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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定东:现代城市社区的国家与社会:一个初步的分析

更新时间:2004-12-01 21:18:32
作者: 赵定东  

  

  内容摘要: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本文在批判与继承国内外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与社会双向亲和性分离的分析范式。这种亲和性分离关系建立在中国“伦理本位”、“权威本位”和“单位本位”这些中国社会基本自性基础上,中国转型期良性社会程序的建立和维持正是由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亲和分离。本文认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护关键在于市民的表达机制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表达机制源自市民的社会参与和沟通路径的依赖。目前城市社区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向两个方面转变:从传统的强制控制向沟通软控制方向转变,从传统的至高无上向与社会平等、亲和的方向转变。国家与社会的亲和性分离关系奠定了社会秩序良性基础。

  关键词:城市社区;国家与社会;亲和性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形成都是由个人、制度和文化三种动态关系所组成,那么一定的社会关系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1本文的分析就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分析基础之上。在当代中国城市社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渐完善,随着淹没社会的国家权力在诸如经济、市场等领域的有限退出,随着万能的“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市民与国家(政府)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大变化:一方面,市民的职业流向分布于国营、私营、外资、个体等多种经济所有制,市民对“单位”的依赖趋弱,对政府的指令依赖趋弱;另一方面,政府的职能角色定位发生改变,政府不能通过“单位”直接将其意志贯彻给市民。然而,在城市社区传统权威治理的“惯习”作用阴影下,政府(国家)需求以其意志来影响市民的行为,而同时市民(社会)也需求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二者都在寻求一个互需互求互连的路径,市长公开电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政府了解民意、市民参与政府决策的一个平台,换句话说,社会的巨大变迁与传统治理“惯习”加上都市这个特定的“场域”催生了政府与市民沟通的路径。

  

  本文所选择分析的C市(文中所提到的人名、地名按社会学调查的基本要求都做了加工处理)有四个基本的背景、特征:其一,它是省会都市,拥有621万人口,并且是一个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扩张起来的新城市,因而它没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二,它是新中国的老工业基地,曾是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骄傲,也是城市社区传统治理模式下的一个典范;其三,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下,它又是下岗职工集聚的地方,是全国研究下岗职工生活状况、前景取向的一个试验区;其四,它是一个在全国全世界都造成了一定影响的“邪教”发源地,其社会整合与稳定的秩序构建是全国关注的焦点。基于这四个特征,对于它的“市长公开电话”研究就赋予了更多、更独特的现实价值。首先,它摆脱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两种分歧,即国家中心主义和地方中心主义的矛盾。C市的特殊背景使之成为国家与社会相互需求、相互自发依赖的场域,在这里,国家的权力沟通与支撑离不开社会的强烈的支撑,同时社会的独立和扩张也离不开国家的帮助。其次,它是新建的老工业的基地,其人口来源包含了全国各地,是国家安排的制度流动与自发流动有机结合的产物,这种流动,打破了血缘、地缘等的传统束缚,使之更适合成为发育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场域。更重要一点,它的众多下岗职工及“邪教”的发源地独特背景,使之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独特地域。在这种独特场域中,市民为何、如何参与“市长公开电话”,参与之后政府决策权力的运作、政府和市民的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市民的参与输入能否产生相对应的政府政策的输出,而输出是否又产生了良性的市民的参与输入以及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迁和对良性秩序的形成有哪些作用等都是我们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对于C市类似特征地域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以及导致的秩序更是本文需要予以探讨的重点。

  

  一、本文的框架与概念

  

  本文欲以C市“市长公开电话”的社会功能为突破口,以“国家—社会”关系为分析模型探讨社会秩序的形成。“国家与社会”分析模型在当代学术界有三个基本范式:“多元”范式、精英范式和阶级范式2,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受到“集权主义”和“多元主义”理论模型的影响,“集权主义”比较注意国家控制方面,“多元主义”则重视非国家组织的发展,“国家和社会”框架可以说是这两个模型的具体延伸。社会学的研究多把国家和社会分为有关系的两个领域进行讨论,突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矛盾方面,(梁治平1996、杨念群1995、何增科1993、邓正来1999、愈可平1993、张静1999等)我认为这种分析是沿袭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分析范式,脱离了中国“单位”本位、“权威”本位及“伦理”本位的具体社会自性,本文采用的是国家与社会互为亲和性分离的分析范式,把国家与社会视为互为需求的一个整体,在整体中展开对秩序形成的讨论。

  

