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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鹤都:关于“破四旧”的反思与追问

——兼评《王力反思录》之有关内容

更新时间:2011-12-10 15:54:33
作者: 米鹤都  

  

  〔作者按:《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于2011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发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内容只能割舍。这里,作者将其中涉及“破四旧”的部分内容整理为一篇专题文章予以发表,作为对《心路》一书的一点补充。由于本文属于节录,独立成文难免有内容上的缺失及逻辑上的不周全,特别关于红卫兵们为何会参与其中及其所应承担的责任等没有涉及,请参阅《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敬请读者谅解。〕

  

  破四旧是文革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当前的众多研究和社会上对此事的认识大多是把它归咎于红卫兵们的残暴。这固然是事物的表象,然而将这种震撼社会、惨无人道的“运动”仅仅聚焦于当年13-19岁的中学生,对于我们深入反思这段历史显然是肤浅的,甚至是一种偏差。其道理本文不展开论述,可参见《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的有关章节。

  本文认为,对破四旧需要分析一下其为何成为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初期的爆发点?以及在一个成年人主导的社会中,它怎么会成为一种现实?

  破四旧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十六条”中所说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是所谓四旧的载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说,破四旧的开端主要是针对前一对象,以砸招牌、剪发型、改路名等为主;但是马上就转向了后者,以抄家、打人、遣返为主要内容。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太多的内在联系和共性,但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转换对象、并以如此之猛烈的程度展开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本文在破四旧后一对象的概念上,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初步的分析。

  

  一、破四旧是保卫毛主席和净化北京城的延续

  

  文革之前,毛泽东自1965年10月即离开北京,一直以杭州为基地巡视流连,流连于江南而拒绝返回北京。甚至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也并未出席。从表面看,这很不正常,政治局讨论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此重大的问题,主席居然不参加会议。这从程序上和内容上都令人不解。以前的论者大多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欲擒故纵,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布局或者是一种策略。根据现在的资料看来,他更多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毛泽东后来对外国友人说:公开发表改组北京市委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林彪讲话则谈到:这次彭真的问题出来后,毛主席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可以这样说,“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对党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为确保安全,他进行了缜密的布置。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成立并亲自主持了密级甚高的“首都工作组”,甚至林彪、江青都未能参予。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下设七个小组:其任务分别是:一、除了调动前面提到的两个步兵师作为北京卫戍部队外,负责其它警卫部队的配置和调动;二、负责社会治安;三、清查民间的枪支弹药;四、清查敌特和私人电台;五、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六、加强看守和监督监狱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七、外事保卫和清查华侨。〔1〕可以看出,这个工作组的重点是将北京市过滤成一个“纯净”的城市,以保卫毛泽东和文革指挥中心的安全。除第一项外,这个组织的工作载体主要是与各级公安机构和街道委员会相结合。

  在这种布局下,文革中北京的第一批遣返是在1966年5月,而非始自于破四旧。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当月,就立即“动员”了一批“四类分子”去新疆等地。周恩来是这样讲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2〕天津市公安局也曾在1966年7月,计划将原籍河北的四类分子4500多人遣返回乡,监督改造。〔3〕北京破四旧中的遣返,现在无从考证最早出现的具体事例及其背景。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红卫兵成立之前,北京的遣返已经启动。遣返的做法并非是红卫兵们想出来的点子,它是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方针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对此曾提出意见,于是这一工作在6月中旬告一段落。周恩来也承认“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但是这项工作并未终止。

  还有论者指出:遣返地富反坏右的问题,与所谓净化北京城的大政策是相关联的,北京市在彭真主政期间就有过“净化北京城”的计划。〔4〕当然,这是指“文革”前的阶级净化而非环境净化。但是,和红卫兵的抄家遣返直接相关的,是出自于保卫毛主席的需要而产生的“首都工作组”。也就是说,北京对“四类分子”的遣返是文革前就已经确定并正在执行的政策。

  根据一位当事人回忆:“对社会人口的清查、清理工作,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不知伤害了多少人,不知使多少人陷入了无边的苦海,甚至遭遇灭顶之灾。这个灾难也不都是‘首都工作组’造成的,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但是,这项工作很快就被‘红卫兵’冲乱了,他们根本不讲什么政策,统统先揪出来批斗,然后赶出北京。”〔5〕

  可以说,红卫兵兴起后,自然而然地将破四旧与首都工作组的任务衔接起来。这是因为,上述的七项工作,其中的第3、4、7项是属于内部掌控的,在当时法律框架尚未被完全破坏的情况下,政府机构无权随意搜查嫌疑者的住所。而红卫兵们的身份却可以让这三项任务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了。第2、6项任务实际上也转交给了红卫兵去执行,所以出现后来的“打流氓”。而第5项任务更成为了抄家、打人、遣返的依据。

  从这个历史逻辑出发来认识破四旧,就接近了历史的真实。当然,现在还看不到有档案文字表述的这一工作上的“衔接”。实际上,红卫兵们的抄家除了一少部分是红卫兵们自发地寻找对象外,多数是在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委员会的引导下发生的。

  二、国家机器的怂恿和纵容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在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根正苗红的公安干警特别是那些“片警”们,衡量其工作的第一标准显然是对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和高度责任感。他们也巴不得使自己的辖区“纯之又纯”。谢富治为首的公安系统领导人很快指示他们,要积极配合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因此,大多数公安干警们主观上是欢迎破四旧的,甚至可以说红卫兵们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们的工作。于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仅仅是配合了,而是主动地引导着红卫兵们的行动。于是,抄家、打人就大规模地出现于天子脚下的京城了。

