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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东:找回公平应有的地位

更新时间:2011-12-09 19:42:03
作者: 黄树东  

  

  公平与效益孰先孰后、是否存在矛盾、是否为了其中一个只能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这些争论一直以来都没有停止过。事实上,没有公平的所谓效益,是摧毁社会的高效率武器。在公平的旗帜上写有效益,而在效益的旗帜上未必有公平。

  

  找回公平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主张极端的私有化和极端的市场化,有一种理由:公平导致低效益。在汗牛充栋的新古典经济学著作里,根本没有提到结果公平。结果公平其实是属于弱势群体的,属于中下层的。公平和效益是什么关系?在西方,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不管公平。他们认为公平是规范,效益是实证;公平是价值选择,效益是实证选择。在他们眼中,公平和效益彼此矛盾,公平和经济增长不能兼得。在我国,也有些人认为,注重了公平,就牺牲了效益。为了经济增长,为了效益,只有牺牲公平,牺牲中下层了。

  为了替这种不公平的理论模式提供道义上的基础,有人还提出了所谓的“两部曲”蛋糕理论——先把蛋糕做大,再讨论如何切蛋糕。这个“两部曲”的蛋糕理论至少有四个问题。(1)它忘了吃蛋糕的人就是做蛋糕的人,分配不公降低了做蛋糕的人的积极性,蛋糕难以持续做大。(2)蛋糕分配不公,能吃蛋糕的没有足够的蛋糕,少数人又有吃不完的蛋糕,结果导致对蛋糕的总需求不足,使蛋糕不能持续做大。(3)那些蛋糕有剩余的人,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会利用手中没吃完的蛋糕带来的(经济社会)资源优势,阻止蛋糕的公平分配。所谓的“两部曲”,最后只能是“一部曲”。(4)吃不到蛋糕的人,忍无可忍时,可能铤而走险,一举把桌子推翻,甚至把桌子给砸了,导致经济体系崩溃。所以,这个蛋糕理论最终是一个既不公平又无效益的理论,弄不好做蛋糕的桌子都要被这种理论打碎。如果做蛋糕的桌子都被打碎了,还有什么效益可言?可见,归根结底,公平同效益分不开。

  看待公平和效益的关系,既需要着眼当下,也需要着眼长远;既需要经济选择,也需要道德判断。经济学是要为经济政策服务的。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经济政策更多的是利益博弈和价值选择的结果。经济政策不只是反映不同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不同阶层间经济利益的消长、财富的流动,直接导致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其中有很多价值判断。不讲道德、不讲价值选择的经济政策,是摧毁一个社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利益坐标,那些公开宣称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在做出政策建议的时候,背后的动力依然是价值判断和利益取向。极个别不讲公平的经济学家,其真正目的可能就是不要公平,不承认他人的利益。如果一个经济学家不讲道德,其所推荐的政策建议中必然有许多道德和利益的陷阱,他们的政策建议就可能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自利工具。

  既然是搞市场经济,那些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可以追求自己和自己委托人的利益,但提出政策建议的时候,千万不能不讲道德。政策建议中的数字,不是简单的符号,那涉及千千万万活生生的普通人;政策建议中的利益增减,不是简单的数字运算,那关系到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变迁。经济学家要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为人民服务”中吸取道德的良心。

  

  亚当·斯密并不提倡唯利是图

  

  那些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天天将亚当·斯密挂在嘴上,好像亚当·斯密就是不讲道德的鼻祖。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在成为经济学家以前,是道德学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家是他的兼职。在发表《国富论》以前许久,他就发表了《道德情操论》;发表了《国富论》以后,又再版了《道德情操论》。但是,他没有因为《国富论》而否定《道德情操论》。不仅如此,这位沉默寡言、终生未娶的经济学家,在道德践行上也是身体力行。在《国富论》发表以后,英王政府任命他担任类似海关职员的职位。这位提倡自由贸易的人,成了积极推行贸易壁垒的官员。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思想而妨碍国家的利益。他在任内极力杜绝走私,极力推动重商主义。比如,他曾经建议独立不久的美国不要搞现代工业,专心致志地搞好自己的比较优势——农业就行了。以至于后来有人指责斯密,说他提倡自由贸易是假,谋求英国利益是真。不仅如此,他还拿自己开了一刀——将他从欧洲大陆游历带回的许多衣服,全部焚毁。为什么?因为没有交关税。他不仅这样做,还写信报告上司,劝上司也这样做。真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拿自己开刀。这种道德践行,水平不低。