  我把秩序形成的宏观因素归结为三个方面:市民的参与意识、沟通的媒介、政府的治理体制。市民的参与意识归结于社会领域的觉醒程度,社会沟通媒介归结于路径依赖的选择,政府的治理体制归结于国家权力的使用范围。在秩序形成和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三者互为一体,同时三者又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亦即说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或者说只有社会与国家的亲和性分离选择才能促使良性秩序的形成。在具体分析中,表达机制、治理机制、秩序将构成本文的重要概念。三个概念来源于本文研究的三个理论假设。假设一,“市长公开电话”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民沟通的无奈举措,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社会治理形式新的表现。这表现在一方面政府很难很快地从传统“父母官”意识为主的发号施令的惯习中解脱出来,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单位”有些不适应,因而迫切需要一个沟通民间、树政府新形象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市民也未能摆脱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有难求官、求政府的习惯,二者的契结促使“市长公开电话”开通运行,这实际上是传统习俗的作用使然。假设二,“市长公开电话”是中国公共领域不成熟、社区建设不发达的一个产物,但在目前促进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市民的参与热情,有利于社会张力的释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形成。影响市民社会参与热情的因素很多,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客观方面诸如受教育程度、性别、职业地位、宗教信仰、户籍、治理体制等等,主观方面有诸如人格、认知模式、政治态度等等,我认为在诸多因素中,信息来源和认知模式最为重要。政府为了促使更多的市民积极参与市政建设,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如报纸、电台、电视、互联网络、公开电话等大众媒介)向市民传输有关市府决策、建设等的情报、动态和消息,但报纸、电台、电视等缺乏市民与政府的直接互动,互联网络绝非一般市民所能享用,“市场公开电话”开通的优越性就凸现出来,它不仅简单易行,而且与政府发生了直接互动,经过政府与市民信息的良性输入与输出,市民就能把社会参与理解为一种乐趣,进而形成人人充当献策者,人人关心市政建设,个个参政议政的良好局面;同时在市长公开电话这个平台上又促进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反过来,公共领域的发育与成熟又有力限制了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缓解了社会的部分张力,最终有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假设三,“市长热线”的长期运行助长了政府“父母官”传统角色的滋长,不利于社会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小政府、大社会”局面的形成,但有利于市民表达机制的建立。中国传统政府角色的理念是一种权威主义理念,在传统的权威主义理念中,政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政府的权力和权威来自理性的授予,是绝对至高无上的,政府的角色就是对社会进行控制,政府是社会的唯一权力中心,社会必须受制于这一中心,“市长公开电话”的一个功能就是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威干涉社会应该独自完成或由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拖延完成的事,当然也就不利于“小政府、大社会”局面的形成。因为“小政府、大社会”必须依赖三个条件:一是政府的高效率,二是社会的积极参与,三是政府与社会的有效沟通和良好关系,在这三个条件中“大社会”和市民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市民的参与就是表达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市长公开电话”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给予市民参与、表达自主利益的渠道,从这个意义上论,“公开电话”又促进了社会的发育和成长。

  

  本文将用这三个概念来界定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及导致不同关系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机制,从而揭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亲和性分离选择即秩序的形成来源于表达机制、治理体制和路径三者的不同组合,证明对于C市这种特殊背景的国家与社会的亲和关系来源于三者在中国特殊场域的特殊组合。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论证不在于肯定传统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或只见国家不见社会、国家权力全部渗透于社会的状况。

  

  二、C市“市长公开电话”个案概况

  

  C市“市长公开电话”开通于1989年,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全面开展业务,1996年市政府机构改革并入秘书处管理,1996年在市级领导班子“三讲”教育征求意见时,针对一些群众提出要强化“市长公开电话”功能的建议,于同年6月20日重新设建了“市长公开电话”办公室并申请特服号“12345”,1999年秋季利用因特网开通了《市长电子信箱》。1996—1999年该办公室由于人员配置、管理、设备等原因工作也一直未能完全开展起来。1999年划为市长直管,至此“市长公开电话”才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重新设建市长公开电话“目的不仅仅是要为群众解决几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使政府工作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市府2001总结报告)。

  

  C市市长公开电话办公厅为副局级管理的两个处级建制,拥有固定工作人员25人,办公面积200平方米,受理电话6部,办理电话18部,日受理数量570件左右,网络单位64家,一线网络工作人员2000余人,其包含了市所辖10县(市)区、4个开发区、24个政府有关职能部门、5个中直单位、9个企业集团、15个窗口单位和230个分支单位。出有刊物《市长公开电话简报》、《12345专讯》和《市长电子邮箱》。其开通宗旨为“上为领导分忧、下为百姓解难”(2001市长报告)1999年—2002年,市长公开电话共接市民投诉342922件,办理323375件,办结率94.3%;处理群众来信3008封,电子邮件64964件,办理省长公开电话交办1838件,出现场1100多次,召开各种协调会议百余次,下达书面催办单278件,向领导提供各类建议120余条。2003年共接市民投诉14381件,办结13837件。(《长春晚报》2004.4.15)

  

  其工作机制是整个系统统一指挥调度,纵横协调运作,上令迅速到底,下情马上到任。其工作方法是交办催办、现场办理、会议协调、领导鉴批跟踪办理以及重复投诉热点、难点问题重点办理。(市府公开电话—办公厅工作人员访谈录)

  

  市民投诉的渠道主要是电话投诉、电子信箱投诉、上访等,根据调查投诉的主要群体主要分布于高、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位于社会中下层的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和在岗、下岗的工人,外来流动人员。其中弱势群体占据了绝大部分。投诉内容我本欲按建议和意见两类进行统计,苦于档案登录不清或保存不全未能完成,但从其现存的材料中大致可以看出主要是噪音污染、垃圾清理、水污染、绿化、交通等城建方面及诸如住房回迁、工资拖欠、下岗补助、小区治安等一些积重难返的老大难问题,有关市政建议,政府大政建议和社区建设建议很少,尤其是有深度、有广度、全局观的建议更少。

  

  对投诉人员的意见反馈市府要求一般3-7天,市民投诉时间分布于上班时间、下班之后和节假日,电话投诉大多数集中于市府上班时间。

  

  三、本文的调查与分析

  

  本研究的调查主要是两种:文献的收集和个案的访谈。文献的收集主要集中在市府的报告、投诉登记单、处理反馈单;个案访谈分布于不同阶层的投诉人(包含了投诉后解决的,投诉后未解决的、未投诉等方方面面),典型事件的当事人。

  

  根据文献的统计,1999-2000年,C市“市长公开电话“共受理投诉111611件,交办83542件,办结71535件,当场答复咨询电话28069件,办理市长电子邮件2083封,处理群众来信120封,2000-2001年全年受理投诉126659件,办结120326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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