  一些红卫兵当事人对破四旧的回忆中,大多数人都提到了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的恶劣作用。举几个事例说明:

  一位访谈者说:我很熟悉的一个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到上海串连时,抄家并打死了一个老华侨。这件事当时在上海很轰动。实际上这是当地的一个派出所所长,还有一个里弄的居委会主任,老想整一个老华侨。但华侨的身份特殊,他们整不了,就利用北京红卫兵不了解当地情况,介绍说这个人是老资本家,还死不承认。结果,这些北京的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就抄家打人。老华侨是在东南亚割橡胶的工人,回国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一个房子,养老来了。他很硬,死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当然他根本就不是。最后,就这么被打死了。后来在江湾体育场斗争了打死人的红卫兵。不过在当时政策下,后来还是把他放出来了。〔6〕

  另一位访谈者回忆:大概是9月份,抄家风已经过去了,可当地的派出所找上门来说,有一个很有特务嫌疑的人,你们能否把他家给抄了?那时,我们也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就去抄人家。结果发现这家人好像是华侨,而且和总理的关系非常密切。有很多总理写给他的信和他们写给总理的信的底稿,还有和总理的合影。〔7〕

  指挥过多次温和抄家的一位访谈者说:当年抄家这些事情全是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搞的,那帮孙子到处给提供名单,说,我们胡同有一个什么什么人,你们去抄啊。这帮人就去抄去了。那时候抄家全是坏人引道,这些学生知道什么呀?〔8〕

  即使在老干部层面,对破四旧的态度也是欣赏的。叶剑英曾讲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9〕这表现了党内高层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

  另一方面,文革发动后,大多数老干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不仅政治上安全,甚至也是一段时间内,动荡中的各地党政负责干部转移视线、寻求自保的一种做法。他们显然乐于看到红卫兵这股祸水冲向“传统”的阶级敌人,而非《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背后的经济动因

  

  在以往对破四旧的研究中,往往还忽略了另一因素,即隐藏很深的经济动因。众多警匪片给人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破案规律,即一个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其主谋或是主要责任者。在历史研究中,这一思路也许同理。

  1966底起,大量破四旧中被遣返的人员开始要求返回北京。于是,中共中央在1967年3月18日转发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颁布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该《办法》共10条,规定了10类不准返回北京、就地接受改造的人员。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6条中的“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资本家在文革中被扩大化为阶级敌人,还多少可以理解。但把“房产主”列入为阶级敌人的概念,也许是首次出现于中共中央文件。按照常理,解放初期大房产主被视为资本家对待,公私合营时其房产早已被改造过了。因此,这里的概念理应是指小房产主、小房产出租者。但是,这批人在建国初确定阶级成分时应当被定为小业主,并不属于阶级敌人的范畴。中共的阶级路线,从来没有将小房产主、小业主作为敌对势力的政策。但是,在这个《办法》中却将其与“地富反坏右”同等待遇。当然,可能为了避免被误解、引申,前面加上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前缀。不过这当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现象。“坚持”意味着以前就“具有”,否则怎么坚持?但是如果他们以前不是阶级敌人,何来的“反动立场”呢?

  根据这样一个逻辑,这些房产主如果以前不是阶级敌人,那么其反动立场只能是来自于文化革命之中了,准确地说,就是对待破四旧、抄家和遣返的态度了。第一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是“黑五类”,为何又会被抄家遣返?合乎情理的看,显然是与当年的住房紧张有关,从而导致对于收取房租、有剥削行为的房产主强行剥夺。第二个问题是,这批人如果不属于“黑五类”,怎样才能让红卫兵抄他们的家并遣返他们呢?这恐怕就应当归功于北京众多的派出所民警、居民委员会以及街道积极分子了。依据当年的理论,出租房屋的小房产主尽管属于轻微的、但依然是一种剥削行为。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没“渣儿”。其余的一切,都是可以依靠三寸不烂之舌解决的了。什么政治态度了、反动言行了、生活腐败了、攻击红五类了……那个时代这些可以信手拈来的理由,实际构成了所谓的“反动立场”了。

  另外,《办法》之所以强调了房产主,就说明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涉及一个批量级的群体。而他们即使在红卫兵的破四旧名单上,也应当属于错划、错抄更是错误遣返的一部分人。而他们却真实地成为了抄家遣返的对象。至于怎样形成了这一现象,就和它自身的可操作性有关了。关键的一点在于:当年的抄家、遣返是没有组织程序的,也不需要审批的,也不是某一学校的某一个组织可以做而别人不能做的,而是所有学校的所有红卫兵组织都可以做的。说得极端点,甚至是三两个有红卫兵袖章的一吆喝,跟上五六个人,就可以完成从打人、刑讯、批斗、抄家及遣返这样一个过程。说明这一点,也就说明了在当时的政治旗号之下实现某种其它经济利益,完全具有可行性。小房产主们遭到这样的打击,“黑五类”们的命运更可想而知。于是,打击面越宽,某些人的潜在利益就越大,这似乎是一种正比关系。当年土改分房、分地、分浮财的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说依然记忆犹新。因此,破四旧时对抄家和遣返热情最高的社会群体,恐怕倒并不一定是那些红卫兵了。

  这一中央文件的关键还在于强调了这批人遭到遣返并不准返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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