  当然,这些都不是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在那些天天念叨亚当·斯密的人眼里,似乎《国富论》提倡个人的私欲、贪婪和奢靡的生活方式。这些人有没有认真读过《国富论》?亚当·斯密在里面提倡过不讲道德吗?没有。完全相反,斯密没有原谅贪婪、腐化和以自我为中心,他提倡节俭,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想以效益取代道德。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认为,同情是推动仁慈的力量;在《国富论》中认为,“私利”是推动经济的力量。他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当然,亚当·斯密有一些空想,因为市场经济的确是由私利推动的,会导致物欲横流。所以,他没有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这个失败,证明了斯密笔下的那个完美的市场经济其实是一种空想。如果知道几百年后,有的经济学家会把他当成经济学不讲道德的挡箭牌,作为道德学家的斯密必定要愤怒,而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也是要郁闷的。

  

  中低收入者的处境才是衡量社会效益的最终尺度

  

  长久以来,有人将公平同效益对立起来。似乎贫富差距越大效益越高。其实,极端的不公平,就是极端的低效益。从宏观上看,公平就是效益。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的内需不足看出来。要提高总体经济效益,必须提振内需。欲提振内需,必须从解决分配不公入手。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导致经济的总体效益下降。

  公平同效益的关系,还体现在经济活动的目的上。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这就是“以人为本”。人们物质文化需求满足的程度,是衡量这个经济体效益高低的最终标准,而不是单纯的GDP。以相同的投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求的经济体,才是一个高效益的经济体。如果大多数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成为闲散资本,而大多数人又处于有效需求不足,许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境地,这个经济体当然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体。我曾经向许多朋友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有两个在所有方面都完全一致的经济体,它们的GDP规模都是14万亿人民币,唯一的差异是:A经济体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0.35,而B经济体的基尼系数为0.5,请问这两个经济体哪一个更有效益?所有朋友都脱口而出:A是一个更有效益的经济体系——还真没有悬念。

  其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社会经济效率不是由平均收入衡量的,而是由平均收入与基尼系数共同来衡量的。只有当GDP增长的同时,公平程度也增长,社会效益才得到提高。阿马蒂亚·森属于福利经济学派。福利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对待收入分配上观点是有分歧的。后者认为只要按要素分配就是效益;而前者却认为,只有当货物被分配到那些能从中获得最大效用的人手上,才能获得社会效益。比如有100元钱需要分配,新古典经济学家说,必须按要素分配,结果其中大部分都被有钱人拿走了,他们认为这就是效益。而福利经济学家认为,不对呀,你应该将这100元钱中的很大一部分分配给穷人,因为这笔钱给穷人带来的边际效用更高、更有用,他们认为这才是效益。这就是二者的差别。

  约翰·罗尔斯也是一个偏向穷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只有当穷人的效用被最大化的时候,社会效益才能最大化。他认为,社会效益与社会中最穷的人有关。所以,实现社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途径,就是使社会中最穷的人的收入最大化。注意,这个“最大化”,同微观经济学中的任何“最大化”一样,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

  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是有道理的。在收入分配极端不公的情况下,调整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本身,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这件事本身,就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同样1元钱带给穷人和富人的满足程度是不一样的。1元钱收入的增加带给贫困阶层的边际效益的增加,要远远高于1元钱收入的相应减少带给富有阶层的边际效益的降低。让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多分配到一碗饭所带来的正边际效益,要远远高于豪门减少一碗饭所带来的负边际效益,从而增加了社会的总体经济效益。

  

  公平正义不会导致平均主义

  

  大力提倡公平正义,会不会导致平均主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市场经济每时每刻都在大量地制造收入不公和贫富悬殊。不公平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例如,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个人收入的最高累进税率高达91%,这并没有导致平均主义,美国当时的基尼系数依然在0.37—0.39之间,比中国改革开放前要高出许多。调整收入分配,只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市场经济不公平的破坏性,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导致不公平的本质。

  搞市场经济,要患不均。如果我们将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比较一下,正确的方法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偏重于讲差异;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应当偏重于讲公平。所以,在市场导向改革初期,“讲差异”符合历史要求;但是,在市场经济导致差异已经很大时,再继续沿用“讲差异”的思路,就违背历史要求了。在这个时候,要“讲平均”。这样才是实事求是,从国情、从生活出发。为中国所有阶层计,当代中国不能让少数人将公平和效益对立起来。不能以此为借口,为解决贫富悬殊设置障碍。

  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益。最大的不公平带来最大的低效益。衡量社会经济效益的标准,不是利润或利润率,也不是GDP,是中低收入者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公平同效益的统一是经济学里面最大的群众路线。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经济政策、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发展才可能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只有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才可能站在历史的一边;只有包容了大多数人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才是以人为本的增长,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增长。政府要一心一意谋求社会的公平,中下层人民要理直气壮地争取自己的公平。所有为公平而奋斗的人们,要理直气壮地宣称:争取公平就是争取效益。没有公平的效益,对大多数人而言毫无意义,那只是少数人的效益。

  

  (作者: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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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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