔓芜杂、连血带肉地端捧到你的面前。“你要问我,‘大时代’是什么意思,我就会用我父亲的话告诉你:‘大时代就是把人当玩意儿操弄的一个东西’。”(216页)但,这只是作者的“虚晃一枪”而已。张大春更深的寄托,其实不在“大时代”这一类的“宏大叙事”。此书运用的反结构、非逻辑的叙述技巧,就是刻意要与老式的“宏大叙事”划清界限的。毋宁说,他书写的是“人在历史中的具体存在”。从每一章的小题——“角落里的光”,“预言”,“我从哪里来?”“传家之宝”,“书写的人”,“我往哪里去?”“日夕望君抱琴至”等等所透露的,他所质疑的,其实是人之作为生命,作为历史的具体存在的最根本的那些大问题——其前提与限制,个人、家族与历史的选择、纠缠与隔膜,人的可能性和历史的可能性等等。“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8页)全书几乎就是以这一句非逻辑的小孩戏语作为引子,进入后面多声部而浩繁庞杂的叙述的。从暗室的月光映照父亲的病容开始,单线的回忆渐渐因各种话语的触动而呈流体状、放射状地洇漫开去,历史的分量因不断的真实文本加入而层层叠加,终于读者要发现,他所面对的,其实是一部不但嵌入了个人血脉同时更深深嵌入中国百年兴亡史的巨大文本。巨大,不是因为篇幅,而是这种零散的、具体微末的事象中蕴含的丰厚多义,仿若中国画“散点透视”似的把宇宙天地都收入了尺幅之中。读者聆听的,其实不仅仅是关于父亲、也是关于命运、关于中国的叙述。我最喜欢的是第八章“日夕望君抱琴至”:你很难对这一章一言以蔽之,一把胡琴,可谓写尽了生命与历史的诸般荣枯——儿子,父亲;这一代,上一代;离乡,还乡;宅院内,宅院外;两岸的血缘、情结与现实恩怨、纷争,包括作者儿时听着父亲胡琴声呀呀学唱的“平剧”二黄西皮,也包括北京“国宝级书法家”的二姑父欧阳中石的题咏……

“逼近艺术,就像逼近实情本相一般,令人脆弱。”(181页)作者在篇末如是说。这一段话,倒令我想起海这边另一位同样喜欢在“写实与虚构”之中追溯家族史的女作家王安忆不久前的一段感慨:“‘看看生活’,我们会看吗?艺术其实是从这里出发的。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生活布满了雕饰,观念呢,也在过剩的生产,又罩上了一层外壳。莫说是我们软弱的视力,伸出手,触到的都是虚饰。看看生活,我们看得到吗?”因此,王安忆认为,观念常常是靠不住的,而“掩在观念、思想、意识形态之下,切实可感的生活肉身”才是真实可靠的:“这肉身是一个具有着自给自足的功能的存在,它比观念有利,有平衡协调的性质,因它具有自然的资源。”(转引自郑国庆,《看到的,与没有看到的》,《读书》二○○二年十一期)王安忆这句话,好像是专门为我表述阅读《聆听父亲》的独特感受而准备的。有论者因之而批评王安忆如此强调“生活的肉身”,是“缺乏全局的认识与对事物深邃的洞见”,并刻意要把王安忆近年的写作附丽于什么“全球化话语”之上,一如以“阶级论”写《春蚕》时的茅盾。——这真是“看走眼”了,恰恰是把王安忆近期对“生活的肉身”的深掘,大大的窄化与矮化了。张大春的改变其实也是一样。连人情练达的朱天文读完《聆听父亲》,一下子也认不出以往那么“游戏”机智、那么“书袋”滚滚雄辩滔滔的“顽童”张大春来了,不过,她觉得反而“第一次发见了真正的张大春”(见朱天文日前在台北发表的对此书的评论)。——“看看生活”。“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每一个生命的“实情本相”,生活就是历史的真实文本。因之,“看看生活”,就是首先要跳离那些雕饰、过剩的“观念”,发现和呈现生活最具有生命质感的那些细节与事象;无论作为文学的写本和历史的文本,只有回到事象,回到日常而真实的经验感受,才能“逼近”生活与历史的真谛;只有回到“生活的肉身”本身,也才能进入“历史的肉身”——进入历史的具体事象之流, 从而最终“看到”真实的生活与历史,把握真实的历史与人生。

海德格尔的老师胡塞尔当初那个口号:“直面于事情本身!”为什么会引起西方学界持续多年的震撼?因为他主张:要跳出逻辑,力求把握“逻辑背后”的真正本源(事情本身)。正是有感于“客观的科学的世界之知识,乃是以生活世界的自明性‘为根基的’”,一旦面临这个一切科学、一切理论、一切人以及一切人类社会都“从属于之”的“生活世界”,“我们就会突然意识到,……迄今为止我们的全部哲学工作一直都是无根的”。对此,维特根斯坦说得更直接:“不要想,而要看!”(见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转引自甘阳《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这个“看”,正是王安忆所说的“看看生活”的“看”。这里,作为哲学大师的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当然不是不要逻辑、理论、观念;而是强调要把直观的东西、经验的东西、生活里真实体验的东西,首先置于逻辑与观念之前、之上。在笔者看来,以“生活世界的自明性”作为认识的根基,就是首先要从观念的云端回到地面,呈现和面对生活世界整个自然生长的现实过程,只有“呈现”了或者“面对”了,才好去谈论“批判”与“超越”。对于如同百川汇海一样自然而然生长的时空过程(自然、生命、历史、生活等等),用简单的概念、观念去描摹它、规限它甚至意图主导它、设计它,首先是笨拙的,事半功倍的;其次,则更往往是悖逆常情人道的生活进程的;进而,将是容易通向谬误、导向残忍与残暴的。这后一点似乎耸人听闻,却是被上一个世纪以来种种为“观念”而酿造的悲剧所一再证明了的。近读杂书,发现我们老祖宗的中国式智慧,在摒除“观念”、“立场”,直奔“事象”、直面“事情本身”方面,其实有着远比西方智者多得多的洞见。老子《道德经》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孔子就对他的学生说过:有四件事要牢记:不要优先占有的观念,不要有限定的必然;不要固执己见;不要一个特殊的我。(“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见《论语·子罕篇》,转引自尚杰《追忆“没有观念的智慧”》,《读书》二○○二年十期)读罢张大春的《聆听父亲》,作者这种“岁序不言,风日无猜”的“观念的缄默”,这种将“生活世界的自明性”的全部丰富和多义连血带肉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努力,令我想到刘再复先生近年反复强调的一个命题:生命话语,大于历史的与伦理的话语。它也再一次体证了笔者多年前在文学上的一点领悟:在文学书写中,“越主观的,便是越客观的”,“越常态的,便是越永恒的”。同理,在认识生活、审视社会的广大言说背景之下,越是背离常识事理,远离经验真实,远离“生活世界的自明性”的那些“永远正确”的观念条条,反而越是需要引起人们警惕的。

(《聆听父亲》,张大春著,台北时报出版社二○○三年八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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